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在90年代中期，整个彼得堡都很向往巴甫洛夫斯克，就像向往某一片乐土。机车的汽笛和铁道的响声与《1812序曲》那爱国主义的强音混合在一起，在被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施坦所统治的巨大车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长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与这味道相逢的，是小吃部浓浓的油烟、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
结果是，我们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全年都住在冬天的别墅里，住在这座老太婆一般的城镇里，这座俄国的半凡尔赛宫里，这是一座宫廷侍卫、四等文官寡妇、红头发的警察官和患结核病的教师们（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被认为更有利于健康）的城市，这是一座因受贿而购得私人别墅的受贿者的城市。哦，在这些年中，菲格纳失了声，当时流传着他的一张复合照片：照片的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那时，《田地》《世界处女地》和《外国文学导报》杂志被精心地装订起来，压弯了书架和铺着绿呢面的小桌子，长期构成市民图书室中的基本收藏。
——《时代的喧嚣》
当我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者进入班级的时候，等待着我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听完了我那些自信的话语之后，一个男孩走到了我的身边，他腰上束着一根细细的带子，头发近乎赤红，全身都显得很狭窄，窄窄的肩膀，既大胆又温柔的窄窄的脸庞，手指纤细，脚也很小。他的嘴唇之上，有着一个红红的疱疹，像一个火烧的记号。他的服装与捷尼舍夫学校的盎格鲁-撒克逊式风格很不相像，而像是有人拿来了陈旧不堪的裤子和衬衫，打上肥皂，在冰凉的溪水中狠狠地洗了一番，在太阳底下晒干了之后，未加熨烫，就套在了他的身上。看到他，每个人都会说上一句：多么轻飘的一副骨架啊！但是，若是见到了他那高高的前额，你就会惊讶于那双斜视的、充满着蓝色嘲笑的眼睛，那张自爱的小嘴里说出的话就会使你闭口不语。在需要的时候，他的动作也会变得幅度很大，就像费奥多尔·托尔斯泰雕塑中玩羊拐子游戏的男孩那样，但是，他是尽量回避剧烈运动的，而保持着一种合适、轻松的玩法；他走路的姿势相当轻盈，他总是赤着脚走路。腿边一头牧羊犬，一根长长的竿子，于他也许是合适的：他的面颊和下巴上长着金色的兽毛。不知是一个玩着投钉游戏的俄国男孩，还是一位长着小鹰钩鼻的意大利的施洗约翰。
他自告奋勇要做我的老师，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离开过他，我老是跟在他的后面，佩服他思维的清晰、精神的饱满和表现。他死在历史岁月到来的前夜，为了历史岁月的这一到来，他已做好了准备，他的天性也做好了准备，恰好在牧羊犬准备躺在他的脚边、施洗者的细竿应该换成牧人的手杖时，他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他的名字叫鲍里斯·西纳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