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律师为人友善，却显得有些茫然无措，正低头盯着笔记。丈夫的辩护律师随即传唤他做证，他敏捷地登上证人席，手按《圣经》宣誓。他情绪激昂，宛如一位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重要角色的演员。他向法官陈述，已将证据归为三类：我的品行、我对男性的态度，以及我的写作。我突然想到，倘若摩尔·弗兰德斯坐在那个法庭上，她赢得监护权的胜算或许都比我大。
他说，我最近的书《八月是个邪恶的月份》让克拉夫特—埃宾笔下那些对变态和疯子的描写都相形见绌。这本书在南非被禁，理由是“令人作呕、下流且淫秽”。当我看到他递给书记员一本，封面和封底还印着斯诺顿勋爵拍摄的两张迷人照片时，我不禁发起抖来。我对婚姻的态度确实可以从书中窥见，正如他此刻挥舞的那本杂志一样，标题极具煽动性——“奥布莱恩向婚姻的彩绘玻璃窗扔了一颗燃烧弹”。我在文章中提到，婚姻誓言应该重写，以偏向妻子；这在满屋子男性面前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然而，他论点的核心是，我其实根本不想要孩子，他们只是我生活中的“装饰品”。面对一周七天都要照顾他们的责任，我会退缩并消失数月，我以前就这样干过，抛弃他们后不久逃到美国。我的律师每听到一次证据披露，脸就越来越红。打这场监护权官司是我对男性复仇的又一例证，也是我精神分裂的一面——觉得必须与世上所有男性元素对抗。从性瘾者突然变成厌男者。他信誓旦旦地向法官保证，若孩子判给我，那他们将会被母爱窒息，成为情感病态的同性恋者——那恰是我最钟爱的人群。法官被要求阅读《八月是个邪恶的月份》中的一个段落，他略显不耐烦地照做了；随后又翻了几页，合上书，环视四周道：“在我看来，九岁和十一岁的男孩对这种文学不会感兴趣。”
我的律师随即被询问是否希望传唤我做证，听闻他婉拒后，我发现自己已然起身，话语不受控制地倾泻而出。我未走向证人席，直接说我如果不深爱他们，我如果不渴望他们，断不会如过去三年那般拼死抗争。律师问是否还有其他陈述，我只是摇头，无力反驳那些接踵而至的指控。我坐下的时候，不仅双耳灼烧，连垂挂花序的金耳坠也疯魔般发烫。
法官检阅双方律师大量的笔记时，法庭陷入沉默——他时而凝视纸页，时而陷入沉思，任由黑绳挂着的眼镜滑落鼻梁。我确信自己劫数难逃。这短暂的等待竟漫长得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