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在90年代中期，整个彼得堡都很向往巴甫洛夫斯克，就像向往某一片乐土。机车的汽笛和铁道的响声与《1812序曲》那爱国主义的强音混合在一起，在被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施坦所统治的巨大车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长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与这味道相逢的，是小吃部浓浓的油烟、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
结果是，我们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全年都住在冬天的别墅里，住在这座老太婆一般的城镇里，这座俄国的半凡尔赛宫里，这是一座宫廷侍卫、四等文官寡妇、红头发的警察官和患结核病的教师们（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被认为更有利于健康）的城市，这是一座因受贿而购得私人别墅的受贿者的城市。哦，在这些年中，菲格纳失了声，当时流传着他的一张复合照片：照片的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那时，《田地》《世界处女地》和《外国文学导报》杂志被精心地装订起来，压弯了书架和铺着绿呢面的小桌子，长期构成市民图书室中的基本收藏。
——《时代的喧嚣》
而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什么呢？他们是《田地》的附录。他们的外貌兄弟般地一致。硬纸板的封皮，蒙着一层薄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处躺着一个像墓碑一样的禁忌，人们于是说他“沉重”；屠格涅夫则是完全明白、公开的，带有巴登-巴登、《春潮》和慵懒的交谈。但是我已知道，这种屠格涅夫式的安宁生活，已经不存在了，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