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德】彼得-安德列·阿尔特
弗兰茨·卡夫卡的现实是一个广阔的想象力的空间。“我头脑中的一个广阔无垠的天地”，1913年6月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卡夫卡的现实生活少有例外地发生在波希米亚省城布拉格一带地区，而虚幻帝国的经验却是无限的和无边无际的。赋予他的文学创作以灵感的，只有一小部分来自这一外部现实的各个地区。他的幻想世界奇怪地似乎没有受到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的触动。20世纪初决定欧洲命运的各个重大事件对卡夫卡的生活看来没起什么作用——他的书信和日记均未对它们给予较大的重视。
——〔前言〕
卡夫卡明显地注意到了她平日因履行职责而放弃了个人要求并失去了个性：“母亲整天干活，既有欢乐的时候，也有伤心的时候，没有一丁点儿闲睱（……）。”在与带基督教特色的世情的对比中，他才明白这种角色理解的特征，然而他没能清楚地论述存在于不同特色间的紧张关系：“犹太人母亲不是‘母亲’，母亲这个名称让人觉得犹太人母亲有些可笑（不是使自身显得有些可笑，因为我们在德意志），我们给一个犹太人妇女起德意志母亲这个名字，却忘记了这个越发深深地沉陷于情感中的矛盾，‘母亲’对于犹太人来说特别带有德意志色彩，这个词下意识地除了基督教的光彩以外也含有基督教的冷漠，所以被命名为母亲的犹太人妇女不仅让人觉得可笑，而且也让人觉得陌生。”尤丽叶·卡夫卡作为犹太人母亲，对于儿子来说，无疑在过了好些年以后才获得了那种来自其家庭内部威望的、起安慰作用的代表性。这孩子可能受过她的商业职责和总是只在吃午饭时打一个照面的折磨。频频更换的、通常来自周围乡村的女用人，她们熟练地干她们的活儿，却难以取代尤丽叶·卡夫卡。而且儿子在遇到冲突时不把母亲当作独立自主的力量，而是把她当作父亲的同盟者，一如1919年在致赫尔曼·卡夫卡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她总能给我们提供保护，但她也颇受你的掣肘。她太爱你了，她对你太忠贞、太顺从了，在孩子的这场斗争中她不可能成为一种经久独立的精神力量。”
马克斯·布罗德采纳了这种性格刻画：他强调指出，说是人们必须考虑到卡夫卡的童年时代“是说不出来的孤独的”。
恐惧和孤独是一幅在未来的年代里几乎有了呆滞特征的自画像的局部图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特征源自主观臆想，它们听从身份形成的需要，但是并非必然符合客观事实。“与我们有些相干的世事是虚假的，就是说不是事实情况，而是对少量的观察的一种填补和完善”，弗里德里希·尼采1886年写道。谁研究卡夫卡的童年时代，谁就不会遇到这里所说的“少量的观察”。相反，他走进了想象的王国，因为他经由成年人后来给自己的经验材料添加进去的那种“填补”和“完善”的途径获得自己的认识。这个孩子出现在日记中，通信的自我画像中，也出现在患病的儿子1919年在谢莱森写的致父亲的信中。孩子的感受和表面印象只通过几乎总是采用虚构手段的书面证明的折射而存在。人们只在成年男子的故事、幻想、记忆中的印象和白日梦中遇见这孩子。他的亲身经历的痕迹被事后撰写的文字符号遮住了。所以作者就杜撰了他早年的个人经历，他夸张、提炼、筛选。卡夫卡的童年就已经是，这也将是他的全部成年人的生计：由书写而获得的人生。贯穿这一童年的主旋律是由作家高度艺术性勾画的一种虚拟的自叙体构思。他为自己的童年找到的印象始终被织入他撑开的文学网之中，不管他何时通过作品媒介表达思想。
