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沈从文)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
—— 汪曾祺
谈古代服装,照传统研究方法,必依据史志,认为定等级制度,由传说中的黄帝创始。他的臣子伯余,则为第一个成衣师。又由于《尚书》中提及古帝王冕服必具十二章绘绣纹样;汉人郑玄注三《礼》,加以文字说明;《隋书·舆服志》,又总结汉以来史志记载有所补充;唐初阎立本兄弟,据之绘成《列帝图》;宋人复作《三礼图》,且具体提出作法。因此一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就相沿成习,必照制度作冕服若干种;遇国有大事,必按照礼制穿。直到六十年前,袁世凯祭孔郊天时,还装模作样穿上它,表示是“真命天子”!由隋唐开始,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但试从近千年发现的大量汉代石刻壁画、土木俑反映,以及近数十年出土更多更早直接间接材料看来,衣服式样虽得其大略形似,加工文绣却完全近于后人附会,不是那回事儿。最明显例证,即商代墓葬出土人物形象数种,衣服已长短不一;比较近似奴隶主的几种,却多穿小袖齐膝花衣,戴平顶帽子。周代以来就重成组列佩玉,近年也不断有发现。但照《三礼图》注所说的古玉佩琚、瑀、珩、璜、冲牙组列方式,至今为止,还只有相传为战国韩墓出土一组佩玉,及近年山东鱼台曹王村相传曹植墓出土一组佩玉,稍具规模。《王粲传》曾提及,汉末玉佩制度失传,由于粲与蔡邕有旧,多识旧物,得以恢复。从实物出发,可知这组佩玉的重要性,即上袭汉制,而下启以后,直到明代,帝王大臣朝服佩玉,还近似一脉相承,有变化而不太多。可是近年特别重要墓葬出土物,如三门峡的春秋虢墓、安徽出土的蔡侯墓、信阳出土的早期楚墓、辉县的战国大墓,以及最近出土河北西汉中山王刘胜夫妇墓,各有精美雕玉出土,却难证制度;而大量汉石刻和部分汉壁画所作古帝王大臣衣带间,且从未发现过照礼制作成的组列佩玉形象。可知春秋以来,佩玉即或已具一定制度,载于史志,实行时,即大有伸缩余地。至于一般衣服冠履,情形将更复杂。必随时、随地、随人各有差别,难于一例。若据史志证实物,定名目,恐难得满意结果。冠帽就是个好例。两汉《会要》有种种冠子的形容说明。但在石刻壁画反映中,我们除了东汉梁冠和漆纱笼冠、平巾帻知识比较具体,文图可以互证,此外就还难言。本墓出土的柱形冠子,虽和文献记载中的獬豸冠或鹬冠有相通处,但侍从和伎乐俑一例戴上,就难得其解。何况这个冠式还是孤立的。但是如能试从实物或形象出发,再结合文献,作些探讨分析,所得或将较多些。一面既可证实文献,也可不断丰富以新内容,所得知识将是比较可信的。并且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作出的推想,尚可望从更新发现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而任何新的发现,将不至于令我们惊讶,且能作有分寸的解释,来代替猜谜式的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