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如果听持进化论观点的文学史家们的话，那么就是，作家思考的仅仅是怎样去打扫自己面临的道路，而完全不去考虑该怎样完成自己的生活事业，或者，他们全都加入了一场旨在改进某种文学机器的发明竞赛，而且还不知道评委会在哪儿，这台机器将用于什么目的。
文学中的进步理论，是一种最愚蠢、最令人生厌的小学生式的无知。文学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一些形式会让位于另一些形式。但是，每一次变化、每一个获得都伴随有损失。由于没有任何一台文学机器，没有一个要在别人之前赶去的起点，因此，文学中就没有任何的“更好”，也没有任何的进步。

俄国的语言是一种希腊化的语言。受一系列历史前提的制约，希腊文化活的力量将西方让给了拉丁影响，又在无嗣的拜占庭做了时间不长的客串，然后便投进了俄国口头语言的怀抱，并将希腊世界观独特的秘密、将自由表现的秘密带给了这种语言，因此俄国的语言便成了发声的、说话的肉体。
如果说，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自外包围着语言，以其国家和教会的厚墙圈起语言，并充斥着语言，为了慢慢地腐烂或在语言衰落的特定时刻开放出花朵，那么，俄国的文化和历史则被俄国口头语言可怕的、无边的自发力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环绕着，这样的语言不具有任何国家的或教会的形式。
俄国历史现实中语言的活力，以其存在的丰满压倒了其他所有的事实；对于俄国生活的其他所有现象来说，这种丰满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俄国语言的希腊化天性会与其生活性相混淆。希腊式理解上的词，就是一个能动的、解决事件的肉体。因此，俄国的语言自身就是历史的，因为它就其总和而言就是一个汹涌的事件的海洋，是理智的、呼吸着的肉体不间断的体现和行动。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比俄国的语言更有力地抵抗指称的、使用的使命。俄国的唯名论，即对自在的词的现实性的认识，鼓舞了我们语言的精神，使我们的语言与希腊哲学文化联系了起来，这一联系不是词源学和文学意义上的，而是通过两者同样具有的内在自由的原则实现的。

作为一个主题在俄国诗歌中比在任何一种诗歌中都被重复得更多：

心灵怎样道出自己？
他人怎样来理解你？

我认为，罗扎诺夫一生都在一个柔软的空间中摸索，竭力想探出俄国文化的四壁。像恰达耶夫、列昂季耶夫、格尔申宗等其他一些俄国思想家一样，他也无法没有墙壁、没有“卫城”地生活。四周的一切都倾塌了，一切都疏松、柔软。但是我们却想历史地生活着，我们内心有一个不可遏止的需求，要找到一个宫城、卫城的坚果，而不论这个硬核名叫国家还是社会。对坚果的渴望和对任何一种象征这一坚果的墙壁的渴望，决定了罗扎诺夫一生的命运，也能完全使他免遭无原则、无政府主义的指责。

罗扎诺夫与之斗争的反语文学精神，来自历史的最深处；这一精神也是一团不熄的火，和语文学之火一样。
大地上存在着一些被石油点燃的永恒之火；这种火会突然在什么地方燃起，燃上个数十年。没有阻燃剂，没什么能完全扑灭它。路德就已是一个很糟的语文学家，因为他代替证据步入了墨水瓶。反语文学的火焰映亮了欧洲的躯体，像西方大地上一座座炽热的火山一样燃烧着，使它从中喷发而出的那片文化土壤永远地荒芜了。没有什么能扑灭饥饿的火焰。应当让它燃烧，让它去席卷那些谁也不需要、谁也不急于赶往的敌对之地。
没有语文学的欧洲，甚至连美洲都不是；这，只是文明了的撒哈拉，是一片荒凉。欧洲的宫城和卫城、哥特式的城市、森林般的大教堂、圆顶的寺院将一如既往地挺立着，但是人们将会不理解地看着它们，带着疑问的恐惧犹豫地问道，是什么样的力量竖起了它们，他们周围强大建筑的脉管中流动着什么样的血液。