卡夫卡儿时体验到的孤独是身居团体中的观察者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产生自一种客观的缺乏，而是产生自这样的愿望：领会这些外部印象，但不使自己受其支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孩子的恐惧是与孩子的与世隔绝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种恐惧必然会产生一种孤立，而这一孤立则又引起了对外界保持距离的态度。在生命的“大棋局”中他是，1920年卡夫卡极其充满激情地解释说：“小卒子的小卒子，是一粒没有的棋子。”
他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共同居住者，栖身在“喧闹声大本营”里，因为他只有在必须捍卫自己的孤独免遭包围他的团体的侵犯时才能享受这种孤独。孩子的这种在心理上保持距离，后来构成不可以用“恐惧”“孤立”或“悲伤”这类概念的客观价值衡量的传记式自我画像的一个基本要素。这种自画像尝试做一次身份造型，一种只有在描写它的瞬间——作为文学上的自导自演——才会成功的身份造型。在文字的那一边只存在着暂时性：“我的一生，”1922年1月卡夫卡如是说，“是出生前的踌躇。”
〔1岁，1884年〕
流传下来的早期的照片似乎与卡夫卡的胆小孩子自我画像是一致的。它们往往向观看者展现出一个看上去胆怯畏惧的男孩，他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它们试图吸引住那在拍摄的瞬间闪出的镁光似的。卡尔·罗斯曼，长篇小说《失踪者》（1912—1913）的主人公，回忆起他小时候曾“不得不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看着摆在他面前的那台机器”。在成年后的照片上还有这种因闪光的亮度而显得像是中邪了的眼神（“这种梦幻般的目光我只在闪光灯下才有”）。一张估计是最早的幼儿照片上，这个1岁幼儿光着脚坐在沙发椅上；卡夫卡1912年11月评论这张照片说：“当时我大概还是完全自由自在的，我似乎很惬意。”在后来的照片上，他这样认为，他却越来越受到管教，被当作他父母的“猴子”了。追随时尚拍摄的照片展示出孩子的变化无常的姿势，这些姿势都带有无聊的角色照的做作。一张大概是1888年拍的照片展示出这个露出倔强但同时也胆怯的目光的5岁男孩在摄影师工作室里手拿棍棒和帽子的带异国风味的情景。人工安置的布景——精美裱糊纸上海平面前的棕榈树——对于19世纪后期的照相馆来说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们，像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模棱两可地介乎刑讯室和金銮殿之间。”在所有流传下来的儿童时期的照片上父母都没在。儿子和父母在一起的照片我们一张也没有，这是偶然吗？
〔和妹妹瓦丽（左）及艾丽（中）在一起，1893年〕
女孩子们无保留地钦佩这位兄长并自愿对他言听计从。他怀着泰然自若、理所当然的心理回应她们向他表示的好意。这位17岁的兄长1900年7月从特里施——他在那儿的西格弗里德·勒维家做客数日，没带妹妹们——给将将11岁的艾丽写道：“小艾拉你现在什么模样呀？我已经完全忘记你啦，好像我从未抚摸过你似的。”不过卡夫卡在上中学的这几年里还是认为兄长的角色也是一种负担，因为这与他跟等级制度、权势和不平衡的种种形态保持距离的内心态度是有矛盾的。一张1893年拍的照片上，10岁的男孩与艾丽和瓦丽一起在摄影师的工作室里。他以保护人的姿势搭在大妹妹右肩上的手似乎悬浮在空中，它像是剪辑上去的：身体明显地展露出诓骗的迹象，拒绝摆出规定好的姿势。在对父母的无声抵抗中，妹妹们无法支持这位兄长。艾丽和瓦丽虽然敏感，但活动能力弱。一种明显的迟钝，包含着准备适应的意愿，显然是姑娘们的一个性格特征。与这相称的是遵循中产阶层的角色惯例的人生规划，她们有义务在以后的岁月里结婚生子。1919年底，卡夫卡在信中谈到艾丽，说她是一个“慢性子的、疲倦的、胆小的、怏怏不乐的、自知有罪的、极其恭顺的、尖刻的、懒惰的、嘴馋的、吝啬的孩子”，说是在他看来她因其听命于人的意愿而像是可以照见他自己的一面镜子。他觉得妹妹的恐惧反射出了自己的心境，他和艾丽的合影通过表明恐惧和不稳定的身体语言增强了这样的对比。
