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智慧，不是知识或知识的总和，而是做法、方式、方法，离开科学，它能够独立地存在，可在任何地方为自己找到食物。在旧欧洲的科学生活中寻找这一智慧是徒劳的，人的自由智慧是与科学分离的。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在诗歌中，在经济中，在政治中，等等，就是不会出现在科学中。
——《论词的天性》
关注
旧的心理学只会将想象具体化，在克服了天真的唯我论的同时，又将那些想象视为某种外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存在的因素便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意识产品的客观现实让那些想象与外部世界的物体相接近，使得想象能被视为某种客观的东西。科学的异常迅速的人性化，将认识的理论引入此处，把我们推上了另一条道路。想象不仅能被视为客观的现实，还可以被视为人的器官，和肝、心脏完全一样。
对于词来说，词的想象的这一认识开拓出了新的广阔前景，使得我们可以去幻想建立一种有机的诗学，这一诗学的性质不是立法的，而是生物学的，它为了机体的内部运动而消灭了陈规，它具有生物科学的所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