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忽然有一只大如椅子的手伸出来，像抓一团泥巴一般抓住我的肩膀。那只大手把我抓进门里，将我拎上一级台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张大脸，接着，一个深沉而柔和的声音轻轻对我说：“这儿发生谋杀案了，是吗？帮我把那小子捆起来，伙计。”

赌桌上的声音忽然停止了，上面的灯也一下子熄灭了。屋里倏地静得让人觉得很沉重。一双双眼睛盯着我们，那都是栗色的眼睛，嵌在一张张灰色或黑色的脸庞上。同时，还有一个个脑袋慢慢地转过来，上面的眼睛在一种死一般的沉寂中冷冷地盯着我们。

他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听着，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沮丧。他挂了电话，在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什么，眼睛里闪出一丝微弱的光，就像积满灰尘的走廊尽头的亮光。

我的直觉模糊得像人行道上飞舞的热气。

“嗯。”她的声音像病人起床一样从嗓子眼里挣扎出来。

我看了看那台收音机，坐到一个小沙发上。她看到了我看收音机的动作，她的表情和声音里露出一种虚假的热情，淡得就像中国人的茶。

这句话像黑夜里射出的子弹，没击中任何东西。

我这人真卑鄙，但是我喜欢我自己。

他们在那一年的挂历上印上了伦勃朗的画。因为印刷套色不佳，这幅自画像显得脏兮兮的。画里的伦勃朗拿着一个脏兮兮的调色盘，手指也是脏兮兮的。他还戴着一顶黑巾帽，看上去也不怎么干净。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画笔对空比画，看起来好像谁付他点钱，他就会画上几笔。他的脸看起来上了年纪，露出松弛之态，是对人生嫌恶和酗酒的结果。不过，我喜欢这画里流露出的苦涩的愉悦感，而那双眼睛就像露珠一样晶亮。
下午四点半，我正隔着办公桌看着画中的伦勃朗，电话突然响起，我听到了一个冷酷、骄傲又自我感觉良好的声音。我拿起话筒以后，那声音慢吞吞地问：“你是那个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
“说对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时，我抵达了蒙特马·维斯塔区。水面上依然粼粼发光，长而柔和的波浪徐徐游动，拍打着岸边。波浪上有一群像轰炸机一样排列的鹈鹕在飞翔。一艘孤单的游艇正向湾城的游艇港驶来，远处则是紫灰色的空旷太平洋。
所谓蒙特马·维斯塔区，是指沿着山脊排列下来的几十幢大小形状不同的房子。它们看上去像是颤颤巍巍地挂在山脊上，我感觉如果有人大声打个喷嚏，它们就会被震落到海滩上的食品小贩中间。

我在湿冷的台阶上坐下来，拍掉鞋面上的风沙，等着我剧烈跳动的心脏慢慢降低跳动频率。当呼吸逐渐恢复正常后，我松松贴在背脊上的衬衫，朝那栋亮着灯光的房子走去，那是这里唯一一栋能在这个距离内将呼喊声传过去的房子。

我点燃一根骆驼牌香烟，从鼻子中喷出烟雾，眼睛则看着一个发亮的金属雕像。这个雕像有着平滑圆润的曲线，当中有浅浅的皱褶，两旁则多隆起一块。这时，马里奥特也注意到了我在看它。
“有趣的东西，”他一副不经意的模样，“我前两天才买的，是阿斯达·戴尔的《黎明的灵魂》。”
“我还以为是克洛普斯坦因的《屁股上的两个肉瘤》呢。”我说。
林赛·马里奥特的表情像刚吞下了一只蜜蜂，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脸色缓和下来。
“你的幽默感很特别。”他说。
“不是特别，”我说，“是不受束缚。”

他的手指滑过钢琴光亮的表面，脸上的表情有如做梦一般，看样子光滑的触感让他很有愉悦感。

屋里非常安静，从远处传来某种声音，像是波涛拍岸，也像汽车呼啸着开过公路，或是风吹过松树林梢。而从远远的下方传来的声音，自然是海浪的声音。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倾听，陷入久久的沉思中。

