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进步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科学、工艺、医药，每一种有创造性的发现和发明，都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十分巨大。其中有一样特别成就，给祖国和世界上人民生活带来长远的幸福，并且完全还是中国劳动女性集体完成的，就是养蚕和丝绸锦缎的生产。但是这种伟大无比的贡献，正和几千年来的农民生产粮食一样，虽然和每个人生活都联系得十分密切，在阶级社会中，农人的贡献，是照例忽略过了的。因此美术史或文化史研究者，历来也就很少有人提起过女性集体生产在美术上的成就问题。事实上，世界上决不会还有一种艺术创造，比得过纺织物美术生产，会动员到全个国家妇女来参加，生产出来的东西，与人类关系更密切，对人类贡献更实际！过去知识分子出身的专家学者，出于极端无知，始终是用一个以文人为中心的美术史观去谈美术史，照例不免会忽略过了这个问题的。

​照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习惯，凡是某一氏族集团，或某一时代，一种有益于人民生活、推进了社会文化的发现和发明，都用一个古人作为代表，作为神，记载在历史上，表示人民对于它的衷心尊敬和感谢。托名黄帝君臣发明的格外多，因此最初养蚕的人，也说是黄帝的妃子“嫘祖”。后人因此把她奉作蚕神，每年从封建君主的皇后，到一般养蚕户，都用同一隆重仪式，向蚕神致敬，并祈祷收成。其实蚕的饲养，是史前时代许多年来，从各种吃树叶的野生蠕虫，经过许多次选择的经验，才慢慢的培养成功的！正确时代已不容易明白。但是到人类能把野蚕挑选出优良品种，有计划的饲养，由幼虫到结茧，掌握住了这种有益于人的蠕虫生活规律，再由茧子缫出丝来，织染成有美丽花纹的绸子，至晚在三千二百年前的殷商时代，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的绸子，因为时间太久，已无方法保存，但在一些青铜兵器上就还遗留得有织花纹的丝绸痕迹（用商斧子上花纹），十分清楚。若把这种花纹和同时代的铜、玉、骨、陶——特别是白陶和灰陶的花纹联系比较，我们就可以对于三千年前的生产，得到些更明确的印象。

培采集植物性各种染料，如各种蓝草和紫草，都有专官主持。（楚国有蓝尹）采集野生的栎斗、山栀子、五倍子、槐花等等，都有一定时期，载于古代有关农事的《月令》中。用灰和矾染练纺织物的技术，更积累了丰富经验知识。直到现代，广大农村处理家机纺织物时，还照常得用到这种古老技术。

图注 不同植物染料 古籍修复

还有一点极重要，就是这些常用的植物性染料，有许多是各地都能就地取材，非常便宜的。这更是一种大发现！这种种，是古代有关农事文件和诗歌都曾提起过，而且一部分技术到如今还保留到乡村生产的。​

丝绸中的多色彩锦，最早出现的时代，我们还缺少具体知识。传说织锦起于帝尧时代，这个正和《禹贡》所谓“织文”，我们实在还无地下知识可以证实。商代有花纹的绸子，是格子几何纹，有可能是复色的，因为这种原始规矩花纹，若较早使用于竹料植物，或芦蒲类材料，格子式编织纹是极容易处理的。商人尚白见于周代记载，我们也由此可以推想，蓝靛的种植制造，还不会如何特别发达。楚国最早有“蓝尹”工官，兰草的种植，或从南方较早得到发展。​

图1 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 战国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 湖北荆州博物馆藏
图2 战国龙凤虎纹绣罗单衣 战国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 湖北荆州博物馆藏
​图3 乍册兄鼎 商 安阳殷墟郭家庄50号墓出土 殷墟博物馆藏
图4 双联玉舞人 战国 洛阳金村古墓出土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长沙楚墓发现的漆奁，上面穿着大袖口小腰身的十一个女子，和帛画上那个女子，更给人一种十分生动现实的印象。重要的是衣着式样，例如楚墓俑种种不同的衣襟处理和一定斜度的形式，都反映到当时的真实，可以证实历史文献上的衣制。照战国时宋玉的文章叙述，这种衣服大多数是用精美细薄彩绸料子作成的。
战国时青铜器中的金银错镶嵌法，使用极普遍，中国丝绸加金的刺绣，或其他技术加金，大致也产生于同一时期。
到汉代，丝织物生产和其他生产同样有了更大发展。战国以来几个生产高级丝绸的专区，都有国家工官来继续主持生产，在长安还另有东西织室。工官费用一年用到五千万钱，在当时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的耗费。这些生产一部分作新的统一国家下经常来使用，一部分就成为汉代主要输出品。东至今朝鲜，西及今内蒙古、新疆以及国外如罗马、波斯，都得到广泛的欢迎，因之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一种主要媒介物。换言之，即中国的丝绸锦绣生产，到这时已起始供应了世界市场的需要。照历史文献记载，当时中西交通多从西北陆路。西北羌胡民族并且特别喜欢中国锦绣。《史记·匈奴列传》称，每年外送锦缯到万匹。从近五十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古坟中，在新疆古楼兰遗址中得到的锦绣，完全证明了当时的丝绸品质和纹样。这些出土遗物的花纹，和在朝鲜大同江边古坟中得来的丝绸，花纹大体都是相同的，更可证明历史文献和《盐铁论》等记载当时情形，这些丝绸虽出现于汉境的边沿区域，其实是当时中原的标准花样。锦绣中如最著名的带文字的“韩仁绣”“新神灵广”等锦，多作山云、鸟兽、骑马游猎装饰图案，和当时反映于陶漆金银错图案相通，用深青或红色作地。绫罗类多作水纹和菱形纹，五色具备。绣件有在锦上加绣的，有在杂色帛上加绣的，花纹和同时或较早的金银错完全相似，绣法多用锁丝法（直延续到现代，技术还用到）。西北出土的绫帛类，很多种直到现在还保存原来的鲜艳色泽，可以见出汉代以来染色知识的进步。至于薄质细绸，经纬组织，有比唐宋以来细绢还精细，正和史传所赞美的齐纨鲁缟、白穀细缯相合。这时期的生产，除河南、山东，川蜀出品也已经日益著名。

​图注 彩绘漆木人物车马出行图圆奁战国 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至于近代学人，从殷商甲骨文中发现有蚕桑字样，和铜器上蚕的图纹发现，及小件佩玉中有蚕的形象发现，用作当时养蚕织丝的证明，估计未免偏于保守。因为从常识言，“青铜时代”的产生和成熟，并不是个孤立事物，必然有个相应高度的物质文化伴同出现，反映于木、石、漆、玉，手工艺各部门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上，而且还必然色彩斑驳陆离，以至于人身头面的点染装饰上。这一切文化成就，即或仅仅集中于奴隶主或其亲属家臣少数人所占有，所享受，高度精美的青铜文化不是孤立存在，则十分显明，如据殷周器物不断发现附着丝绸残迹分析，则这个时期不仅已经能织出十分精美的平纹或方格纹薄质丝绸，且有可能已有原始彩织锦类产生。如联系“凡事不孤立”的原则，试就商前期方鼎平面反映的连续矩纹看来，或和同时存在锦纹即相通，因为同式连续矩纹，在近半世纪出土的商代白石刻人形衣着上，即明确出现于腰袖间。特别是近年安阳武丁时妇好墓那几副玉雕人形的出土，进一步得到证明。这类连续矩纹反映腰袖间格外明确具体，反复出现决不是偶然事情。而这种彩色斑斓连续矩纹并且直到如今，还是我国西南部苗族妇女所擅长的手工艺。方法之简便，制作之精巧敏捷，都可证这种加工技术实源远流长。

