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智慧，不是知识或知识的总和，而是做法、方式、方法，离开科学，它能够独立地存在，可在任何地方为自己找到食物。在旧欧洲的科学生活中寻找这一智慧是徒劳的，人的自由智慧是与科学分离的。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在诗歌中，在经济中，在政治中，等等，就是不会出现在科学中。
——《论词的天性》
俄国的语言是一种希腊化的语言。受一系列历史前提的制约，希腊文化活的力量将西方让给了拉丁影响，又在无嗣的拜占庭做了时间不长的客串，然后便投进了俄国口头语言的怀抱，并将希腊世界观独特的秘密、将自由表现的秘密带给了这种语言，因此俄国的语言便成了发声的、说话的肉体。
如果说，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自外包围着语言，以其国家和教会的厚墙圈起语言，并充斥着语言，为了慢慢地腐烂或在语言衰落的特定时刻开放出花朵，那么，俄国的文化和历史则被俄国口头语言可怕的、无边的自发力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环绕着，这样的语言不具有任何国家的或教会的形式。
俄国历史现实中语言的活力，以其存在的丰满压倒了其他所有的事实；对于俄国生活的其他所有现象来说，这种丰满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俄国语言的希腊化天性会与其生活性相混淆。希腊式理解上的词，就是一个能动的、解决事件的肉体。因此，俄国的语言自身就是历史的，因为它就其总和而言就是一个汹涌的事件的海洋，是理智的、呼吸着的肉体不间断的体现和行动。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比俄国的语言更有力地抵抗指称的、使用的使命。俄国的唯名论，即对自在的词的现实性的认识，鼓舞了我们语言的精神，使我们的语言与希腊哲学文化联系了起来，这一联系不是词源学和文学意义上的，而是通过两者同样具有的内在自由的原则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