我不再为我黑暗的命运感到委屈：
奥维德也曾赤身露体，疾病缠身。

希腊精神，就是一只瓦罐，一把炉叉，一只牛奶罐，一件家庭容器，餐具，身边的一切；希腊精神，就是能像神性一样被感觉到的火炉的热量，是使外部世界依附于人的每一种能力，是怀着那种神圣颤抖的感情披上爱人肩膀的每一件衣服：
急速的河流封了冻，
冬天的旋风在疯狂，
它将一层松软的皮肤，
蒙在神圣老人的身上。
希腊精神，这就是容器取代冷漠的物体对人的有意识的包围，是这些物体向容器的转化，是周围世界的人化，是其逐渐稀薄的目的论热能的扩散。希腊精神，这就是每一座火炉，一个人坐在它的旁边，像评估自己内在的热能一样评估着它的热能。最后，希腊精神，这就是埃及逝者们坟墓般的大船，其上藏有一个人继续其尘世漫游的所有东西，小至香水瓶、镜子和梳子。希腊精神，就是柏格森对词的理解上的一个体系，人可以在自己周围展开这一体系，像展开一把现象的扇子。这些现象独立于时间的决定性，服从于穿越人的“我”的内在联系。在希腊式的理解中，象征就是容器，每一件延伸进入的神圣范围中的物体都可能成为容器，因此，也就都可能成为象征。所以，值得怀疑的是：俄国诗歌中是否需要一种特别的、有意为之的象征主义？它是否会成为有悖我们像容器一样为人的需求而创造形象的语言之希腊化天性的过失？
实质上，词和象征并无任何区别。象征就是一个被封了口的形象；它不能被触动，它不适用于日常生活。这样一些被封了口的形象同样是非常必需的。人喜欢禁止，甚至连野人也将有魔力的禁止、将“禁忌”置于特定的物件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被封了口的、不再使用的形象又是与人相敌对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稻草人。

“所有暂时的东西都仅为一种相似。”我们举玫瑰和太阳、鸽子和姑娘为例。这些形象中难道没有一个是本身就有趣的吗？难道玫瑰只是太阳的相似，太阳只是玫瑰的相似，等等？形象像稻草人一样被掏空了内脏，填充进了其他的内容。代替象征主义的“应和森林”的，是一座稻草人作坊。

旧的心理学只会将想象具体化，在克服了天真的唯我论的同时，又将那些想象视为某种外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存在的因素便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意识产品的客观现实让那些想象与外部世界的物体相接近，使得想象能被视为某种客观的东西。科学的异常迅速的人性化，将认识的理论引入此处，把我们推上了另一条道路。想象不仅能被视为客观的现实，还可以被视为人的器官，和肝、心脏完全一样。
对于词来说，词的想象的这一认识开拓出了新的广阔前景，使得我们可以去幻想建立一种有机的诗学，这一诗学的性质不是立法的，而是生物学的，它为了机体的内部运动而消灭了陈规，它具有生物科学的所有特征。

阿克梅主义源自一种拒斥：“远离象征主义，鲜活的玫瑰万岁！”

文学流派不是靠思想而活，而是靠趣味而活，只带来一大堆新思想，而没有带来新的趣味，这并不意味着建立了一个新流派，而只是引起了一场论战。反过来，仅仅依靠趣味，不需任何思想，就可以创建一个流派。

勃留索夫曾言：“我想有一艘自由的船四处航行，我会同样歌颂上帝和魔鬼。”

一切都变得更为沉重、更为巨大了。人比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更坚硬，这一信念决定了诗歌的祭司性质。
世纪将不再喧嚣，文化将沉睡，民族将再生，把自己最好的力量赋予新的社会阶级，这整个的洪流将把人类词语的脆弱的船带进未来的广阔海洋，那儿没有同情的理解，那儿将有现代人敌意和偏袒的清风去代替忧伤的注释。怎样装备这艘远航的船，要给这船补充上那非常陌生、非常亲爱的读者所需的一切东西？我又一次将诗比喻成一艘死者的埃及航船。生命所需的一切均已备下，在这艘船上无人会被遗忘……

一种以作为对象的词为基础的鲜活诗歌取代了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取代了觊觎纯粹象征和词的抽象美学的贵族幻想家，取代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这一鲜活诗歌的创作者并非理想主义的幻想家莫扎特，而是严厉、严谨的手艺人大师萨列里，他向物和物质价值的大师伸出手去，向物质世界的建造者和生产者伸出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