〔妹妹们（从左至右：瓦丽，艾丽，奥特拉）1888年前后〕
在这三姐妹世纪之交的照片上，相似的装扮扑入眼帘，消除了个人的差异。发型和服装促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这是一种统一性，它不容许有性格上的差异。1910年的“玉照”，也充当征婚栏的广告材料的，显示出一种值得注意的手势语言和表情的一致性，只有奥特拉的肖像在逐项逐条地偏离这种一致。这些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一种使姑娘们对她们未来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做好准备的教育纲领。这位兄长在她们的青春期也曾在这一层面上强烈地感知到这一点。他的成长中的妹妹们展现出来的引人注目的魅力没有逃过他的目光。所以在中学学习阶段结束后，便有一种明显的性爱成分掺和进他向她们表示的好感中。他怀着复杂的感情觉察到，随着她们的独立性的日益增长，她们越来越摆脱他的监护：“她们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隔壁房间里走来走去，可是当我们也闯入那里时，她们贪婪而固执地待在窗龛里读报纸，看也不看我们一眼。”1912年9月，有感于瓦丽的订婚，他称“兄妹之间”的爱为父母之间的爱的“重复”。
最后条条道路都通往恐怖。卡夫卡的妹妹们跟他的许多朋友一样都在集中营里遭到杀害。1941年10月21日盖世太保将自1939年起守寡的艾丽强行运往洛兹送进犹太人居住区，10天后瓦丽和她的丈夫不得不接踵而至。1942年春，纳粹当局分给艾丽一所窄小的住房，妹妹和妹夫以及最小的女儿汉娜也搬来居住。1942年5月洛兹发生多起枪杀犹太人事件，11000名犹太人死于非命。自这一年年初起德国人就杀害了7万名犹太人居住区居民。卡夫卡的妹妹们估计在1942年9月死于毒气室，汉娜·赫尔曼的踪迹1941年年底就已经消失。奥特拉起先由于与约瑟夫·大卫的婚姻而受到保护，免遭迫害。然而1942年8月大卫与她离婚，从而冷酷无情地丢下她不管。还在当月奥特拉就被放逐到泰莱钦。1943年10月她自愿当护理员护送一列车犹太儿童到奥斯维辛，估计她清楚地意识到这意味着死亡。77297个犹太人在波希米亚和梅伦被德国人杀害，死难者的名字今天铭刻在布拉格平卡斯犹太教会堂的墙壁上。在卡夫卡的妹妹们的家庭圈子里，除了汉娜·赫尔曼以外，只有女儿们——格尔蒂·赫尔曼、玛丽安妮·波拉克、薇拉和海莱娜·大卫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费利克斯·赫尔曼1940年在逃往法国的途中死于一次发烧感染。他们留下的那些显得宁静而和谐的出自世纪之交摄影室的照片，由于最终惨遭迫害的人生道路而看上去像一个已沉没的世界的无声的象征，这个已沉没的世界的居民当初没能料想到，怎样的灾难将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家庭女教师和女用人
儿子觉得父亲是一个闯入者，天天都在向自己展示自己如何生性柔弱的闯入者，而母亲则一直是他的带情感色彩的要求和期望的受领者。在这方面，长子的一个重要策略便是间歇式重复出现的卧病不起。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儿子仿效他的兄弟们的生活状况。这种状况包含永远失去亲人的威胁，而母亲则只需在感情上给予她的儿子多多关照便能避免这一威胁。已经长大成人的卡夫卡回忆起她在他患病期间对他的关怀。他那种有时闪现出的渴望，那种没有真正的症状也想躺到床上去的渴望源自对“母亲会如何安慰人”的这一记忆。长子的疾病以独特语言表达出一种对爱的热望。平日生活在用人们中间，一旦卧病在床就有了难得的与非常忙碌的母亲亲密交往的机会，但是这也是温和的恐吓手段，使用这种手段就会让人想起早夭的兄弟们的命运。尤丽叶·卡夫卡似乎凭直觉隐约意识到了这些间或出现的疾病的心理背景：她在她1931年左右撰写的一篇生平事略中扼要提及，说儿子是“一个敏感但健康的孩子”。
