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9月，第一批树叶已经飘落，零星几片堵塞了他那辆古董雷尔顿车的格栅。稀薄的雾气填满公共绿地边缘的沟壑，又化作零散的阴影漫上路面，我在桥上停车沉思。其实没什么好思考的，只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我抛弃了他们，合法地。我俯身桥栏，望着漆黑水面，夏日里，垂钓者坐在野营凳上耐心地给钓鱼竿装线。如同凝视深渊般，我宣泄着麻木而受阻的愤怒。我仍幻想着戏剧性的转机：孩子们或许已逃脱，正沿路向我奔来。此生我只会再看到那座桥一次。
问题是我要去哪里。我借的钱几乎用光了。手头还剩几先令，但不够租一间房，即便前方出现“住宿加早餐”的招牌。虽然在伦敦生活了近四年，我对这座城市却知之甚少，只见过舰队街的酒吧、出版社办公室的巨型会议室、社区诊所的候诊室，以及学校大门。我甚至没有足够的钱返回伦敦北部去睡那张充气床垫。
我发现自己正朝帕特尼走去，因为泰德·阿兰住在那里。在街道上，我可以躲在行人身后，但走过温布尔登公地那段长路时，恐惧开始成倍滋生。细微的声响。草丛里窸窣的窜动。一簇高大的蕨类植物中暗藏活物，我跑开时，鞋子差点陷进缠结的草茎中。所有对黑夜的恐惧与不祥预感都凝聚在那一夜、那一次独行中，公地边缘稀疏的路灯，每个臃肿的阴影里都潜伏着危险。我想我或许可以一死了之，但某种力量却推着我继续前行。
帕特尼高街上熙熙攘攘，咖啡馆里人头攒动，电影院外排着长队，空气中飘来炸薯条温暖而微带醋香的气息。
我一路走到桥边，路灯的光束穿透雾气直射入水中。1787年，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这座桥的某处，因感到被情人吉尔伯特·伊姆雷抛弃，浸湿裙摆，投河自尽，最终却狼狈地从淤泥中被捞起。站在此处，我能望见泰德·阿兰居住的那片公寓楼群，但无法确定他那扇窗是亮着灯，还是隐没在黑暗中。那晚，这里是我唯一的避风港。
在街道拐角处，通往迪欧达路的路口前有家拍卖行，我盯着那些二手家具出神了至少一刻钟，也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