​图1 蚕纹铜戈 战国 成都交通巷出土 成都博物馆藏
图2 红山玉蚕 新石器时期 上海博物馆藏
图3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 东汉和田尼雅遗址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史记》称齐国临淄的月收市租千金，除著名的细绣纹以外，显明还有一系列其他特种高级商品应运而生的。
托名《范子计然》提到齐细绣纹上匹值二万，中一万，下五千。陈留襄邑产的大张锦，则以端计。这应当是秦汉之间的价钱，若和一般缣帛市价相比，上等锦约高过二十五倍。一面反映细绣纹工艺水平之高，另一面也反映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统治阶级财富独占情形之显明。
这些特种手工艺品能以商品方式出现于市场，必在东周农奴制氏族社会崩溃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满足新兴地主的需要，同时也必是金属货币业已形成各种商品交换主要媒介物，而且贵金属中的黄金且和铜货币形成一定比价时期，所以《史记·货殖列传》才列举凡占有诸商品到某一定数量的，年即有二十万钱的收入，和一个普通诸侯收入相等。
《范子计然》提的锦绣价值时间或较晚，《史记·货殖列传》说的诸商品价值时间或又稍早一些。​

汉初虽仍在齐国设立三服官，织造宫廷四季需要丝织物入贡，主要大生产，却已改至长安，由政府成立东西二织室，各用五千官奴婢（实多犯罪贵族家属），进行无偿劳动生产，不久即合并为一，并设一“织室令”主持其事，年费数千万钱。为团结匈奴诸君长，每年必有过万匹锦赐。开辟西域丝路后，还有更大数量的精美锦绣，由西北运往中西亚及波斯、大秦各文明古国，换取名香、异药、犀角、象牙、马匹、珠玉和一些贵重难得用品。生产发展，必然影响到高级特种手工艺品的一系列发展，对于锦绣比较显明反映到三个过去还少有人注意到的问题上：

一、即前期锦纹受技术限制，或较多属于规矩格子图案，到西汉以来，织机提花工艺，得到一定改进，举凡漆器彩绘花纹，铜器金银错花纹，所能达到的五彩兼备，山云缭绕，鸟兽骇跃腾骧于其间的奇文异样，彩锦也无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产生。

二、即由于提花技术的改进提高，过去惟极端精巧手工刺绣所能特种绣作，织锦工艺能起代替作用后，以商品出现的刺绣，因此影响即显明下降。

三、薄如蝉翼的方孔纱，为增加其华美，有用金银粉末套印加彩的，为此后二千年丝绸加金及丝织印花开创其端。
因此丝织物工艺进展，把汉代作为第二期，大致实相去还不甚远。​

至于川蜀锦缎的出现，在西汉或已有一定发展，似在后汉始著名。三国时，诸葛亮教令中，曾提到蜀中军需耗费，主要依赖锦的贸易。魏文帝曹丕著《典论》，虽有“蜀锦虚有其名，不如洛阳所织虎头如意连璧锦”叙述，但就孔明文件中看来，蜀锦生产，当时还是占全国首位，且一直延续到以后约十个世纪，蜀中锦在中原市场，才为吴越以奇花异鸟为主题图案的绫罗、纱縠（hú）所代替。然而直到两宋，政府尚在成都特设“官锦坊”，定织宫廷所需诸锦，如每年按季节赐予诸武将七种臣僚袄子锦。“茶马司锦坊”则生产各色大花被面锦，换取西南茶叶和西北军用马匹，解决国防上的需要。​

丝织物花纹的发展变化，若以商周为第一阶段，我们目前知识虽不够全面，以战国秦汉为第二阶段，我们可说实已比较具体。特别是长沙马王堆轪侯家属墓中物，给我们的启发格外多。但两晋南北朝三个世纪多的生产，理应归入第三阶段的情形，我们的知识却不多。以目前西北出土的实物而言，除部分尚保存一点汉代规模，较多已呈混乱状态。如照《邺中记》《拾遗录》所言，虽尚有大小登高锦、大小明光锦、列明锦等名目，似即汉代旧样，其余已无一定格式。如据《东宫旧事》等文献而言，薄质罗纨应用日多。从《世说新语·汰侈》所叙石崇、王恺斗富事，一用“紫丝布”作步幛，一用锦作步幛，可知南方的丝麻交织的紫丝布产品已日益上升，而薄质织物则应数一匹六丈的“筒中花綀”。孔雀罗可能也是北方一时著名新产品。史传中虽称石虎之奢侈并世无双，千人女骑兵，多着金缕织成裤。南朝则鱼宏以奢侈著闻，服食之精美，堪称独步，家中女乐歌伎百十人皆衣绮罗金翠。到隋炀帝至以锦为帆，延长十里。这三世纪多生产，似均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大部分且为谄媚神佛、装点寺庙消耗其大半。北朝诸胡族统治者政权崩溃逃亡时，尚掳掠千百伎作工巧随行。至于南北两朝人民，却在连年兵火战乱中度过。
所以丝织物真正的进展，第三阶段似应在唐代，开始即唐初统一用绫为官服，明确上下同为圆领服、乌纱幞头、红鞋带、乌皮六缝靴，用色泽辨官品等级。唐代特别赏赐丝织官服花纹计六种，内中五种均为鸟衔绶带、灵芝等，唯一种为地黄交枝。这种种花纹目下从铜带版上，和铜镜子纹样中，尚反映得十分具体，但在出土实物和传世画迹中，却不完备。并且至今为止，还未明确这种特别官爵服章位置究在何处。至于奇文异锦，虽品种名目繁多，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述，则唐初在成都任行台官的窦师纶，出意设计所作十来种纹样，色泽壮丽，流行百年尚不废除。传世遗物中的大团窠锦、花树对鹿锦、狮子舞锦，或多成于唐初。《唐六典》诸道贡赋，川蜀绫锦名色格外多。唐代官服主要用绫，出丝绸地区多设织绫局，监督生产。锦的生产虽仍以川蜀为主，薄质本色绫，广陵已成东南大生产区，且和海上贸易相联，技术上和花纹上容易取得新进展，也必然显得相当突出。唐代有三种特别上贡锦，成都和广陵即已分担责任，如为赠予外宾而作的“蕃客锦袍”，为宫廷嫔妃织的“锦半臂”，及为唐代社会流行、军中格外好尚的“打马球衣”（据图像反映，一般是小团窠花锦袄子）；前二种每年上贡有一定数目，各为二百至二百五十件，后一种早期不过二十件，晚唐最多时且到入贡五百件记载。​

图1 团花牡丹斜襟褐锦衫 唐 甘肃省博物馆藏
图2 仙人跨鹤纹绫圆领袍 唐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图3 花树对鹿纹 手绘纹样​

成都蜀仍在锦类生产占主要地位；地处长江下游的广陵，则因海上交通转运便利，气候又极宜于蚕桑，薄质彩织已为此后千年占全国生产主要地位打下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到宋代后，官服用罗为主，全国各路均设有织罗务监督织造，且定下严格检查法令。从《元丰九域志》《咸淳临安志》《梦粱录》《都城纪胜》等叙述中，都显明可以见出江浙丝织生产，已显明占有了特别重要位置；由于社会需要，丝绸的花样翻新，更得到发展机会。常见禁令中如紧丝、透背、绣背、茸背等薄质丝纱类，从禁令限制中即可知精美程度已超过服用需要，才会由政府一再用法律禁止。泥金则由印金、织金代替，简化了加工烦琐过程。印花也得到了广泛市场。锦类在衣着应用上已缩小了范围。成都官锦坊，虽尚有成千伎作巧儿和染织工人进行生产，为政府沿例每年赏赐七种臣僚袄子锦而进行生产，且因起居坐具的改变，椅披椅垫的大量应用，官诰绫锦及书画装裱、卷轴包首、册页封面的需要，而扩大种种需要，却为彩锦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因此小花锦和格子锦仍不断得到进展。北宋木棉虽还不到能代替丝绸彩织程度，但植物纤维品种名目的多样化，显明比唐代却有所发展，竹子布、蕉布、葛布、藤布、黄草布、鸡鸣布……种种名色，在上中层社会的流行事物，则十分显明。这类织物一般比价，且经常官罗为高，而流行仍广。​