在迫使这个少年进入一个温室世界的腐败教育学之外，还有上了岁数的人的考虑，他们不让孩子体验陌生事物，以便能够行使其权威的支配权力。1916年10月8日卡夫卡写道，“作为大人们的阴谋的教育”，目的在于把“到处自由嬉闹者”关在家庭狭小的屋子里。父母之爱的表现形式末了只是追求统治地位、占有思维和自私自利的变形：这一直是他的坚定信念。“父母的自私自利——这种原始的父母情感——无比强烈”，1921年秋在谈到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中的一则教育按语时卡夫卡如是说。对于卡夫卡来说，这种自私表现在“专横”或“奴役”中，他——和斯威夫特一起——从中推导出这样的要求：让挑选出来的教育家掌管儿童的教导并坚决取消作为教育机构的家庭。
●德语男童学校
合适的学校的选择和对社会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并反映出家庭的社会地位。19世纪80年代末，一个有高升意愿的犹太商人毫无疑问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一所德语学校就读。然而卡夫卡家的人无法进入被公认为精英学校的、只接受上流社会子弟——如出身银行家家庭的马克斯·布罗德——的天主教教会学校。像弗兰茨·卡夫卡这样的中产阶层的孩子只可以上位于肉市场后端旁边的布拉格德意志人民小学。从前屠户在这个地方从乡村供货人那儿买进商品，自19世纪80年代初起，这个地方就充当布拉格肉贩子们的集中经营地。学生们在一幢新式的、布置朴实的四层楼房里上课，这所学校只缺一个大一点的可供学生课间活动的院落。对面是捷克小学，它与德意志男童学校相反，只有少数犹太人儿童——一个年级不到10%；校门旁放着一尊著名的布拉格教育家约翰·阿莫斯·科梅尼乌的巨大半身塑像，它显示出民族的文化意识。由于双方相互记恨，捷克儿童和德意志儿童之间常常发生打架斗殴。这种争斗教师们很少阻止，这与自由主义对待波希米亚王国里的种族冲突的那种漠不关心态度相符。
1917年卡夫卡在一篇教育学问题备忘录中用清楚、忧伤的笔触写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凭借自己的特色而有资格做事，但是他必须喜欢自己的特色。就我的体会而言，人们不仅在学校而且也在家里力图抹杀特色。”
●在犹太教会堂
对于大多数年轻犹太人来说，宗教传统研究，如弗兰蒂塞克·朗格所回忆的那样，以巴尔米茨瓦结束。只有少数人此后还读图拉经文，他们之中几乎不会有一个人再走进犹太教会堂。约瑟夫·罗特在论述种种宗教仪式的消退时写道：“祖父们还在绝望地同耶和华一起进行斗争，在小礼拜堂哭墙上磕破自己的脑袋，呼喊着要惩罚自己的罪孽并乞求宽恕。孙儿们开始有西方意识了。他们需要管风琴，以便使自己情绪高涨起来，他们的神是一种抽象的自然力，他们的祈祷是一种套语。”如果说作为成年人的卡夫卡偶或偏离一种世俗化环境的习惯去做礼拜，那么这主要是出于好奇。这时候他是想看信教者们做宗教实践活动，而自己则是并不怀着充分信念的观察者。
一篇1922年夏写就的未完成的散文用一个贴切的比喻描述了被同化了的人的信仰缺乏。“在我们的犹太教会堂里”，卡夫卡这样写道，“有一头大约黄鼬般大小的动物。它常常都是很好看的，它允许人类走近至大约2米的距离。它浅青绿色。它的毛皮还没有人触摸过，所以对此没什么好说的，人们几乎想断言，连毛皮的真实颜色也没人知道，这可以看得见的颜色也许仅仅来自陷入毛皮中的尘土和灰浆，皮色也像教堂内部的粗灰泥，只不过颜色淡了一点儿。”这篇未完成散文对这头动物所作的阐述，可以套用西犹太人与虔敬的关系。如果说教区男人们对这位奇怪的犹太教会堂居民“早已漠然处之”了的话，那么这跟儿童们也不再对它的出现感到惊讶的提示一样，令人想起同化作用。