正是在伦敦，我找到了写作的自由与动力。我们于1958年11月搬到这里。那时我已有了两个孩子——卡罗和萨莎，他们就像外婆家的牧羊犬那样，虽然整日打闹嬉戏，却始终结盟对抗令他们困惑的成人世界。
送孩子们上学后，我会飞奔回家写作，坐在他们深深的卧室中宽大的窗台前，用从爱尔兰带来的名为“Aisling”（意为梦境或幻象）的记事本写作。有次，一只昆虫，一只小蚊蚋，从装订线里爬了出来，吓得我惊跳起来，那一瞬，我仿佛被拽回了德鲁斯伯勒的乡野。记忆的潮水，以及比记忆更强烈的感受汹涌起来，让我全然忘记自己正身处伦敦一栋半独立式住宅，窗外的小后院正对着另一个小后花园，以及一片相同的红瓦屋顶住宅群。阴郁的郊区景象。
文字喷涌而出，如脱粒日那天麦粒从秆上滚落一样，坚硬的燕麦粒顺着滑道滚落，被装进袋子，谷壳四处飞扬，钻入人们的眼睛，他们不得不提高嗓门，才能盖过机器的轰鸣声彼此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