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她向我提起自己在都柏林有位富有的姑妈，名叫杰拉尔丁，住在福克斯罗克。每年春天，杰拉尔丁姑妈总会雷打不动地邀请她去巴伦国家公园，看从石灰岩板缝里钻出的野花。整片土地仿佛被花朵腌渍过似的——没错，就是腌渍——细茎上缀满花朵，白的、带斑点的、蓝的。最动人的当属龙胆花的蓝。她说从利斯敦瓦纳的一家酒店坐上轻便马车出发，一路走走停停，饱览这场色彩盛宴，实在是妙不可言。
“那种蓝。”她说着，仿佛整个人都融化在了蓝色里。那抹蓝，就像我在伊斯坦布尔清真寺内殿见过的，也像我们母亲和祖母往漂洗盆里倒的利洁时牌靛蓝染料——既能让亚麻布焕然一新，又添几分淡雅色调。她说，和杰拉尔丁姑妈乘马车旅行的妙处就在于，那些画面会永远烙在记忆里：蓝色的野花，被大西洋怒涛雕琢出的岩座，还有海岸边一条永远追着皮球跑的狗。
她随后提到，60年代时，她常在伦敦街头看到我——戴着华丽的长耳环，穿着拼色麂皮外套——想象我过着怎样精彩的生活。那时的“我”有太多版本：她眼中见过的那个我；与伊莎贝拉——那位高地占卜师——一起坐在古董集市垫子上的我，她的水晶球像木乃伊般裹着一层又一层布，我仿佛在德尔斐神谕前等待；还有那个始终未能克服游泳恐惧的我，尽管我曾在附近的公共浴池跟一位教练学习，他站在池边握着绳子让我紧抓，总相信我们在进步，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在告别前，我提到刚看过《忘梦洞》。“画面很震撼吧？”她说。她昨天才看了这部电影。我说听到那些足迹的故事时感到伤感，两个人，或许相隔千年，永远无法相遇。“不是两个人，不是一男一女，而是一匹狼和一个孩子。”她轻声说道，仿佛不愿冒犯我。她的话如箭般击中了我，让我意识到，在那个黑暗的洞穴里，男人与女人分离的足迹唤醒了我心中一份如此强烈的爱——它虽未绽放，却也未曾消亡，就这样在隐秘的黑暗中生生不息。
我们即将分别，她说我们肯定还会再见，我说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