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在90年代中期，整个彼得堡都很向往巴甫洛夫斯克，就像向往某一片乐土。机车的汽笛和铁道的响声与《1812序曲》那爱国主义的强音混合在一起，在被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施坦所统治的巨大车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长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与这味道相逢的，是小吃部浓浓的油烟、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
结果是，我们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全年都住在冬天的别墅里，住在这座老太婆一般的城镇里，这座俄国的半凡尔赛宫里，这是一座宫廷侍卫、四等文官寡妇、红头发的警察官和患结核病的教师们（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被认为更有利于健康）的城市，这是一座因受贿而购得私人别墅的受贿者的城市。哦，在这些年中，菲格纳失了声，当时流传着他的一张复合照片：照片的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那时，《田地》《世界处女地》和《外国文学导报》杂志被精心地装订起来，压弯了书架和铺着绿呢面的小桌子，长期构成市民图书室中的基本收藏。
——《时代的喧嚣》
里加海滨的别墅区规模可与任何一处疗养地相媲美。小桥、花坛、篱笆和玻璃圆球绵延成一座望不见尽头的城，一切都坐落在孩子们戏耍其上的、像磨碎的小麦一样的金黄色沙滩上。
拉脱维亚人在后院曝晒、风干比目鱼，这种一只眼睛的、多刺的、扁平的鱼，就像一个宽大的手掌。孩子的哭泣，钢琴的音阶，数不清的牙医处患者的呻吟，别墅区小餐馆中餐具的响声，歌手的华彩句和小商贩的叫卖，都在俗气的花园、面包铺和带刺的铁丝网组成的迷宫里响个不停，在沙土路基的马蹄形轨道上，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奔驰着玩具般的火车，装载着一路上蹦跳不止的“兔子”，从德国人古板的比尔德林格斯霍夫，到人口密集的、散发着包布气味的犹太人的杜别尔诺。流浪乐队漫游在稀疏的松树林中：两支缩成一团的号角，一根单簧管和一管长号，他们吹奏着不跑调的铜管，他们到处遭到驱赶，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他们会突然使劲地吹奏起军马进行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