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智慧，不是知识或知识的总和，而是做法、方式、方法，离开科学，它能够独立地存在，可在任何地方为自己找到食物。在旧欧洲的科学生活中寻找这一智慧是徒劳的，人的自由智慧是与科学分离的。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在诗歌中，在经济中，在政治中，等等，就是不会出现在科学中。
——《论词的天性》
希腊精神，就是一只瓦罐，一把炉叉，一只牛奶罐，一件家庭容器，餐具，身边的一切；希腊精神，就是能像神性一样被感觉到的火炉的热量，是使外部世界依附于人的每一种能力，是怀着那种神圣颤抖的感情披上爱人肩膀的每一件衣服：
急速的河流封了冻，
冬天的旋风在疯狂，
它将一层松软的皮肤，
蒙在神圣老人的身上。
希腊精神，这就是容器取代冷漠的物体对人的有意识的包围，是这些物体向容器的转化，是周围世界的人化，是其逐渐稀薄的目的论热能的扩散。希腊精神，这就是每一座火炉，一个人坐在它的旁边，像评估自己内在的热能一样评估着它的热能。最后，希腊精神，这就是埃及逝者们坟墓般的大船，其上藏有一个人继续其尘世漫游的所有东西，小至香水瓶、镜子和梳子。希腊精神，就是柏格森对词的理解上的一个体系，人可以在自己周围展开这一体系，像展开一把现象的扇子。这些现象独立于时间的决定性，服从于穿越人的“我”的内在联系。在希腊式的理解中，象征就是容器，每一件延伸进入的神圣范围中的物体都可能成为容器，因此，也就都可能成为象征。所以，值得怀疑的是：俄国诗歌中是否需要一种特别的、有意为之的象征主义？它是否会成为有悖我们像容器一样为人的需求而创造形象的语言之希腊化天性的过失？
实质上，词和象征并无任何区别。象征就是一个被封了口的形象；它不能被触动，它不适用于日常生活。这样一些被封了口的形象同样是非常必需的。人喜欢禁止，甚至连野人也将有魔力的禁止、将“禁忌”置于特定的物件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被封了口的、不再使用的形象又是与人相敌对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稻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