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我们相互讨要香烟，矫正自己的习惯，把伟大、有力、被禁止的阶级概念译成了动物般的胆怯公式。动物般的恐惧在打字机上敲响，动物般的恐惧在手纸上进行着习惯的矫正，不断地递上告密信，击打躺倒的人，要求对变节者处以死刑。就像一些男孩当众将一只小猫淹死在莫斯科河里一样，我们开心的小伙子们在嬉闹着施压，在课间大休息时玩着“挤油”游戏。唉，挤吧，压吧，但是不能让人看出挤压的究竟是什么人——这正是私刑的神圣法则。
奥尔登卡的一个掌柜扣了一名女工的秤——弄死他！
一个女收款员故意少找了五个戈比——弄死她！
一个经理一时犯糊涂在什么小事上签了字——弄死他！
一个农夫在粮仓里藏了些黑麦——弄死他！
——《第四篇散文》
我一年年地越来越坏。每当有人用名字和父名喊我，我总是要打一个战。我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怎样的荣誉啊！一生中哪怕有人喊过一次伊万·莫伊赛维奇也好啊！唉，伊万，狗！曼德尔施塔姆，狗……对于一个法国人，称亲爱的老师，对我，则称狗。每人都各有自己的称呼啊。
我，一个衰老的人，把自己心脏的残片给了老爷的狗，可它们觉得不够，它们觉得不够。俄国作家们的眼睛带着狗的温情盯着我，央求道：你死吧！这种奴才的恶毒，这种对我的名字下贱的蔑视，自何而来？茨冈人至少还有匹马——我却同时是一匹马，是一个茨冈人……
严酷的传票就在枕头下面！第四十六份合同代替了花环，十万支燃着的香烟代替了蜡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