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小于一》
首先，我最好还是相信我的出生证，上面写明我1940年5月24日生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尽管我厌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很久以前，普通人都仅仅用“彼得”——来自彼得堡——这个诨号来称呼它。有两行旧谚：
老彼得摩擦
人民的两肋。
在民族经验中，这座城市肯定是列宁格勒无疑；在其内容的日益粗俗化中，它愈来愈成为列宁格勒。此外，作为一个词，“列宁格勒”对俄罗斯人的耳朵来说，听起来已经中立如“建筑”或“香肠”。然而我宁愿称它“彼得”，因为我尚能记得这座城市看上去还不像“列宁格勒”时的样子——就在战争刚结束之后。偏灰、暗绿色的建筑物表面留下一个个弹孔；空荡、没有尽头的街道，没几个过路人，车辆也少；一种因此而来的近乎饥饿的表情，有着更明确的，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更高贵的面貌。一张清瘦、坚硬的面孔，其河流那深奥莫测的闪烁反映在其空洞的窗口的眼睛里。既然是一个幸存者，就不应以列宁来命名。
——《小于一》
撇开世界的命运不谈，一个男孩与自己眼前的命运作斗争的唯一途径，将是偏离轨道。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父母不允许，也因为你自己也很害怕那未知之数。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使你不同于大多数人，而你从吃母乳开始就知道大多数人是对的。一定程度的不在乎是必要的，而我就很不在乎。当我回想我十五岁辍学时，那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本能反应。我只是受不了我们班里某些嘴脸而已——某些同学的嘴脸，但主要是老师的嘴脸。于是某个冬天早上，没有明显的理由，我在上到半堂课时站起来，作我这次肥皂剧式的退场，穿过学校大门，很清楚自己再也不会回来。至于那一刻我最强烈的情绪，我记得只不过是一种对自己的笼统厌恶感，厌恶自己太年轻，让那么多事物对我指手画脚。另外，还有那种模糊的快感，逃走的快感，望着满街没有尽头的阳光的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