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小于一》
我羞于“犹太人”这个词本身——在俄语里念作“耶夫雷”——不管它的内涵是什么。
一个词的命运,取决于其不同的上下文,取决于其使用频率。在俄语印刷品中,“耶夫雷”出现的频率之少,如同美国英语中的“纵膈”或“狭巷”。事实上,它还拥有某种类似于四字粗口或性病名称的地位。七岁时,你的词汇量证明足以知道这个词的稀罕性,而把自己与它等同起来是绝对不愉快的;不管怎么着,它与你的音韵感背道而驰。我记得,我总是觉得“犹太佬”的俄语对等词——念作“zhyd”(发音与安德烈·纪德相近)——听起来顺耳多了:它显然是冒犯性的,因而是无意义的,没有充满各种影射。在俄语中,一个单音节词作用不大。一旦加上后缀或词尾或前缀,那些羽毛就会飞起来。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在那个幼嫩的年龄就因自己是犹太人而受苦;而只不过是说,我第一个谎言与我的身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