高速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的灯光在来往两条车道上连成两道光束。那像一粒粒爆米花似的汽车轰隆轰隆地向北滚动，车身上挂满了绿色和黄色的小灯。我们这样开了三分钟后，就在一个很大的加油站旁转进内陆，继续沿着小山陵中弯弯曲曲的路行驶。这时，周围安静多了，空气中甚至有一些寂寞的感觉，还可以闻到山脚海草和山里野生鼠尾草的气味。山上稀疏地缀着一些透着黄色灯光的窗户，仿佛树上挂着的最后几个橘子。车子一部部陆续开过，在路上洒下冷冷的白光，然后又隆隆驶进黑暗中。远处天边，一缕缕雾气似乎在追逐着星星。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但我仍在等待着什么新的声音。周围仍是一片沉寂，我一个人似乎拥有那整片空荡。

我身后的脚步声紧紧地跟着我，那手电筒光照在我的前面替我引路。除了脚步声和那女孩的呼吸声，周围没有别的声音。我没有听到我自己的呼吸声。

我喜欢她声音里透出来的冷静沉稳，我喜欢她的大胆。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黑暗里，好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说话。我可以看到灌木丛和天空中的亮光。

二十分钟后，我冷得像青蛙、惨绿得像钞票一般走进了警察局。

外面的雾气少了很多，天边的星星亮得像黑色丝绒上人工镶上去的金属星星。我把车开得飞快，我很想喝一杯，但酒吧这时都关门了。

鼠尾草的气味从峡谷中飘来，使我想起了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和一个死人。零零星星的灰泥房平平地嵌在山的另一边，活像一个个浮雕。然后就没有房子了，只有黑沉沉的山丘和天空中一两颗早亮的星星，还有那条窄窄的水泥路。水泥路的一边是深深的山谷，那里长满了栎树和常绿灌木。如果你停下车来静静等待，会听到鹌鹑的啼叫。路的另一边是自然形成的土坡，土坡的边缘上蹦出几朵顽强的野花，像不肯去睡觉的顽皮孩子一样。

我坐下来，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并没把它点燃，只是让它在嘴唇上转动。我仔细地打量他。他又瘦又高，身子直得像一根钢管。那一头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白发，就像是从丝绒中抽出来的细纱。他的皮肤细嫩得像玫瑰花瓣。他的年龄很难猜，三十五岁和六十五岁都有可能。他的头发直直地往后梳，侧面美得像大明星巴里摩尔。他的眉毛是乌黑的，和墙、天花板、地板的颜色一样。他的眼睛深不可测，有如梦游者的眼睛迷蒙而深不见底，给人的感觉又好像我曾经读到过的对一口井的描述：那口井在古堡中存在了九百年，你可以丢一粒石子进去，然后等待着，静静倾听。当你快要放弃等待，笑着准备转身离开时，突然，一个微弱的溅水声从井底传来。那声音是如此轻微、遥远，你简直难以相信有这么深的井存在。
他的眼睛就像那口井一样深沉，而且没有表情、没有灵魂，可以看着狮子将人撕裂而不为所动，也可以看着别人在烈日下被钉在木桩上嘶叫、眼皮被割掉而无动于衷。
他穿着一件双排扣黑色西装，剪裁精致得有如艺术家的手笔。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的手指。

“我可以教训你，”他用他那轻柔的声音说，“但何必呢？你只不过是卑微世界中的一个卑微小人物，就算在你的身上射个洞，你也还是那种货色，对吗？”他微笑着，那笑容是如此美丽。
我用尽全身力气朝那微笑的脸咚地挥了一拳。
结果还算差强人意，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血从他的两个鼻孔中流了出来。他稳住脚步，直起身子，又举起枪。
“坐下吧，孩子，”他轻声说，“我马上会有访客来。我很高兴你打了我，这反而帮了我大忙。”
我摸索着找到那张白色的凳子坐下来，把头垂到那张白色的桌子上，挨着那个乳白色圆球，它现在又发出了柔和的光。我把脸贴在桌面上，看着旁边的圆球。那灯光使我着迷，真是很漂亮的灯光，柔和的灯光。
我的身旁及身后一片死寂。
我猜我就那样睡着了。我将带着血迹的脸贴在桌面上，那个纤瘦美丽的恶魔手里拿着我的枪，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她端着那杯酒回来了。她的手指碰到了我的手，凉凉的，大概是她端着那杯冰凉的酒的缘故。我握着她的手，然后又慢慢不舍地放开了，那感觉就好像在山谷中做了个美梦，却被刺眼的阳光逼得非醒来不可。

我终于到家了，到了一个沉睡的世界，这里安全得像熟睡中的猫。

“在湾城。”他缓缓地说。
“那名字听起来像一首歌，在脏浴缸里唱的歌。”