第四应数元明，即加金丝质物，成为统治阶层好尚的主流；仿波斯金锦“纳石失”的大量生产，转成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奇迹。丝织物加印金银，虽起始于汉代，到宋代已比较全面掌握了生产技术，特别宋辽金先后对峙约两百年时期中，片金、捻金等织金虽加工技术极其烦琐，生产仍得到一定发展。因此《三朝北盟会编》南北双方彼此报聘礼物中，捻金锦缎数十匹已成常见名称。就近年辽墓出土实物说，则细捻金线加于彩织刻丝中，金线即有细如丝发的。但是直到元统一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特别设立“染织提举司”，下设“纳石失局”大量织造官服用织金锦，且照法令，花朵必分大小，各按官品穿衣，使人一望而知。除衣着用纳石失金锦外，还有卧房陈设、军中营帐、马匹装备，无一不使用这类高级特种织金，锦、缎、绫、罗、纱、縠作为装饰，用来表示皇家的富贵豪华，无与比伦。全人类历史，恐亦不至于有如此奢侈糜费，爱好中同时也表示无比愚蠢的。所以意大利人马可勃罗游记中叙述到元宫廷举行的大筵会，集中王族亲贵一万二千人，集中于殿廷前，举行质孙宴，各穿一色质孙服，在奏乐声中用金杯逐一赐酒，帽子上和腰带间的珠宝价值无从比拟，惊诧为世界上仅有的豪华壮观。至于叙述到皇族争权一次战争，集中骑兵达七十万，用纳石失金锦做成的帐幕，竟延长数里。……欧洲人都以为是疯人的胡说。可料想不到，竟一一实有其事。这从明朝的传世以千百种不同花样的织金丝织物而言，也还可以得到一点印象。特别是史传中记载，宦官权臣一旦失宠后没门抄家时，这些炙手可热的特权人物贪赃渎职得到的金银财富，黄金必以百万两计，白银必以千万两计，贵重丝绸以万千杠抬计，田地以数百万亩计——我们才会明白财富更集中的元代政治状况，统治者更如何残暴无知，而对人民又如何无情。因此在历史短短某一阶段，军事武力虽占领了欧亚世界一大半，且把从世界蹂躏掳掠聚集而来的大量金珠财富，用来装点这个王朝的宫廷，形成一个天方夜谭的奇迹般宫廷景色。却在人民奋起行动中，不到十年，这个王朝的基础就全部崩溃了的事实。

图注 菱花织金锦抹胸 元 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大部分的明代彩织和织金花样，多和元代丝织花纹图有一定联系；图案特征是图案呆板，而配色比较单纯，大面积远看效果还壮观，局部看来不免相当粗糙，艺术水平并不高。至于本色花织物，则多设计构图有极新颖活泼的。特别是中间色染织物，经常发现有艺术性极高的成就。​

图注 程棨《摹楼璹耕织图》（局部） 元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关于古代中国人民如何驯服这种小小蠕虫造福人类的经过，有三种不同传说。第一个近于神话性的，是三国时有个吴人张俨作的《太古蚕马记》，说蚕的起源，是由于一个将军外出作战失了踪，家属悬下了重赏，凡能有人把将军找回，就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他。过不久，将军那匹平时心爱、作战又有功的坐骑，就把将军的尸首驮了回来。但找回将军的是一匹马，原约当然不能实现。可是这匹马却每次见到这个女孩，必用前蹄趹地，表示感情。因此，这家中人把马杀了，剥下了皮晒在园中地上，那女孩去园里时，用脚践踏马皮说：“看你还能不能显出本领？”于是一阵风起，那张摊在地上的马皮，把那个女孩卷起，随风而起，不知去向。到得她家中亲属四处找寻，后来才发现挂在一株古老桑树上，成了个大蚕茧。故事虽说是“太古”的传说，就故事安排看来，这个民间故事虽并不古，却有点来历，因为荀子作的《蚕赋》最先也就提到，且影响到后来又比较普遍。蚕是叫“马头娘”，半世纪以前，南方乡下人还极熟习。第二是出于子不语怪和神的儒家说谎造作的传说，把一切重要发明都归于黄帝，却把养蚕织丝的贡献归作他的妃子嫘祖的功劳。原始的神怪性少了，虚伪性却增加。这种谎话经过约二千四五百年封建社会制的各朝帝王，封之为“青陵圣母”，都来加以利用。养蚕既属于妇功，为了欺骗人民，扩大巩固统治者的剥削，每年春天，皇后这个大地主婆还必装得特别虔诚慎重其事，来亲自在“蚕坛”敬奉蚕神，并亲自采采桑，喂喂蚕，作一回虚伪表演，因之增加了人民的迷信。第三是春秋战国一本古文字学书籍《尔雅》的一个关于蚕的记载，说蚕有许多种，用各种不同植物作食料，有桑蚕、柞蚕、萧蚕、艾蚕等等。记载虽极简略，倒要言不烦，极近科学真理。让我们明白，蚕的驯服，和五谷六畜的驯服过程相同，都是由野生经过长时期的、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由万千劳动人民，在不同实践中取得成功、失败的许多经验，末后才总结下来，得知一种性格特别脆弱的，必需在特别谨慎细心的照料中，放在家里用桑树叶来培养，同时还得一面不断提高改变蚕的品种，另一面又还得把作为基本饲料的桑树由自然野生改为人工接枝，才能把产量和丝质在改进中不断提高，才能更进一步造福人类的。而比较性格强，耐得住风雨雪雾不同气候变化，消化力又十分强，能野放在柞树上生长，平时只要注意不受鸟雀过度损害，就可在结茧后得到收成的就是柞蚕。

丝绸生产的进展，必成熟于原始社会中晚期，至今为止，除了良渚黑陶中发现一枚蚕茧还近于孤证。但稍晚一时，从商代出现的文字，属于农业的副食品的“园”“圃”等字，已极明确；而“桑”“蚕”“丝”等等文字，也均有发现；又有玉蚕出土。更重要实物，据参预安阳发掘次数最多、时间最久、经验特别丰富的郭宝钧先生说，安阳殷商王族墓上近棺部分，就出现过缝缀成方及二丈以上，加有颜色鲜明的彩绘丝织物覆盖在上面。此外还有族帜等遗痕在其他坟中发现过。近年则除在青铜器、衣著花纹和反映到同一时期的白陶、青铜器上的连续矩纹图案，明白了多属于早期的纺织物花纹，部分不规则的图案，却可能是和当时在平纹绢上的绘绣加工相关。又本于辩证法的“凡事有发展又联系”的原则，对于较后一时的丝织物花纹图案，也取得了不少新启发和不少新认识。这时期的织机和织法，或许和近年在云南昆明滇池边晋宁石砦（同“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如图）上所反映的奴隶群相围坐地下，用简单腰机进行生产情形或相近。这个图像的产生，和商代虽已隔约一千二百年，织机的应用，却必有其相通处。因为三百年前的清初海南岛黎族送给清政府的礼物中有一仿木制纺织工具，直到近代西南苗族人民编三寸宽的腰带和衣边材料时，生产的方法都还相差不多。纹样也有共同性。

图注 纺织场面青铜贮贝器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江陵位于湖北省西部，地当南北水陆要冲，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春秋（前770—前476年）战国（前475—前221年）时，我国南方重要大国楚国的王城“郢都”就在这里。楚国自楚文王元年（前689年）“始都郢”，传王位二十，延续了约四百年之久。据古代文献记载，当时的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十分繁荣富足。郢都旧称“纪南城”，距今江陵县城只五公里。城外分布四大墓葬群，遗留有楚国王侯公卿贵族豪富大墓约七百座，小墓以万千计，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也是研究楚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心。近年零星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楚王孙渔”戈及凤纹铜尊等，都是罕见的文物珍品。
江陵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有平织的各式绢、纱，有绞织透孔的罗，有多种经丝或纬丝提花织造的彩锦，有只用经丝编织的素色和有花纹的组（丝织宽带）、绦（丝织的绳），还有织成后再经加工涂饰的漆「纟丽」——一种透孔织物，以及使人叹为观止的高级刺绣织物，等等。按衣着分类，则有素绢绵衣、素纱襌衣、绣绢襌衣、绣绢绵衣、绣罗襌衣、黄绢夹衣、朱绢绣袴、素绢裙、锦帽、锦鞋、锦衾（被）、绣衾（图1）等二十余件。衣制一律作交领，右衽，直裾长袖，用锦、绣缘边，是人们目前所见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锦绣服装实物。先秦文献如《左传》《诗经》中，常有以锦作为国与国间的聘礼和以锦绣应用于衣物的记载；从文字注释和较后实物中，虽知道锦是一种多彩提花高级纺织品，但对春秋战国锦的具体知识还不多。史传又称“衣作绣，锦为缘”，这在近半世纪来出土彩绘楚俑中虽常有反映，却难以理解当时衣必用锦作缘的用意。现在面对楚墓出土的实物，才明白锦属厚重织物，既文彩华丽，富于装饰效果，又耐磨损，用于绮罗作地的薄质衣料作缘边，能起骨架作用，穿着时也较多便利，这应是它在实际应用方面的意义。​

