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在90年代中期，整个彼得堡都很向往巴甫洛夫斯克，就像向往某一片乐土。机车的汽笛和铁道的响声与《1812序曲》那爱国主义的强音混合在一起，在被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施坦所统治的巨大车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长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与这味道相逢的，是小吃部浓浓的油烟、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
结果是，我们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全年都住在冬天的别墅里，住在这座老太婆一般的城镇里，这座俄国的半凡尔赛宫里，这是一座宫廷侍卫、四等文官寡妇、红头发的警察官和患结核病的教师们（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被认为更有利于健康）的城市，这是一座因受贿而购得私人别墅的受贿者的城市。哦，在这些年中，菲格纳失了声，当时流传着他的一张复合照片：照片的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那时，《田地》《世界处女地》和《外国文学导报》杂志被精心地装订起来，压弯了书架和铺着绿呢面的小桌子，长期构成市民图书室中的基本收藏。
——《时代的喧嚣》
夜半时分，瓦西里耶夫岛上的几条道上都刮起了暴风雪。蓝色胶盒一样的房间在门洞的角落里闪出灯火。不受营业时间限制的面包铺，将奶味的热气吐到街道上，而钟表匠人却早已关了那充满热烈的唠叨和各种蝉鸣的铺子。
笨拙的看门人，挂着勤杂工号牌的黑熊，在门边打着瞌睡。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冬季里在那儿闪亮的，是药店的深红色圆球。
我的旅伴走出熊窝般的文学家住宅，走出洞穴式的住宅，那住宅有一盏绿色的、近视的灯和一张笨重的沙发，有一间书房。书房里，吝啬地积攒起来的书籍，像松散的峭壁一样，让人感到有滑坡的危险；我的旅伴走出住宅，这住宅里的烟雾像是有一种受到伤害的自尊心的味道——我的旅伴真心地快乐起来，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老爷皮袄，向我转过了那张红润的、多刺的、既像俄国人又像蒙古人的脸。
他没有招呼马车过来，而是用一种威风的、寒冷的轰鸣向车夫吼了一声，仿佛，等待着他的呼唤的，不是一匹孱弱的小马，而是整整一群冬季里的猎狗和一批三套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