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在90年代中期，整个彼得堡都很向往巴甫洛夫斯克，就像向往某一片乐土。机车的汽笛和铁道的响声与《1812序曲》那爱国主义的强音混合在一起，在被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施坦所统治的巨大车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长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与这味道相逢的，是小吃部浓浓的油烟、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
结果是，我们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全年都住在冬天的别墅里，住在这座老太婆一般的城镇里，这座俄国的半凡尔赛宫里，这是一座宫廷侍卫、四等文官寡妇、红头发的警察官和患结核病的教师们（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被认为更有利于健康）的城市，这是一座因受贿而购得私人别墅的受贿者的城市。哦，在这些年中，菲格纳失了声，当时流传着他的一张复合照片：照片的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那时，《田地》《世界处女地》和《外国文学导报》杂志被精心地装订起来，压弯了书架和铺着绿呢面的小桌子，长期构成市民图书室中的基本收藏。
——《时代的喧嚣》
你们想得到时代的钥匙吗？你们是否想读一本被触摸得滚烫的书，一本无论如何也不想死去、像活物一样躺在90年代狭小棺木中的书，一本其书页或由于阅读或由于别墅长椅上的日晒而提前发黄的书，一本第一页就使一名梳着灵感发型的少年所具的那些特征、那些构成圣像的特征显露无遗的书？望着少年纳德松的脸庞，我因这些特征同时具有的真正的热烈和全然的呆滞、近乎死板的简朴而感到吃惊。整本书不就是这样的吗？时代不就是这样的吗？把他送到尼斯去，让他看看地中海，他还是会唱着自己的理想和苦难的一代，——他只会添加上一只海鸥和一道浪峰。请别去嘲笑纳德松气质，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的谜，实际上，它的声音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理解他们理解了什么，我们听不到他们听到了什么。他是谁，这个带有一个永恒少年无表情特征的死板的僧侣，这个青年学生们、亦即数十年间的民族精华们所崇拜的、富有灵感的偶像，这个学校晚会上的先知，他是谁？多少次了，我虽知道纳德松很糟，却仍读完了他的书，努力想听到他的声音，像一代人对他的倾听一样，抛弃了当今的诗的高傲和因这名少年对过去的无知而生的遗憾。在这里，纳德松的日记和书信帮了我的大忙：自始至终，文学的农忙期，蜡烛，鼓掌，热情洋溢的脸庞，一代人围成的圆圈，中间是祭坛——一张摆着一杯水的朗诵者的小桌。就像滚烫的玻璃灯罩下夏日的昆虫，整整一代人都在文学节日的火焰中被烫伤了，烤焦了，戴着隐喻的玫瑰花环，而且，聚会者还具有崇拜的性格和牺牲自己为一代人赎罪的性格。来到此处的，是那愿分担一代人的命运直至死亡的人，那些高傲的人则留在了丘特切夫和费特一边。实际上，整个庞大的俄国文学都在摆脱这患肺痨病的一代及其理想和保护神。给这一代人留下的是什么？——一些纸玫瑰、学校晚会上的蜡烛和鲁宾施坦的船歌。维尔诺的80年代，如母亲所转述的那样。到处都是一个样：十六岁的女孩在尝试着阅读斯图尔特·穆勒，明朗的个性和毫无表情的特征十分显眼，她们频繁地踩着踏板，僵硬地弹着钢琴，在公开的晚会上演奏狮子安东的新作品。而实际上，发生的却是这样的事情：与巴克尔、鲁宾施坦一起的知识分子，他们为明朗的、在神圣的变态中辨认不出道路的个性所统领，明确地转向了自焚。就像高高的、涂了焦油的火炬，民意党人与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和热里亚鲍夫一起面向全民燃烧着，而所有这些，整个外省的俄罗斯和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在同情地阴燃着，——连一小片绿叶也不可能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