此墓（江陵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出土的彩锦，有两类品种。一为窄筘腰机织成的“阑干锦”，用杂彩纬丝起花，在极小面积中织成不同形状规矩的图案，甚至能织出车马人物逐猎猛兽的惊险紧张场景；组织谨严，织造精工，为以往所未见，似为专供衣领边缘使用而制。一为阔幅大机织锦，有的织成通幅大单位花纹，以经丝起花，作对称规矩图案，横向分段织出双龙、对凤、对虎以及双人对舞等不同纹样。这些，和近代湘西苗族、土家族妇女的某些织造方法大同小异。至于那些绣衣绣衾图案主题设计，虽和楚漆器及铜镜纹样上经常使用的龙凤云纹近似，但内中一件，用红黑两色搭配，绣成两两相对的虎形，与两龙一凤交互勾连，凤冠特大，作侧面钟形“郁金香”花式，整体形成一种壮丽无匹的效果，更显出当年绣工设计的巧思和艺术创造上的活泼大胆。绣件针法虽为西周（前1100—前771年）到两汉（前206—220年）常用的“琐丝法”，但在技术处理上却非常细密精巧。绣线色彩有的至今还十分鲜丽，如绛红、紫红、朱砂红、金黄、蓝、绿、黑、白等；其他可辨识的还有土黄、灰绿、深浅棕褐等色。玄黄陆离，配色复杂，对比衬映恰到好处。从这份刺绣遗物上，我们才进一步明白，古称“珠玉锦绣不鬻于市”，禁止作为商品应市的深一层含义。因为如不是在春秋战国诸王侯贵族兼并时期，还保留周代半奴隶制性质作陪媵随嫁的大量针黹女奴；另一面又从长期兼并战争中掠夺得来更多的长于织绣的工奴，实不可能用如此大量劳动力生产这类特种工艺品。

图1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 战国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
图2 织锦绣绢针黹盒 汉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此外，同墓出土的还有一件半规形短柄竹扇，用朱墨二色漆篾编成精美图案，也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所见保存完整而又最古的“便面”（扇子）。出土的若干铜器，擦去附着物后，光亮如新。另有四件高约六十公分，身着紫绢绣衣的少女木俑，面目描绘文静秀美，也为一般楚俑所少见。随葬漆器虽然不多，却是以往出土同类文物中的稀有精品。

图3 便面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彩绘云气纹的棺椁装饰图案，还充分保留战国以来充满自由奔放的感情，和另一种固有彩绘制度的谨严；这两者的结合，用它和那件绸子上的彩绘同看，从艺术史角度而言，即格外容易令人感觉到。这不仅是西汉艺术，还代表战国艺术风格。正如把楚辞中《招魂》和《离骚》加以形象化。如就制度言，试联系近年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大量应用漆器，和那几件特制的泥金银画加彩绘的镂空笭床，和长沙楚墓出土的同式笭床，及几个彩绘漆盾同看，花纹图案无疑都可说是古代黼绣纹样一种反映，一种发展。礼称“诸侯之棺，必衣黼绣”，《礼记·檀弓》“丧大纪”中也提到周人墙置翣，如扇形，绘黼黻和云气。翣的位置是在棺椁间。虽不提棺饰，汉代制度却有补充，提到天子棺饰作龙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龙翣二，其载皆加璧（或载圭）。照后人注黼黻，色极单纯，只二色相配。必五彩备才谓之绣。而释黻文形象，则以为只是两己（或两弓）相背。这个注释似出于郑玄、郭璞；从隋代重定帝王冕服开始，宋人作《三礼图》又加以肯定，因此相沿成习一直到清代。近二千年来，封建统治者的冕服式龙袍，都不免依样葫芦，要加上「如图3」形代表黻纹。事实上如果只是那么一种简单花纹，和当时文物各部门的华美色泽、精致图案都不相称，那能说是奢侈？正和日本学者四十年前，就诺因乌拉古墓发现的一片齿状纹彩锦，因汉石刻上有几个贵族衣袖缘饰也作齿状纹，以为符合古称“衣作绣，锦为缘”的制度，宜称黼黻锦，情形相差不多，很值得商讨。如必指齿状纹图案，在彩绘漆棺上的反映，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彩绘漆棺边沿装饰，就还比较能说明问题。而最有代表性的花纹，似应数燕下都遗址发现的大型花砖瓦。图案都是兽物反复组织而成，和金文中的“黹”字相近。有可能在当时衣饰上或别的帷幛等等用彩绣、彩绘上都有过相似而不同反映。长沙前后发现彩绘棺椁两种，彩绘间均有玉璧用彩丝组带约定于上面的形象，也可为汉代制度中“其载皆加璧”的形容提出一种解释。
彩绘漆棺椁某一部分，还有作回旋云气纹中一组羽人奏乐，也是初次发现。显然是燕齐方士的神仙传说，在秦代就已影响到装饰图案的说明。（和其他金银错器上采用汉乐府《升天行》仙人驾双白鹿，乘芝盖云车，于云中驰行，属于同一意义）云中羽人伎乐有一舞铎的，在图像中还是仅有一次发现，也可证明来源实较早。

图1 朱地彩绘棺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图2 黑地彩绘棺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图注 T形帛画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秦汉时期均有迁移楚国屈、景、昭、怀四大族及高资富人于西蜀、长安并充实关中的记载，即历史上所谓“强干弱枝”一种政治布置，对于当时楚地的不少特权阶级，无疑是一种严重打击。属于楚国诸大族的上层文化，和高资商人、长于漆工艺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也必然随之而去。《汉书·地理志》就提到“富人则商贾为利”。这种大迁徙，或许和后来在蜀郡及武都设立漆工官及长安少府工官，以及东园匠制作的东园秘器中砂画云气棺技术传授，都有一定联系。而长沙在吴芮封王时，以及较后的王族或郡守属下，又可能还依旧占有一定的工奴，市上又还有部分漆器商人，既能制造贵族用特种漆器，也还大量生产商品漆器。
这墓里约三百件漆器的出土，给我们提出那么一种推想，即到西汉刘彻时，蜀郡武都工官和长安工官、制造官用铜涂黄耳金银釦器，年费用达五千万钱；由于国内应用的广大需要，长沙漆工制作的应用漆器，还在继续生产，全国流行。这从近年南如我国广东，北如蒙古，以及朝鲜出土的许多漆器，凡下面没有文字款识，艺术风格又显明和长沙漆器十分相近的羽觞、饭盘、承案、竹编筐、箧等器，大部分都有可能成于长沙漆工之手。东园秘器，史汉记载虽明说成于东园匠，但是当时得到这种特别恩宠的实在不会多。《盐铁论·散不足篇》《潜夫论·浮侈篇》提到汉代厚葬风气的流行，东西南北购卖棺椁殉葬，材必楠楩豫章，耗费万金，重达万斤，历时经年才运到当地；高价到万金的棺椁，必然是材料十分精美，绘饰也格外讲究的。长沙既是个楠木、阴沉木、朱砂、油漆原料供应地，又有个漆工艺传统，因此这种高价漆棺椁，或许和其他商用漆器，除长沙以外，在汉代南北若干名都大市中，也还占有一定位置，有不少存货，可供人随时购取。​