只有妇女们“惧怕这头动物”：这也预示了她们在正统的犹太人祈祷中的地位，这种祈祷她们只可以作为旁观者在一个用“栅栏”跟教堂内部隔开的区域观看。由于妇女们不怎么熟悉这些虔诚的宗教仪式，所以她们也就对信仰采取一种真实可信的态度；如果说这头动物让她们受惊吓，那么这就显示出一种能感受宗教刺激的特性，而过着世俗化生活的、没有内心参与做完礼拜的男人们则已经丢失了这种特性。然而这种世俗化状态同时也形成不确定的形势，因为它不能肯定，这种虔敬只是一种残余物，抑或是犹太教的一种新的本体的显露。关于这头动物人们说道：“它是对早已逝去时代的纪念还是未来时代的预兆？这头老动物也许比曾聚集在犹太教会堂里的三代人还更了解情况？”
●一个中学生的噩梦
波希米亚的德语九年制高级中学是按奥地利的样板组织的，并且有义务完成一种保守的教育大纲的目标。这包括严格遵纪守法、角色等级制度和传授一种带民族色彩的、把君主政体美化为帝国的伟大世界观。教师们显示出自己是皇帝的忠诚的公职人员，并且在重大的节日、在颁发成绩单时着银绸带上挂着一把小剑的制服。不过在19世纪最后一个10年中，读完这所中学的那一代学生却已经感觉到这样的象征是一种虚化了的、没有内容的传统的标志。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6）中把考试说成是“权力行使能见度中的经济学；机构的权力在考试中把目光瞄准主体，以便在规范和认可的前提下控制这个主体。国家考试构成一种观察的形式，在它的强制义务下个人觉得自己不得不受一种严格规定的等级制度的支配。考试使个人受到监察并用文件将其成绩记录在案。但是同时它也使学校的要求获得实事求是的表象；权力，经由考问知识显示出来的，不是显得专横，而是显得是在符合规定的，有客观根据和经受过考验的标准中确定下来的。在1909年7月撰写的未完成的随笔《在我的同学中》里，卡夫卡用模棱两可语义双关的比喻说明自己的考试恐惧，那些比喻主要指向他对受到一个外部的有关当局的监督所感到的恐惧。”
1919年，他说他觉得自己像“尚在职并生怕被揭露的银行惯骗”那样的学生。当场被逮住的骗子的怪诞形象阐明了一种以不断的负罪感为特征的自我感知。1917年写就的教育问题备忘录描写了这种负罪感的形成过程和影响。据这份备忘录称，每一个要充分发挥他固有的“特性”的决定都导致他意识到这种欺骗行为，因为这种决定是用压制自我中的不清不白成分换来的。“这不是错觉，而仅仅是这一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至少在活着的人当中没有人能摆脱他的自我。”卡夫卡知道，通过考试灵巧地渡过难关的骗子的形象受到他的种种主观恐惧的严格束缚。学校的权力对他来说显示在个人软弱无能的感觉中，这种感觉迫使他把考试成果仅仅当作错觉和欺骗的结果记载下来，他直至九年制高级中学的第四个学年一直都是“优秀生”，并且也在以后的各年级名列一般水平以上：这一事实只能增强这种带强制观念性质的信念。
这所旧城的九年制高级中学由于其学生中犹太人的比例较大而成为一个免遭公开的反犹太主义思潮袭扰的保护区。像马克斯·布罗德在同一时期在施特凡九年制高级中学所遭受到的那种暴虐狂式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卡夫卡不曾经历过。然而他一定也曾感觉到了控制着社会性共同生活的种种紧张关系。商务抵制、街头骚乱、袭击犹太人设施和杀人祭神、歇斯底里在1897年的巴代尼危机后便是布拉格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不必拥有什么特殊的敏感性，便会注意到在多民族国家中犹太人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和风险。有鉴于可能会在大街上发生的仇恨景象，中学便具有了一座封闭温室的特性：在这座温室里生长着一种悉心呵护但不久便失效的社会安定。
