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我们相互讨要香烟，矫正自己的习惯，把伟大、有力、被禁止的阶级概念译成了动物般的胆怯公式。动物般的恐惧在打字机上敲响，动物般的恐惧在手纸上进行着习惯的矫正，不断地递上告密信，击打躺倒的人，要求对变节者处以死刑。就像一些男孩当众将一只小猫淹死在莫斯科河里一样，我们开心的小伙子们在嬉闹着施压，在课间大休息时玩着“挤油”游戏。唉，挤吧，压吧，但是不能让人看出挤压的究竟是什么人——这正是私刑的神圣法则。
奥尔登卡的一个掌柜扣了一名女工的秤——弄死他！
一个女收款员故意少找了五个戈比——弄死她！
一个经理一时犯糊涂在什么小事上签了字——弄死他！
一个农夫在粮仓里藏了些黑麦——弄死他！
——《第四篇散文》
说是因霍因费尔德而死的，这很可笑，就像说是因自行车或鹦鹉嘴而死的一样。但是，文学凶手就可能是一只鹦鹉。例如，我就差点被阿尔别尔特国王陛下和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奥诺维奇·科罗连科的鹦鹉给杀害了。我很高兴的是，我的凶手还活着，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我活得还久。我用糖喂养他，满意地听着他重复着《欧伦施皮格尔》中的一句话——“灰烬敲打着我的心”，并将这句诗与另一句同样优美的诗混在一起：“世上没有超越词之痛苦的痛苦。”一个能将自己的书定名为《词之痛苦》的人，脑门上天生就带有文学凶手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