丝绸加工历史发展过程中，本色提花的绢帛文缯，必早于彩锦。而在衣服加以绘绣装饰，取得华美效果，也必不晚于本色提花织物。所以传说中的古代十二章图案，只提绘绣，而“锦”字的出现，却在春秋战国间，大体是符合纺织物加工历史发展规律的。如《左传》《国语》，经常提及重锦、纯锦、美锦，还是少量作为诸侯邦国间聘问礼物，和当时价值极高的玉璧并提。《诗经》中的“衣锦褧衣，裳锦褧裳”，也指贵族中特种人物衣著而言。而“衣作绣，锦为缘”的记录，则在大量的战国楚俑中，早有极多发现，可以证实记载。锦纹还多作规矩图案。当时贵族衣著大致还是以绣为主。楚墓出土帛画中那个妇女，和本图中彩绘帛画所见贵族，也还是身著云纹绣衣，而其他侍从则只著彩帛。
春秋战国彩锦花纹图案，至今还少实物可作例证。但试用个“凡事不孤立存在，和其他事物必有联系，而又在不断发展中”的辩证规律法则，还是可得到些印象。如试用商代白石人像衣上花纹和侯马出土人形陶范所见间道曲折花纹，联系商代铜器和白陶相同花纹推测，可知较早的提花织物或彩锦，必然是方格綦纹、连续矩纹和曲折间道纹样占主要地位。如系坐地织机手理经线，用牛肋骨厌线，也有可能即已经产生彩织。因为直到近代，西南苗族人民织的彩色宽窄腰带，和土家族和壮族织的方格綦纹彩锦连续矩纹、曲折间道纹，还是最容易处理的一种图案。商代白石雕人像上大腰带，部分作这类规矩图案，衣著部分作不规矩图案，我们说前者或许是提花织物，后者是绘绣加工，大致不会太错。侯马陶范人形衣著，这种间隔曲折条子花纹，既在商白陶上、青铜器上都有反映，说这种提花织物，可能从商代即已生产，而到春秋战国还流行，也还有一定道理。至于近几十年西北出土的大量彩锦，图案不下廿种，一般多用云中鸟兽奔驰作主题，和其他器物花纹，如镜子、金银错、彩绘漆及刺绣卷云纹样联系、比较，得知这些彩锦一般或成熟于战国中晚期，而流行于汉代，两晋南北朝还有部分生产。应用到特种官服上，如《邺中记》所叙述，名目既多和汉锦相同，纹样变化也必不大。至于东晋一般服用，由于气候较热，和时世好尚不同，所以南方的细越布、花綀、紫丝布，已代替了汉代齐地出的细绣文地位。西晋关于王恺、石崇斗富用锦布幛若干里的记载，实近于小说家言，不足取信。即《东宫旧事》叙太子纳妃，各色纱衫、纱裙名目也较多，而锦名却已少见。更显明原因，即技术加工比较简易的彩色印染，已起始代替了锦绣的地位，而得到发展。​

古代彩锦出陈留襄邑，战国到汉代早期，生产还具全国性，价值则和齐细文绣相等。蜀郡彩锦实后起，洛阳邺下且更晚。史称齐地锦纨衣天下，可知转运商人势力的抬头，和贩卖漆器、锦绣更容易得暴利有关。《史记·货殖列传》称凡占有约廿种一定数量的货物和运载工具的商人，得利收入即与千户侯相等。巨商豪富的收入必更多。所以贾谊文中就说到过去帝王才能穿用的黻绣衣裳，新兴的商人已用来挂墙蒙壁。甚至于出卖奴婢，也穿丝鞋和文绣衣。“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俗谚，更简而扼要画出商人的发财十分容易，而工人过的日子却十分悲惨。至于长安设的东西二织室，各有五千人生产，进行生产的既然全是官奴婢，必然是无偿的强迫劳动，生活情况之惨就更不待言了。
战国以来虽即已锦绣并提，近年西北出土的汉代丝织，也有锦有绣。刺绣多近于一般商品；锦则情形不同，可能部分属商品，部分实出于长安织室为宫廷特制。就锦中文字，还可明白一点情况和估计出产生相对年代。例如内中有“登高明望四海”字样的，或许和秦汉统治者登泰山封禅事有关。说锦的纹样产生，必和秦始皇、汉武帝有关，时代不早于秦，不晚于汉武帝。但《邺中记》里曾提及锦中有“大登高”“小登高”，则可知石虎的中尚方锦署，东晋时还织造这种彩锦。又锦中还有“长乐明光”文字的，都是秦汉宫殿名称，最早当然也属于秦汉宫廷用锦。《邺中记》还有“大明光”“小明光”锦名，可知到石虎时也还继续织造。又有一种文字锦作“新神灵广……”的，锦样必出于王莽时。还有残锦留下“无极”“宜”等文字的，前者或系秦代瓦文常出现的“与天无极”，后者或为“宜子孙”锦。至于从花纹分析，有作双鸳鸯对立的，和古诗“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可印证。有作豹首形象，又显明为《汉书》说的豹首锦，《急就章》即已提到，可知锦样必产生于文帝以前。《拾遗录》书虽晚出，却称有列明锦，西北出土的豹首锦图案中，即穿插有两种不同灯景式样，和汉代出土连枝灯形象相差不多，可知汉代的确还有列明锦。《邺中记》又提到有大小茱萸锦，具体纹样不得而知。但同书叙述漆器花纹时，却说有茱萸纹细于破发。就今为止汉锦纹中虽还未有所发现，楚汉漆器却有种极细花纹，真可用“细如破发”形容。而这次汉墓中有一绣料，绣纹精细程度，也不下于当时漆器花纹，或可称作茱萸纹。又有锦上作“韩仁绣文衣右子……”，显明是私人特别织锦，纹样和“登高”“明光”诸锦极相近，可证当时织锦纹样并无一定限制，一般商品也可织造种种文字，不一定属于宫锦。本图中没有锦样，如有实物，必可为本文对于秦汉彩锦的推想，进一步得到证明。​

点翠法的应用，作汉代贵族妇女首饰，《舆服志》上叙述得十分详尽具体。其后二千年来，且还始终应用到王后、贵族妇女的凤冠上，和一般小件首饰上；即到清末，小城市银匠还把“点翠发蓝”手艺并提。所以无可怀疑。至于翠幛、翠衾、翠被、翠帔子和翠伞盖，以至男人头上的翠冠，前人即多以为出于文人一种夸侈形容，是虚写，不是实有其物。这次的发现，不仅可以证明战国以来，楚文化的丰富多彩，也可进一步说明，楚文学歌舞，对于衣饰的形容，反映的多是社会的现实。而这个社会风俗面貌的形成，实有个成于万千劳动人民之手的彩色绚烂的物质文化作为基础，才会在这个现实背景中，激发文人丰富的情感，产生出新的华美新鲜的文学。这从墓中出土的丝绣加工的多样化，和彩绘漆黻绣文的华丽与壮美组织，材料虽点点滴滴，时代又较后，依旧还能把握着一点印象！铺翠法使用于大件衾幛上，以后虽无所闻，日本却还保留几件唐代屏风，比较完整。主题虽为花树下仕女，加工技术还可说十分相近。至于应用于衣服，则陈时有雉头裘，唐武则天时又有集翠裘，直到《红楼梦》里还有孔雀毛织绣的“雀金呢”和野鸭颊间羽毛作的“凫靥裘”，后二物并且还有实物存在，可说一脉相承，并不失传。宋人记录，每年特织赠赐臣僚七种袄子锦中，有“翠毛狮子锦”名目，宋式狮子形象特征虽已明确，具体实物还无从考究。​

