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岁，1884年〕

流传下来的早期的照片似乎与卡夫卡的胆小孩子自我画像是一致的。它们往往向观看者展现出一个看上去胆怯畏惧的男孩，他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它们试图吸引住那在拍摄的瞬间闪出的镁光似的。卡尔·罗斯曼，长篇小说《失踪者》（1912—1913）的主人公，回忆起他小时候曾“不得不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看着摆在他面前的那台机器”。在成年后的照片上还有这种因闪光的亮度而显得像是中邪了的眼神（“这种梦幻般的目光我只在闪光灯下才有”）。一张估计是最早的幼儿照片上，这个1岁幼儿光着脚坐在沙发椅上；卡夫卡1912年11月评论这张照片说：“当时我大概还是完全自由自在的，我似乎很惬意。”在后来的照片上，他这样认为，他却越来越受到管教，被当作他父母的“猴子”了。追随时尚拍摄的照片展示出孩子的变化无常的姿势，这些姿势都带有无聊的角色照的做作。一张大概是1888年拍的照片展示出这个露出倔强但同时也胆怯的目光的5岁男孩在摄影师工作室里手拿棍棒和帽子的带异国风味的情景。人工安置的布景——精美裱糊纸上海平面前的棕榈树——对于19世纪后期的照相馆来说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们，像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模棱两可地介乎刑讯室和金銮殿之间。”在所有流传下来的儿童时期的照片上父母都没在。儿子和父母在一起的照片我们一张也没有，这是偶然吗？

〔约5岁，1888年〕

〔和妹妹瓦丽（左）及艾丽（中）在一起，1893年〕

女孩子们无保留地钦佩这位兄长并自愿对他言听计从。他怀着泰然自若、理所当然的心理回应她们向他表示的好意。这位17岁的兄长1900年7月从特里施——他在那儿的西格弗里德·勒维家做客数日，没带妹妹们——给将将11岁的艾丽写道：“小艾拉你现在什么模样呀？我已经完全忘记你啦，好像我从未抚摸过你似的。”不过卡夫卡在上中学的这几年里还是认为兄长的角色也是一种负担，因为这与他跟等级制度、权势和不平衡的种种形态保持距离的内心态度是有矛盾的。一张1893年拍的照片上，10岁的男孩与艾丽和瓦丽一起在摄影师的工作室里。他以保护人的姿势搭在大妹妹右肩上的手似乎悬浮在空中，它像是剪辑上去的：身体明显地展露出诓骗的迹象，拒绝摆出规定好的姿势。在对父母的无声抵抗中，妹妹们无法支持这位兄长。艾丽和瓦丽虽然敏感，但活动能力弱。一种明显的迟钝，包含着准备适应的意愿，显然是姑娘们的一个性格特征。与这相称的是遵循中产阶层的角色惯例的人生规划，她们有义务在以后的岁月里结婚生子。1919年底，卡夫卡在信中谈到艾丽，说她是一个“慢性子的、疲倦的、胆小的、怏怏不乐的、自知有罪的、极其恭顺的、尖刻的、懒惰的、嘴馋的、吝啬的孩子”，说是在他看来她因其听命于人的意愿而像是可以照见他自己的一面镜子。他觉得妹妹的恐惧反射出了自己的心境，他和艾丽的合影通过表明恐惧和不稳定的身体语言增强了这样的对比。

〔妹妹们（从左至右：瓦丽，艾丽，奥特拉）1888年前后〕

在这三姐妹世纪之交的照片上，相似的装扮扑入眼帘，消除了个人的差异。发型和服装促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这是一种统一性，它不容许有性格上的差异。1910年的“玉照”，也充当征婚栏的广告材料的，显示出一种值得注意的手势语言和表情的一致性，只有奥特拉的肖像在逐项逐条地偏离这种一致。这些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一种使姑娘们对她们未来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做好准备的教育纲领。这位兄长在她们的青春期也曾在这一层面上强烈地感知到这一点。他的成长中的妹妹们展现出来的引人注目的魅力没有逃过他的目光。所以在中学学习阶段结束后，便有一种明显的性爱成分掺和进他向她们表示的好感中。他怀着复杂的感情觉察到，随着她们的独立性的日益增长，她们越来越摆脱他的监护：“她们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隔壁房间里走来走去，可是当我们也闯入那里时，她们贪婪而固执地待在窗龛里读报纸，看也不看我们一眼。”1912年9月，有感于瓦丽的订婚，他称“兄妹之间”的爱为父母之间的爱的“重复”。

最后条条道路都通往恐怖。卡夫卡的妹妹们跟他的许多朋友一样都在集中营里遭到杀害。1941年10月21日盖世太保将自1939年起守寡的艾丽强行运往洛兹送进犹太人居住区，10天后瓦丽和她的丈夫不得不接踵而至。1942年春，纳粹当局分给艾丽一所窄小的住房，妹妹和妹夫以及最小的女儿汉娜也搬来居住。1942年5月洛兹发生多起枪杀犹太人事件，11000名犹太人死于非命。自这一年年初起德国人就杀害了7万名犹太人居住区居民。卡夫卡的妹妹们估计在1942年9月死于毒气室，汉娜·赫尔曼的踪迹1941年年底就已经消失。奥特拉起先由于与约瑟夫·大卫的婚姻而受到保护，免遭迫害。然而1942年8月大卫与她离婚，从而冷酷无情地丢下她不管。还在当月奥特拉就被放逐到泰莱钦。1943年10月她自愿当护理员护送一列车犹太儿童到奥斯维辛，估计她清楚地意识到这意味着死亡。77297个犹太人在波希米亚和梅伦被德国人杀害，死难者的名字今天铭刻在布拉格平卡斯犹太教会堂的墙壁上。在卡夫卡的妹妹们的家庭圈子里，除了汉娜·赫尔曼以外，只有女儿们——格尔蒂·赫尔曼、玛丽安妮·波拉克、薇拉和海莱娜·大卫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费利克斯·赫尔曼1940年在逃往法国的途中死于一次发烧感染。他们留下的那些显得宁静而和谐的出自世纪之交摄影室的照片，由于最终惨遭迫害的人生道路而看上去像一个已沉没的世界的无声的象征，这个已沉没的世界的居民当初没能料想到，怎样的灾难将会降临到他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