九年制高级中学，1878年弗里德里希·尼采这样写道，在理想的情况下传授的不是材料而是形式：学生在这里学会“较高度文明的抽象语言”，这门语言在传授内容的技巧中，不是在这种内容的自身中显现出来。这样的观念自然通常都受到不现实的理想思维的约束。实际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学教学由强制性死记硬背主宰，在这种强制中反映出了尼采自己1873年在《不合时宜的考察》的开头一段中称之为“市侩教育”的东西：一种在机构上受到保证从而“经久不变、有根有据的野蛮”。这种“标志的统一”力求将世纪末的小市民教育制度给予毕业生，它将由一份详细制定的不给个性化教育决定留有活动余地的教学大纲产生。
恰恰是他的那些研究希腊神话的作品暴露出一种深刻的距离，而这种距离又被用作文学解构的要素。卡夫卡后来著文论述奥德修斯的塞壬历险、普罗米修斯的命运或海神波塞冬时，便总是出现图书室想象，这些想象隔着看似无尽的现代观察的距离领会神话。流传下来的神话题材受到文学试图用决疑法手段摆脱的忘却的控制。似乎通过古代文化研究学的中学课程，卡夫卡不是意识到了神话的近，而是意识到了神话的远；对他来说神话成为一种现代派的只能描写，却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的象征。
●通向世界的门户
追求孤独的愿望，这个终生陪伴着他的愿望，在一种富于热情的、常常不安定的家庭生活的圈子中成长发展。卡夫卡虽然自认为是这个生气勃勃的圈子里的配角，但是他通常都乐意参与这个圈子里的活动（只有父母晚上玩纸牌他唯恐躲避不及，因为玩牌时他们会发生激烈争执）。这位从事写作的禁欲者，试图利用夜晚的寂静进行文学创作，他在一个紧密联结的社会关系网中长大。所以在后来的岁月里，孤独依然是一种并非受到缺乏接触机会，而是受到把自己“极大地和所有人隔离起来”的愿望制约的生活方式。
朋友们在一起度过下午的时光，常常在同一张写字台上做家庭作业，互相交流阅读心得。虔诚的贝格曼模仿图拉学者的精神风貌，而卡夫卡则做出怀疑论者的样子，持对立的态度。他们游戏似的试验一种宗教讨论文化的技巧，他们开始通过其雄辩术的形式来开拓这种宗教讨论。这样的游戏的一个规则就是，他们模仿犹太教法典第一部分压缩在故事中的评论的生动语言并以如此方式复习宗教课原则上教给他们的“犹太教法典式”论证法。朋友们怀着一种掺和着亵渎神灵和无邪的乐趣，巧妙对付深奥艰涩的神学问题。按照尼采的名言，恰恰就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东西，是在“过去和未来的篱笆间游刃有余”的质朴精神的吸引力之所在。1897年，卡夫卡在贝格曼的纪念照相簿上记下了带印象主义色彩的、探索有鉴于不能更改之物之悲哀的诗句（这是流传下来的他的最早的一件作品）：“来去匆匆/有别离却常常——没有重逢。”
“（……）我拿出，”1903年9月6日他向他这样说明寄发的一捆旧手稿，“我的一片心，用一张白纸将它干干净净包好并将它给你。”
〔九年制高级中学六年级全班合影（1898）卡夫卡：最上面一排，左第二个；他的右边是保尔·基施；下面一排左边第二个：奥斯卡·波拉克；中间右边是班主任埃米尔·克施温特，同排左外侧：鲁道尔夫·伊洛维；右外侧：爱德华·费利克斯·普里布拉姆，同排左第三人：胡戈·贝格曼；下排右：卡米尔·吉比安〕
他自己的生活使他获得这样的印象：文学拥有的知识能够赶在现实轨道的前头。一个角色，能够脱离活动于其中的文学史的规则，它危害作家的幻象世界和规定这个幻象世界的等级制度。
●达尔文、尼采和社会主义
在倒数第二学年，卡夫卡在戈特瓦尔特的课程的激励下读恩斯特·海克尔的刚出版的书《世界之谜》（1899）。海克尔，在前言中自称是“19世纪的孩子”，用自己的这部通俗哲学著作，为传播其世界观倾向以一种反先验论立场为目标的达尔文体系做出了贡献。作为受过自然科学思维训练的一元论者，他从一个以物质概念为依据的中心的因果原则推导出对人的环境的观察。精神和作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世界的基本模式的物质绝对服从这个原则。自然史可以被理解为处于演变过程中的不同形态和状况中的这一种物质的变异。