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我们相互讨要香烟，矫正自己的习惯，把伟大、有力、被禁止的阶级概念译成了动物般的胆怯公式。动物般的恐惧在打字机上敲响，动物般的恐惧在手纸上进行着习惯的矫正，不断地递上告密信，击打躺倒的人，要求对变节者处以死刑。就像一些男孩当众将一只小猫淹死在莫斯科河里一样，我们开心的小伙子们在嬉闹着施压，在课间大休息时玩着“挤油”游戏。唉，挤吧，压吧，但是不能让人看出挤压的究竟是什么人——这正是私刑的神圣法则。
奥尔登卡的一个掌柜扣了一名女工的秤——弄死他！
一个女收款员故意少找了五个戈比——弄死她！
一个经理一时犯糊涂在什么小事上签了字——弄死他！
一个农夫在粮仓里藏了些黑麦——弄死他！
——《第四篇散文》
不，请你们允许我申诉！请你们允许我记录！请允许我，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瞧瞧这案子！我恳切地请求你们，不要将我的案子从我这里挪开！诉讼程序还没有结束，我敢向你们保证，它永远也不会结束。先前所进行的，不过是序曲。博济奥本人将在我的案子中歌唱。满脸胡须的学生裹着花毯子，和披着短斗篷的宪兵们混在一起，由一名指挥领头，在疯狂的喜悦中进行着舞蹈般的追悼，从附近法院烟雾缭绕的大厅里抬出了装有我的遗体的警察灵柩。
爸爸，爸爸，爸爸啊！
你的妈妈在哪里？
一场黑色的天花
从福斯普来到这里。
你的妈妈瞎了一只眼，
案子是用死亡的线缝制的。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这似乎是在您的家中……您作为主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
想到国外去？……这里暂时出了些不愉快的事……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老爷！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