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3岁，1895年前后〕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6）中把考试说成是“权力行使能见度中的经济学；机构的权力在考试中把目光瞄准主体，以便在规范和认可的前提下控制这个主体。国家考试构成一种观察的形式，在它的强制义务下个人觉得自己不得不受一种严格规定的等级制度的支配。考试使个人受到监察并用文件将其成绩记录在案。但是同时它也使学校的要求获得实事求是的表象；权力，经由考问知识显示出来的，不是显得专横，而是显得是在符合规定的，有客观根据和经受过考验的标准中确定下来的。在1909年7月撰写的未完成的随笔《在我的同学中》里，卡夫卡用模棱两可语义双关的比喻说明自己的考试恐惧，那些比喻主要指向他对受到一个外部的有关当局的监督所感到的恐惧。”
1919年，他说他觉得自己像“尚在职并生怕被揭露的银行惯骗”那样的学生。当场被逮住的骗子的怪诞形象阐明了一种以不断的负罪感为特征的自我感知。1917年写就的教育问题备忘录描写了这种负罪感的形成过程和影响。据这份备忘录称，每一个要充分发挥他固有的“特性”的决定都导致他意识到这种欺骗行为，因为这种决定是用压制自我中的不清不白成分换来的。“这不是错觉，而仅仅是这一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至少在活着的人当中没有人能摆脱他的自我。”卡夫卡知道，通过考试灵巧地渡过难关的骗子的形象受到他的种种主观恐惧的严格束缚。学校的权力对他来说显示在个人软弱无能的感觉中，这种感觉迫使他把考试成果仅仅当作错觉和欺骗的结果记载下来，他直至九年制高级中学的第四个学年一直都是“优秀生”，并且也在以后的各年级名列一般水平以上：这一事实只能增强这种带强制观念性质的信念。

这所旧城的九年制高级中学由于其学生中犹太人的比例较大而成为一个免遭公开的反犹太主义思潮袭扰的保护区。像马克斯·布罗德在同一时期在施特凡九年制高级中学所遭受到的那种暴虐狂式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卡夫卡不曾经历过。然而他一定也曾感觉到了控制着社会性共同生活的种种紧张关系。商务抵制、街头骚乱、袭击犹太人设施和杀人祭神、歇斯底里在1897年的巴代尼危机后便是布拉格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不必拥有什么特殊的敏感性，便会注意到在多民族国家中犹太人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和风险。有鉴于可能会在大街上发生的仇恨景象，中学便具有了一座封闭温室的特性：在这座温室里生长着一种悉心呵护但不久便失效的社会安定。

九年制高级中学，1878年弗里德里希·尼采这样写道，在理想的情况下传授的不是材料而是形式：学生在这里学会“较高度文明的抽象语言”，这门语言在传授内容的技巧中，不是在这种内容的自身中显现出来。这样的观念自然通常都受到不现实的理想思维的约束。实际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学教学由强制性死记硬背主宰，在这种强制中反映出了尼采自己1873年在《不合时宜的考察》的开头一段中称之为“市侩教育”的东西：一种在机构上受到保证从而“经久不变、有根有据的野蛮”。这种“标志的统一”力求将世纪末的小市民教育制度给予毕业生，它将由一份详细制定的不给个性化教育决定留有活动余地的教学大纲产生。

恰恰是他的那些研究希腊神话的作品暴露出一种深刻的距离，而这种距离又被用作文学解构的要素。卡夫卡后来著文论述奥德修斯的塞壬历险、普罗米修斯的命运或海神波塞冬时，便总是出现图书室想象，这些想象隔着看似无尽的现代观察的距离领会神话。流传下来的神话题材受到文学试图用决疑法手段摆脱的忘却的控制。似乎通过古代文化研究学的中学课程，卡夫卡不是意识到了神话的近，而是意识到了神话的远；对他来说神话成为一种现代派的只能描写，却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