出土文物中，还有用印金法和泥银绘法两种，也可补文献所不及。孤立来看，必以为新发明，联系来说，即是旧传统。因金银错器出于春秋战国，泥金银早用于战国时，信阳楚墓出土的漆器和透雕笭床，即已见出作得十分华美的艺术效果。并且已发明利用水银作媒剂，创造出银鎏金新技术，而均在白银和水银发现不久之后！汉初又进一步大量应用铜鎏金技术……较后三国时且已能在彩锦上加金，有“金薄”“蜀薄”专名。所以在这个过渡期，发现丝绸上印金、泥银是必然事件。可是这个发现，还是十分重要，可证明由春秋战国使用薄金片捶成龙纹（或黼黻纹）钉在衣饰上，到后来织金（或贴金）锦之间，必有个过渡期，即用金箔银粉加工于服用上的情形，果然即于这个墓中出现。兼可证明过去人据《魏略》称引“大秦能织金缕绣”，即以为缕金织绣实外来事物为不足信。而新的发现却证明，印金、泥银实缕金织绣的前驱，而缕金织绣实印金、泥银丝绸加金一种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个新发现，也可补正我十多年前作的一个《织金锦历史》小文所没有估计到处。三国时有泥银画种种漆器，见曹操《上杂物疏》中。晋代一时技术似失传，由于法律禁止。到唐代，则歌衫舞裙加泥金、泥银绘，已成一般情形了。
这次出土衣物中，还有细纱衣（如图）一件，全衣总共不到一市两重，也是一种新发现，工艺上所达到的水平，就可称作神工巧手。纺织手工业从古以来就属于“妇工”，一切繁琐工序，均完成于妇女双手，是历代劳动妇女共同努力的成果。从商代遗物中和附于铜玉器物上的丝绸遗痕，就发现了极其细薄的花素丝织物。春秋战国以来，水土气候宜于蚕桑的齐鲁，生产的锦绣罗纨绮缟，就衣被天下，以高级商品方式，流行全国。临淄市容的繁荣，达到车错毂，人摩肩，举袂成云，挥汗成雨，而日收市税千金的程度；丝织物的贸易，必然占有个特别重要位置。在这个要求刺激下，工艺上取得相应进展，是应有结果。从发展而言，西汉去商代已达千年，距春秋战国也有了三四百年，这种精美薄质丝织品的出现，也就十分自然，不足为异了。

图注 素纱襌衣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贡禹传》称西汉政府于齐郡设三服官，初期每年不过上供十多笥。随后不久就大有发展，年费巨万。夏服材料有“方空縠吹纶絮”等名目，注以为“方空”即薄纱，“吹纶絮”是质薄如轻絮形容。诸注解虽有不一致处，总的说来还是薄纱。《汉书》称江充见汉帝时，衣纱縠襌衣，冠蝉「纟丽」步摇冠。汉人谈冠上材料时，常说冠纱细如蝉翼或轻比蝉翼。文人辞赋中也常说轻绡雾縠。过去以为是夸大形容的，却证明实有个物质基础。后来说的天衣五铢轻，都近于实物的反映。直到汉末中原生产大大被常年战争破坏后，曹丕文中对于蜀锦批评说是“虚有其名”，洛邑生产“也皆下恶”时，还把细纱中的“繐”，说成“白若雪华，轻譬蝉翼”。可见这种精美无比的细纱，还始终能够保持最高水平；主要产区原为齐鲁，后来才数河北。至于长沙出土物，大致还是当时齐郡生产，作为特种商品而得到的。因为一般文献叙蚕桑，长江下游的吴越发展即较晚。长沙则到汉代正如贾谊文说的“阴湿多雨，使人不寿”，过于湿热，始终不宜蚕织的。​

较后一时说的“七彩杯纹绮”，如不属于镜中所见模样，就必然和汉锦或镜纹中相近的格式掺杂于云气龙凤纹中，才能具七彩。但更有可能却是前者，因为才和古诗中的“交疏结绮窗”形容相合。窗格作这种形象，是十分自然的。从这些纹样看来，专家近来说的绮纹，似乎值得进一步商讨。因为举例虽符合古人对于“绮”的说明一部分，可是比较同时锦绣的彩色缤纷，和材料极薄的“方空縠吹纶絮”或薄如蝉翼的“繐”而言，就显得品质不大相称。如只是那么一种图纹简单的本色丝绸，那值得在汉代即由国家用法律来禁止？所以文中举的例或是而不尽是。这次材料的发现，正好说明原来同是本色花提花丝绸，图案又只是一般菱形，但组织的精美，却远过前此出土文缯。而用翠毛铺贴的一种纹样，实在说来，也合是从“绮”纹取法而成，当时或即叫做绮。​

图1 朱红菱纹罗曲裾式丝绵袍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图2 奏乐俑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图3 彩绘人物俑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谈古代服装，照传统研究方法，必依据史志，认为定等级制度，由传说中的黄帝创始。他的臣子伯余，则为第一个成衣师。又由于《尚书》中提及古帝王冕服必具十二章绘绣纹样；汉人郑玄注三《礼》，加以文字说明；《隋书·舆服志》，又总结汉以来史志记载有所补充；唐初阎立本兄弟，据之绘成《列帝图》；宋人复作《三礼图》，且具体提出作法。因此一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就相沿成习，必照制度作冕服若干种；遇国有大事，必按照礼制穿。直到六十年前，袁世凯祭孔郊天时，还装模作样穿上它，表示是“真命天子”！由隋唐开始，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但试从近千年发现的大量汉代石刻壁画、土木俑反映，以及近数十年出土更多更早直接间接材料看来，衣服式样虽得其大略形似，加工文绣却完全近于后人附会，不是那回事儿。最明显例证，即商代墓葬出土人物形象数种，衣服已长短不一；比较近似奴隶主的几种，却多穿小袖齐膝花衣，戴平顶帽子。周代以来就重成组列佩玉，近年也不断有发现。但照《三礼图》注所说的古玉佩琚、瑀、珩、璜、冲牙组列方式，至今为止，还只有相传为战国韩墓出土一组佩玉，及近年山东鱼台曹王村相传曹植墓出土一组佩玉，稍具规模。《王粲传》曾提及，汉末玉佩制度失传，由于粲与蔡邕有旧，多识旧物，得以恢复。从实物出发，可知这组佩玉的重要性，即上袭汉制，而下启以后，直到明代，帝王大臣朝服佩玉，还近似一脉相承，有变化而不太多。可是近年特别重要墓葬出土物，如三门峡的春秋虢墓、安徽出土的蔡侯墓、信阳出土的早期楚墓、辉县的战国大墓，以及最近出土河北西汉中山王刘胜夫妇墓，各有精美雕玉出土，却难证制度；而大量汉石刻和部分汉壁画所作古帝王大臣衣带间，且从未发现过照礼制作成的组列佩玉形象。可知春秋以来，佩玉即或已具一定制度，载于史志，实行时，即大有伸缩余地。至于一般衣服冠履，情形将更复杂。必随时、随地、随人各有差别，难于一例。若据史志证实物，定名目，恐难得满意结果。冠帽就是个好例。两汉《会要》有种种冠子的形容说明。但在石刻壁画反映中，我们除了东汉梁冠和漆纱笼冠、平巾帻知识比较具体，文图可以互证，此外就还难言。本墓出土的柱形冠子，虽和文献记载中的獬豸冠或鹬冠有相通处，但侍从和伎乐俑一例戴上，就难得其解。何况这个冠式还是孤立的。但是如能试从实物或形象出发，再结合文献，作些探讨分析，所得或将较多些。一面既可证实文献，也可不断丰富以新内容，所得知识将是比较可信的。并且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作出的推想，尚可望从更新发现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而任何新的发现，将不至于令我们惊讶，且能作有分寸的解释，来代替猜谜式的说明了。​