这一观念导致对达尔文的物种选择法则的一种支持：这一法则把自然界定为受因果关系，但不受目的论控制的活动范围。按照海克尔的观点，人的精神生活以及各种感官行为均服从一种可以从物理的过程中观察得到的、最近证明了自然法则的优先的因果关系。对他来说，达尔文的物种选择论是理解对作为有机界特色的表现形态多样性的“一元论解释的关键”。只要创造由在各种生命形态中显而易见的进化演变原则，而不是由一种目的论的秩序所致，那么上帝在这个体系中就只能被泛神论地理解为有效起因。海克尔虽然刻意强调指出，他的学说并不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一种证实，然而他的物质观念和与此相关的一元论却支持具有时代典型性的抛弃黑格尔学派特色的精神唯心主义，这种抛弃在否定一种有先验的结构要素的基督教世界观中达到了顶点。
阅读海克尔，一如贝格曼措辞过分尖锐地阐述的，开始了卡夫卡的“无神论的或泛神论的时期”。在与信教朋友的辩论中，卡夫卡试图借助用形式和状态实体化物理原则取代上帝概念的一元论来驳斥一个造物主对造物的优先权。然而后来他回想起，“我心中并非觉得这种辩驳很有根据，我得先像组合一种需要耐心的游戏那样把辩词组合好”。一种这样的观察对高级中学最后两个学年的知识激励具有典型意义：它们提供通过试验进行检验的认同感，但没提供启发清楚的解释选择权的有约束力的世界观。思想上的认识仍然是一种“需要耐心的游戏”，它要求把各种不同的想解释世界的理论拼合成一个稳固的整体。
比一元论插曲更富有成效的，是对尼采的深入研究，此项研究在朋友波拉克激励下估计起始于1898年年底。特别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该书第一分册在他的出生年出版——似乎将卡夫卡迷住了。塞尔玛·科恩，有乡村特色的罗斯托克邮政总局局长的女儿，她记得，1900年8月，暑假期间，他晚上就着烛光在一片林中空地旁边的一棵老橡树下朗读尼采的热情奔放的作品。卡夫卡在塞尔玛·科恩的纪念册中的热情题词通过生动的形象用生花的妙笔透露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但是有一种活的纪念，它像用深情的手那样轻轻抚摸一切值得纪念的东西。如果从这灰烬中升起火焰，熊熊而炽热，猛烈而强劲，而你则往里面凝视，像被神奇的魔力吸引住了，那么……但是这是纯洁的纪念，人们不能用笨拙的手和粗糙的手工器具写这种纪念文章，人们只能把这写在这些洁白、简朴的纸上。”17岁的卡夫卡的这几句话，它们恳求超越语言回忆的可能途径，它们也是为这位已故哲学家所做的一篇墓志铭：它们产生于1900年9月4日，尼采逝世于魏玛后的10天。
卡夫卡本人终身一直是一个没有值得一提的财产的人。他只拥有一批数量不多的藏书，住在陈设简朴的房间里，既不购地也不买房。
●长子的孤独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作为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其中的房子——“尖塔”坐落在恩格巷和卡尔普芬巷（现在是卡普洛瓦巷）之间的拐角处。所以它位于过去的和现代的布拉格的交会处：在约瑟夫城市的边缘，同时也是在旧城环城路、新城中心的对面。1880年初，这里显示出作为各对立面统一体的城市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已经贫困化了的从前的犹太人居住区及其旧货商店、小酒店和妓院在那里与大环城路四周受到现代商业活动支配的区域交会，而那里正是卡夫卡诞生的房屋所在之地。这所拐角房屋1897年因自1885年起进行的维护犹太人区卫生规划而被拆除，只保存下了装饰精美的大门。今天只能用经照片获得的表象来取代直观。卡夫卡的诞生房屋的位置是凭想象虚构的，它的风貌被一种使人忘却过去的现代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