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在90年代中期，整个彼得堡都很向往巴甫洛夫斯克，就像向往某一片乐土。机车的汽笛和铁道的响声与《1812序曲》那爱国主义的强音混合在一起，在被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施坦所统治的巨大车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长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与这味道相逢的，是小吃部浓浓的油烟、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
结果是，我们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全年都住在冬天的别墅里，住在这座老太婆一般的城镇里，这座俄国的半凡尔赛宫里，这是一座宫廷侍卫、四等文官寡妇、红头发的警察官和患结核病的教师们（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被认为更有利于健康）的城市，这是一座因受贿而购得私人别墅的受贿者的城市。哦，在这些年中，菲格纳失了声，当时流传着他的一张复合照片：照片的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那时，《田地》《世界处女地》和《外国文学导报》杂志被精心地装订起来，压弯了书架和铺着绿呢面的小桌子，长期构成市民图书室中的基本收藏。
——《时代的喧嚣》
“这人是谁？”“是金兹堡男爵。”“另一位呢？”“是瓦尔沙夫斯基。”
童年时，我从未听到过行话，只是后来，我才听够了这种歌唱式的、永远使人吃惊或失望的、在半音上带有强重音的疑问式话语。父亲的话语和母亲的话语，我们的语言不是终生都在汲取着这两者的融合吗？不正是这两者造就了我们语言的特性吗？母亲的话语，是明晰、响亮的大俄罗斯文学话语，没有一丝异族的掺杂物。带有有些拉长、过于暴露的元音；这一话语的词汇贫乏、简短，惯用语也很单调，但是，这种语言却包含着某种根本性的、确信无疑的东西。母亲很爱说话，很为因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而变得贫乏的大俄罗斯口语的词根和发音而感到高兴。家族之中，不正是她第一个掌握了纯正、明晰的俄语发音吗？父亲则完全没有一种语言。这是一种口齿不清和失语症。一个波兰犹太人的俄语？——不是。一个德国犹太人的语言？——也不是。也许，是一种特殊的库尔兰口音？——那样的口音我没听到过。一种完全抽象的、深思熟虑的语言，一种自学而成的过于华丽、富有技巧的话语，在那里，通常的字眼与赫尔德、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等人古老的哲学术语结合在一起，一个研究犹太教的书呆子的古怪句法，一种做作的、不是总能说到底的句子——这样一种东西随便算做什么都可以，却不是一种语言，无论是用俄语还是用德语道出，均是如此。
事实上，父亲将我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纪，一处遥远的环境，但无论如何，这并非一个犹太式的环境。如果你们愿意，便可将这视为汉堡某地开化的犹太居住区中最纯洁的18世纪甚或是17世纪。宗教的需求被完全消灭了。启蒙哲学转变成了费解的犹太教研究家们的泛神论。近处的某地，斯宾诺莎在罐子里繁育他的蜘蛛。卢梭和他的自然人已被预感到了。一切都抽象、费解到了极点，一切都被概括到了极致。一个受过拉比的教导、被禁止阅读世俗书籍的十四岁男孩，跑到了柏林，进了一所犹太教高等学校，那里聚集着一些同样固执、理性、在远乡僻壤被当作天才的少年；他没有读犹太教的圣书，却读起了席勒，你们知道，他是将席勒的作品当成一本新书来读的；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他又离开这所奇特的大学返回了70年代那沸腾的世界，为了记住卡拉万娜娅那间秘密的乳品铺，从那里埋下了炸死亚历山大的地雷，他还在手套作坊和皮革厂里向皮肤松弛、满脸惊讶的主顾们宣传过18世纪的哲学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