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在90年代中期，整个彼得堡都很向往巴甫洛夫斯克，就像向往某一片乐土。机车的汽笛和铁道的响声与《1812序曲》那爱国主义的强音混合在一起，在被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施坦所统治的巨大车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长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与这味道相逢的，是小吃部浓浓的油烟、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
结果是，我们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全年都住在冬天的别墅里，住在这座老太婆一般的城镇里，这座俄国的半凡尔赛宫里，这是一座宫廷侍卫、四等文官寡妇、红头发的警察官和患结核病的教师们（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被认为更有利于健康）的城市，这是一座因受贿而购得私人别墅的受贿者的城市。哦，在这些年中，菲格纳失了声，当时流传着他的一张复合照片：照片的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那时，《田地》《世界处女地》和《外国文学导报》杂志被精心地装订起来，压弯了书架和铺着绿呢面的小桌子，长期构成市民图书室中的基本收藏。
——《时代的喧嚣》
彼得堡匀称的全幅蜃景，都只是一场梦，一个蒙在深渊上的辉煌的面罩，四周却绵延着犹太式的混乱，没有故乡，不是家园，而只有混乱，一个陌生的、还在腹中的世界，我来自那个世界，我恐惧它，我朦胧地猜透了它，我在逃避，一直在逃避。
犹太式的混乱挤进了一户彼得堡石质住宅中所有的缝隙，其表现为：倾塌的威胁，房间里一个外省客人的帽子，扔在尘封的书柜上、被压在歌德和席勒之下的一本没读完的《创世记》中的批画，一小片黑黄色的宗教仪式的残片。
一个强壮的、脸色红润的俄国年头在日历上滚动，带着染了色的彩蛋、枞树、芬兰小铁马、十二月、谷扇和别墅。可是，幽灵却在这里糊涂了，——九月里的新年和没有欢乐的奇异节日，这些节日那奇怪的名称会使听觉难受：“罗什-加沙那”和“约姆-基普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