丝织物加工，可说“由来已久”。因为极有可能在中国劳动人民驯服蚕类、发明丝织以前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为了表示美观或伪装自卫，在麻、葛、毛编纺织物上，就已加以应用，至少包括了绘、绣、织，不同处理。《虞书》称绘绣十二章纹样，十二章纹样在商周间遗物中，虽还难于征信，但结合商代材料分析，绘、绣、织三种加工技术在当时，已应用到奴隶主以至其亲属奴隶衣物上，和旗帜、帷幛以及各方面，则是肯定的。加工纹样和当时反映到铜、玉、骨、石器物上，有必相通处，又有一定差别，也是肯定的。铜、玉重图案与造形结合，而绘绣重彩色配合，由于要求效果不同，差别必然存在。
用色泽区别等级，红紫为上服，也可说由来已久。
至于锦、绣并提，时代却有一定差距，正和金、石并提，发现时代有先后相似。西周金文中似即常有两兽相背相蟠的“黹”字出现，如联系“黼”“黻”而言，宜为针工以两兽相蟠的为主体所作的刺绣纹样。“锦”字反复见于著录，则似乎只在春秋战国间。《诗经》《左传》《国语》《战国策》及诸子中，均常提及锦名，如“贝锦”“文锦”“重锦”“纯锦”“美锦”等名称才习用（当作聘问礼物，常与“玉璧”并称，数量并不大）。而“锦绣珠玉不鬻于市”实反映周代早期织工即或已经能够作出“织采为文”的锦，产品必然还有限。到陈留襄邑生产的大张锦成为商品而广泛流行，或许已是战国中晚期事了。因为用匹瑞二金计价，和《范子计然》编说的“齐绸文绣同等”，也只有战国晚期到汉代才会出现。至于“锦”的内容是什么，却只能从更晚的东汉许慎《说文》中反映织彩为文谓之锦，正与织素为文谓之绮相对。而锦的得名，则以为象征和金等价。因此锦的具体内容，始终过于无知。直到近五十年，我国西北边远地区及朝鲜或蒙古人民共和国汉代古坟中先后出土了大量锦绣罗绮实物后，我们对于汉代的丝织物加工特别重要复杂的锦绣，才算有了些比较具体的知识。​

图1 朱色菱纹罗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图2 绢裙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图3 铺绒绣残片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图4 绒圈锦 西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历代名画记》谈及唐初窦师纶主持益州行台，出样织锦名目十多种，以为图纹壮丽，流行百年不废。大历八年（？）诏令则提及禁止织造的锦名有“大张锦”“凿六破锦”（或即兔背锦）及文长四尺幅，可能属于双折屏风或软锦屏用大串枝。日正仓院则留下几件蜡染实物可作比较、参考。《唐六典·诸道贡赋》部门，提到蜀中绫锦名目如“樗蒲绫”；明代材料中已发现有锦、缎、纱、罗、縠子诸种不同织法，图案作杏仁状，和宋人记载樗蒲锦形状完全相同。韦端符有《李卫公故物记》，提及各种衣料名目并形容花纹，有作鸟兽、人骑骆驼纹样的，近刻丝作法。《丝绣笔记》有称引，不全。《全唐文》或可查出。又陆龟蒙有《古锦裙记》，说作仙鹤独立、衔花而舞，以为陈隋间旧物。据记载就唐宋实物作比较，事实上这种裙子早或只到唐武则天时，晚则只是开元、天宝间生产。因唐官服六种绫名目俱备，中即有鹤衔瑞草（灵芝），明锦缎中犹有此式不少也。间接花纹，保存于唐镜子上还十分具体！《全唐诗》中反映歌裙舞衫用泥金银绘画及织绣的相当多；近人欧阳予倩辑印有《乐舞资料》一册，整理出了些材料。但如不结合实物图像分析，乐舞形象和衣裙种种，知识仍不落实。白居易新乐府中有《红线毯》，及诗中有关于唐薄质纱“轻容”“鲛绡”及“木棉裘”记载；传世《簪花仕女图》卷中妇女衣著覆薄纱，可得仿佛。“木棉裘”即近于无知。史志称“凉州绯色为天下之最”；敦煌解放后出有一整匹唐代红色绸子，至今如新，可为物证。唐代印染技法和花纹已多样化（见《谈染缬——蓝底白印花布的历史发展》一文）；日本尚藏有中国印染实物多种，辑印在《御物染织裂》一书中。又有《正仓院纹样集》十余册，系一美术教授据正仓院藏唐代中国丝绸花纹复原，绘图彩印均比较草率，远不如《中国丝绸图案》复原精确，但是仍可供参考比较用。出土实物或应数原存旅大博物馆，近改历博陈列残余材料为重要。就染法说，当时必名“撮晕缬”，专名则为“绞缬”。又有“跋遮那缬”，属加金印染至今××。又有玛瑙缬则三彩陶有反映。三彩陶花纹，有的和锦相通，有的和印染相通。又有和当时漆器中的犀毗漆影响的。​

唐代叙战袍多用“团窠锦”“兽锦”。这类袍衫式样，大致必小袖窄身而长仅及膝，才便于乘骑。敦煌画中《张议潮出行图》中鼓吹从骑衣着形象，大致可以代表。当时六军似即衣之。有染、织、绣、画不同加工，名“团窠花”。宋人记唐代著名画迹《金桥图》，由当时名画家陈闳、韦无忝、吴道子三人分工合作而成。说“六军衣球衣，焉能作战”大致即近似出行图中所见。亦有可能昭陵六骏石刻中附有一丘行恭像，衣著即为当时战袍式样；不同处是下脚较长。此外西北诸族中头目穿著，传为阎立德（？）手笔之《步辇图》中吐蕃使者亦即衣之。唐初官服必佩“「革占」鞢带”，上附六绦带，各挂一物，如“火石”“算袋”“契苾真”等等，称“「革占」鞢六事”。武周时似即废除，但流行西北，西夏贵族和元代贵族因实际需要还使用，反映于敦煌壁画中。清代帝王便服犹佩火镰和小烟袋荷包，保存古意，实亦从应用需要出发。唐代西北出毡罽，有“绯毡”等名目。这类毛毡在敦煌唐画中，还留下百十种不同花纹，作舞茵拜垫或坐席用，花色甚多。如和北朝画中反映相比，花纹同异区别极显明。大小团窠花已占主要组成内容。传世孙位作《高逸图》四高士所坐地毯，亦即有作晕锦式团窠花的。因此对于原画是否孙位实可疑，原来实晋人作《竹林七贤图》一部分，西安有石刻且附人名。孙位是唐人，那能无知到把竹林七贤坐于唐代锦垫上？内中一位身后衣桁所搭花衣且和一琴童琴囊相混成一片，唐人亦不至于如此无知也。​

图1 绞缬绢衣 北朝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图2 红地联珠团窠对鸟纹锦袜 唐 青海都兰唐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宋大诏令集》内载禁令，即有“鹿胎”“透背”等等名目。如联系《洛阳花木记》《洛阳牡丹记》《芍药谱》中叙述，可知“鹿胎”应当是各种印染绸子。原为紫地白花，以牡丹为主，发展为各种花色。从各书中可知不少花中有叫“缬子”的，又有“类某某缬”的。照宋代习惯，且必写生花，宋人名“生色折枝花”是也。“透背”“隔织”知识还不甚具体。据史志，宋代诰封必用五色“绫纸”若干张编缀而成，难得其解；据近年发现北宋官诰制令数种，才明白薄绫多作大串枝牡丹暗花。记载中的女子用五色织金罗还无知识，只能从明代织金凤纱得一印象，参证《营造法式》彩绘部门凤形，得知此犹宋式凤！又禁令中有“褐方团白花”及“黝紫”（黑紫色）和“吊墪”“袜裤”等联系并提，得知为当时契丹所流行材料衣著。照禁令解释，则贵族妇女禁止，杂剧人不禁止。一、可知贵族妇女亦必以为时髦，曾流行一时，政府才用法令禁止。二、据传世宋绘二杂剧女人装扮，系短衣长不齐膝，不穿裙子而小裤裏腿，下穿短统尖鞋。也便是后来走绳女子的“解马装”！据政令，流行时代似较早。若据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则宜为北宋末年，女真灭辽以后，汴梁才流行番画、番曲（曲子似名《蓬蓬花》）、番食物等等。（又有所谓“瘦金莲方”，且和缠足历史有关！得知早行于东北。）至于“黝紫”或“褐方团白花”丝绸，在大几万明代绸缎中还少有发现。内中似只有一种黑色丝棉混纺、起花、无光素锦，或系《博物要览》中提到宋代“皂木锦”，仍中原织物。但瓷器中之吉州永和镇窑各式茶盏，有黝紫与褐色作方团黄白三凤或水仙花的，和印染极相近，有可能即仿流行印染丝绸花色而成。又《高丽图经》或成于宣和初年，称高丽宾馆即多用印花织物作帐幕，则契丹族染工能印染为当然。至于“吊墪”衣著式样见于杂剧人，不只画中有反映。馆中尚有一长方墓砖，有一杂剧女子浮雕像，和画迹相近，旁边且刻字×××，恰为宋代四个有名杂剧艺人之一，曾见于《梦粱录》。可知“解马装”实由之而来，原本却为契丹制。​

