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该把历史看作一个理性的整体，也不能把世界看作理性的整体。人，人类，世界，历史，根据萨特的说法，是一些“被非总体化了的总体”，也就是说，相互的分离并不排斥相互的关系，反之亦然。世上只存在通过特别个体存在的社会；同样，人类的历险是在时间的背景下展现的，一次次都是有限的，况且所有历险都向未来的无限性开放着，通过这种开放性，它们的特别形象能够投入其中而不致自我毁灭。这样一种观念并不否定一种历史的可理解性；因为说精神应该在非连续的偶然荒诞性和连续的理性需要中做出选择，这是不切实际的；相反，精神应该在世界的惟一背景中分离出一种协调整体的多样性，反过来，也应该在世界理想的统一视角中理解这些整体。我们用不着提出理解问题和历史因果问题，而只需在时间形式中见证可理解的连贯性的在场，以做出可能的预见，同时做出行动。而实际上，不管人们所加盟的是什么哲学，或我们的不确定态度表现出一种客观的和根本的偶然性，或这个不确定性表现出我们面对严格的必要性时的主观性无知，其实际态度都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决定一个行为的机遇，衡量它的效率，而不必知道在场的全部因素。这如同一位学者，为了解一个现象，他用不着等待业已完成的科学向他普洒光芒；相反，在弄清现象的过程中，他正在为构建该科学作出贡献：这样，行动的人为了做出决定，就不再等待一个完美的认识来向他证明某个选择的必要性；他必须首先做出选择，以此致力于塑造历史的工作。这样一种选择并不比一种假设更具有任意性，它既不排斥思考也不排斥方法；这种选择也是自由的，当然也带来一些风险，必须把它们作为风险来承担。人们总是在黑暗中才能看到精神运动的喷发，才能把精神称为思想或意志。而说到底，有没有一门历史的科学，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因为这门科学只有在未来结束时才能真正发明，而在每个特别的时刻，无论如何必须在怀疑中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