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我们相互讨要香烟，矫正自己的习惯，把伟大、有力、被禁止的阶级概念译成了动物般的胆怯公式。动物般的恐惧在打字机上敲响，动物般的恐惧在手纸上进行着习惯的矫正，不断地递上告密信，击打躺倒的人，要求对变节者处以死刑。就像一些男孩当众将一只小猫淹死在莫斯科河里一样，我们开心的小伙子们在嬉闹着施压，在课间大休息时玩着“挤油”游戏。唉，挤吧，压吧，但是不能让人看出挤压的究竟是什么人——这正是私刑的神圣法则。
奥尔登卡的一个掌柜扣了一名女工的秤——弄死他！
一个女收款员故意少找了五个戈比——弄死她！
一个经理一时犯糊涂在什么小事上签了字——弄死他！
一个农夫在粮仓里藏了些黑麦——弄死他！
——《第四篇散文》
监狱的看守们都爱读长篇小说，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文学。
在我生命的那一年，一些满脸胡须、戴着皮帽的成年男人们，将一把利刃带到我这里，想将我阉割。据一切迹象判断，他们是部落中的祭司：他们身上散发着洋葱、长篇小说和山羊肉的味道。一切都很可怕，像是在婴儿的梦境中。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在人生道路的中途，我在苏维埃的密林中被一群强盗拦住了，那群强盗自称是我的法官。他们是些老人，脖子上青筋暴露，鹅头一样的小脑袋，承受不了岁月的重负。
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需要了文学，而文学搓揉、抓住、抱紧了我，一切都很可怕，像是在婴儿的梦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