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奇怪的妥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即任何行动都既把人当作手段又当作目标，既当作外部客体又当作内心天地，通过这种妥协，人们一般只注重数量上的考虑；拯救十个人的性命总归比拯救一个人的性命更为重要。这样，人们便把人当作目标来看待，因为将数量作为价值，那就是重视每个单位的正面价值，但这也等于将价值看成了可量化的东西，因此也就将价值看成了外在物。我结识过一个康德理性主义者，他热烈地支持一个观点，即选择一个人的死亡和让一万人死去是同样不道德的；在一定意义上，他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在每桩谋杀中，丑事是全部的；一万人死亡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个体死亡的一万个翻版；任何乘法都不能控制主体性。但他又忘记了对某个作决定的人来说，人确实是被当作物体呈现出来的，可以数出他们的数量；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对大多数人的拯救是合乎逻辑的，虽然这个逻辑不免会导致一种丑闻式的荒诞。此外，数量问题的这种地位是非常抽象的，因为人们只参考数量就作选择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些犹豫不决的人们，他们在社会中各有职责。一位珍惜士兵生命的元帅会把士兵的生命当作人类物资来节约，他认为这是有用的，要将物资留到后续的战斗中使用，或留到国家的重建中使用。但有时候，这位元帅也会处死数千平民，即使他们的命运与战争毫不相干，为的是要保住数百名士兵或数十名专家的生命。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即大卫·鲁塞在《死亡一百天》中描写的情况：纳粹分子强迫集中营的负责人，要他们自己指定哪些关押犯可以送进煤气室；政治犯们则接受了这个职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选择的有效原则：他们要保护属于自己政党的政治犯，因为这些忠于某个事业，即他们认为忠于正义事业的人们，他们觉得最需要予以保护。众所周知，人们曾经多次指责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偏心；然而，既然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场残酷的屠杀，那么惟一可以采取的立场，就是在最可能的范围内将这种残酷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