我站起来，走到房间角落里的水池旁，往脸上浇了些凉水。过了一会儿，我感觉舒服了一点，但只是一点点而已。我需要一杯酒，我需要很多人寿保险，我需要一个假期，我需要一个乡间的家，但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件外套、一顶帽子、一支枪。我把衣服穿好，把枪套好，走出了房间。

我离开了他，想着自己为什么首先就找了他。那只是直觉。直觉有可能欺骗你。在某个瞬间，你带着满嘴的直觉醒来，不闭上双眼把菜单琢磨透就不能点一杯咖啡，那只是直觉而已。

我又看看他。他有一双你从未亲眼见过但听闻已久的所谓紫罗兰色的眼睛，几乎接近紫色了。它们就像一个女孩，一个可爱的女孩。他的皮肤柔滑如丝，是淡红色的，是永远也晒不黑的那种淡红色，它实在太娇嫩了。他比海明威块头还要大，而且比他年轻很多。他又不像驼鹿马洛伊那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灵活。他头发的颜色是泛着金色的红色。但除了那双眼睛以外，他的脸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完全像个农夫，没有那种不自然的、抢眼的英俊味道。

“我很害怕，”我突然说，“害怕极了。”
雷德减慢艇速，让它随着海浪的起伏上下颠簸着，仿佛底下的水流动不已，艇还停留在原位。他转过脸看着我。
“我害怕死亡和绝望。”我说，“我害怕黑色的海洋。我害怕淹死的人的脸，还有上面有两个空空的眼窝的骷髅头。我害怕死去，害怕不存在，害怕找不到一个叫布鲁内特的人。”

我把事情说给他听了，说了一大堆不该说的话，这一定是因为他的那双眼睛。
最后，他想了想，然后慢慢地说了很长一段话。他的话语中好像有一缕一缕的雾气，听上去比实际上显得更有智慧，但可能不是这样。

周围雾蒙蒙的，使这一切看起来很虚幻，而空气湿冷得就像消散了的爱情。

“我应该从甲板上跳下去。”我拿出钱包，“我觉得这值得多付点钱。拿去吧，把我的尸体当成你自己的那样处理吧。”
“你不再欠我钱了，朋友。”
“我是在付回程的费用，即使我可能用不着。快拿去，免得我哭出来。”
“需要帮手吗？”
“我需要的是巧舌如簧，而现在我的舌头笨得很。”
“把你的钱收回去，”雷德说，“你已经付过回程的钱了。我看你是有点害怕。”他抓住我的手。他的手坚实有力、温暖而又有点潮湿，“我知道你害怕。”他低声说。
“我能克服，”我说，“我有我的方法。”

“我想要——”我开口了。
“对不起，那不重要，对吧？”
他又像只猫一般温和地微笑，他那双懒洋洋的黄眼睛半闭着。

我闭上眼睛。房间里似乎有一条船在颠簸，静止不动的空气中好像飘着雾气，还有海风沙沙作响。我闻到了废弃的货舱的腐臭气味，闻到了引擎的气味。然后，我看到一个穿着紫色衬衫、戴着他祖父的眼镜的意大利人在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下读着什么。我在一个通风管道里不停地爬，爬到了喜马拉雅山，来到山顶，却发现四周都是拿着机关枪的人。我又和一个小个子却很有人情味的黄眼睛男子说了话，他可能是个恶棍，也可能比恶棍更坏。我还想到了一个红头发的大个子，他有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他可能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人。
我停止思考，一些光点在我紧闭着的眼皮后移动。我跌落在太空中；我是一个从徒劳无益的探险中回来的头号大傻瓜；我是一个价值百元的炸药包，爆炸时却无声无息；我是一只长着粉红色脑袋，正沿着市政府大楼的墙壁往上爬的甲壳虫。
我睡着了。

“证据，”我说，“永远是相对的。它是由占绝大多数的可能性构成的，而且要看你怎么理解它。……

“你这么能干，”她说，“这么勇敢，这么果断，收取的报酬却这么少。人人都用棍子敲你的头，掐你的脖子，揍你的下巴，给你注射麻醉药，但你仍旧不屈不挠，并且找准机会出击，直到把他们击败。你为什么这么出色？”
“继续说下去，”我大声地说，“多说点吧。”
安·赖尔登沉思着说：“我希望你吻我，你这个浑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