宋代初年，统治者为壮观瞻，大搞仪仗队，由二万人到二万八千人，衣著按等级分织、绣、印染。《绣衣卤簿图记》记载名目极详尽，也多“缬绣”“团衫”字样。据史志称，此图多本于唐开元礼，可知内中一部分或者还和唐六军衣服相近，似上可参照敦煌《张议潮出行图》骑从，下可用传世元代曾巽初纂进《大驾卤簿图书》比证，必可得到一种相当明确印象。又高级文武臣僚每年必给袄子锦，共计七种，有“翠毛狮子”“大（中）宝照”等名称，也可和卤簿图比证，会得一比较印象。元代则九种印染丝绸名目，载于通俗读物《碎金》一书中。名目中大部分或即南宋以来印染法。唐宋以来蜀中染缬极著名，南宋则杭州临安为特出。据陆游文，且称有把四季花著于一种丝绸上，称“一年景”图案的，流行于靖康末年。明代绸子中尚可发现这类四季杂花材料数种。
宋代丝绸加金已较多，金线织的称“捻金锦”，切细金片织的称“明金”。王栐著《燕翼诒谋录》称仁宗时用金已到十八种，大部分即和女子衣著以及织绣相关。以文彦博在成都为贡谀张贵妃织造“金线莲花灯笼锦”一事最著名。稍后虽有禁令，十八种金均不许用。照王栐所说，则“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可知必依旧流行。“捻金锦”名目，史志中即有不少处提到。至于《大金集礼》记载，则金代官服用“明金”绸缎的即多不胜数。有一种“红地藏根织金牡丹锦”，明经面锦即有发现。《金官格》一书中称用“鱼戏藻锦”作诰封包首，明红锦中亦有发现，鱼多作鲢鱼形。《金史·舆服志》则称当时穿衣或帐子用花朵大小定品级，高级官僚有花大到六寸的，下级则只穿“芝麻罗”。明金锦中大串枝花即有花朵大及六寸的，又有“捻金番缎”记载。洪皓《松漠纪闻》成于南宋初出使见闻，称回鹘金绮工种种特长；而《金史·张汝霖传》也提到燕京建都，装一殿庭用金绮织绣工到千多人，费时二年才完成。可以想见消耗人力物力之众且大，到织金中必占一重要分量也。后来元代之纳石失金锦，占官服中主要地位，亦非凭空产生，即由之而来。元明衣著禁令（元代见《元典章》）也提到某某色、某某材料必照法令规定，龙即分三、四、五爪，等级分明，花朵分大小，不许乱穿。但演戏承应公事即不受禁止。《大明会典》禁令犹相差不甚多。​

宋锦名目除载于米芾、周密、陶宗仪等著录以外，还有元费著作的《蜀锦谱》，且列有官锦坊每年织造名目和匹数。又有“茶马司锦坊”，为向西北换马特织的锦名；内中不少似还保留到明代织品上，继续生产。直到清代，南京织“大云锦”“串枝彩锦”等等，还有部分生产，实专为藏族需要而织；直到解放，花式还变化不大。宋锦名目中有“八答晕”，元则有“六「亻荅」韵”；从明锦中得知为八方、六方由龟子锦衍进而成，或即唐之“凿六破”，每方花色均不同。李诫作《营造法式》，内中“彩绘”部门，还保留下一些宋锦式样。​

图1 红地灯笼锦 宋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藏
图2 八达晕花卉纹锦 宋 苏州丝绸博物馆藏

至于彩色套印，《碎金》一书中九种印染名内有“三套缬”，应指三色套印而言。明杨慎虽称博闻多识，即自以为不明白内容。可知明代已不生产。而事实上在数万经面材料中，也还无发现。直到近年故宫藏西藏密宗画佛上，才见到有一种黄白薄绫上印有三寸大多彩牡丹、葵花、蝴蝶、西瓜、牵牛花等等花纹，在丝绸印染材料中为仅见事物。设计构图十分壮丽，有可能成于明宣德或早到永乐，因明代西藏密宗信仰似在明代早期。万历则道教抬头，反映到锦缎花纹和雕漆青花瓷相同，为“云鹤游天”或“云鹤清音”等等，图案为云中飞鹤中加各式乐器。亦有大朵牡丹和大朵梅花，花心作太极图所谓“阴阳鱼”式的，花式如宣德以前壮美，其实还反映道教意识鲜明，或传自元代。可能还是万历据宋元旧样织成。​

图1 蓝地印花绢 晋至唐 阿斯塔那古墓二号墓出土 吐鲁番博物馆藏
图2 彩色氆氇​
图3 织金缠枝莲妆花纱“天鹿万寿”补方领女夹衣（复制品） 明 南京云锦博物馆藏
图4 红织金妆花奔兔纱（复制品）

宋代绫锦名目中有“褐方团白花”素锦，实物亦难征信。故宫现存丝绸中，有一种淡褐色白花薄质素锦，这种材料曾一见于贵重画册的装裱上。例如传为元代曾巽初纂进（事实上可能是宋代原物残卷）的《大驾卤簿图书》中道段长画卷包首，也用上这种素花锦。还记得在明代邢侗《来禽馆帖》原装本也见过。因为明代记载福建漳州林宏，改造织锦法，织成薄锦名叫“改机”。鉴定同志即把这种薄锦和其他花式不同（如另一落花流水）的同一褐地白花薄质素锦，通通定为“改机”。据个人私见，似乎不大妥当。这只需从三方面注意，即可得到证明：

一、即所见明代经面锦数万件，褐色极少；相反，这种褐色白花却一再著于宋锦名目中。这种素锦不是原物，也是明清仿织。
二、据《天水冰山录》抄严嵩家中衣物及单匹锦缎记录，即有不少正式题名“改机”的衣服匹头，有加金的，有彩色织的，却不见有一种素色的。可知“改机”原是彩色薄锦，不是薄质素锦。
三、明人作《金瓶梅》，衣裙用料反映得相当具体，和《天水冰山录》可以印证。即孝服中，也不载有褐色质地锦或“改机”的名目。​

明代锦缎当时连同五色料珠还有大量由海运出口，到东南亚各地区，可以从琉球史料《大宝实录》中得到些重要有用知识。记得上面即明载有某色云缎运往某国纪录，如缅甸等等。这种外销锦缎大致是福州、漳州织造，由琉球商人转口的。同时又还记载说起由诸国入口的各种纺织物名目，具体材料虽近于无知，名目（有的还有价钱）也提供了些知识。又还记得《皇明世法录》《格古要论》有从更远些的地区，由南海或西北陆地运来了各种贵重毛织品，最贵重如“琐服”或“速夫”“洒海剌”等等。有部分如“琐服”即说明是长毛头织物，十分贵重。《天水冰山录》中还记载有“西洋布”名称；有的虽还是五百年以前事情，就过去所见材料，竟像是始终还没有从实物得到印象。但是据个人估想，或许从故宫丝绣库藏品以外，依旧可望还有些点滴零星发现，可以和文献结合，供故宫、历博两馆明代文化交流部分填空补缺。名目可列一表，而少量实物则作重点突出陈列。因为比较材料还多，一望而知外来特征何在。至于清代的红蓝咔喇、镜面呢、哔叽，故宫还有相当大量藏品。在当时器物中，如康熙、乾隆使用的蒙古包，记得除边沿用“织金回回锦”外，主要毛织品，似乎就有近似外来物，不一定是当时蒙古织造的。这也得费点时间去作些探索工作，才能和文献互证，具说服力。​

图注 石青缎蟒袍 清 内蒙古博物院藏

清代纺织物的生产，可说已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江浙生产的发展。制丝和染料都有所提高而加精，在图案设计方面，一面既充分利用优秀遗产有所创新，另一面在提花技术和润色艺术上又大有改进，因此得到全面发展。在生产区域上也有了极大改变，除广东、四川、福建外，已集中于江浙三大产地。广东则以外销细花洋色薄质广缎为主。福建以漳绒、漳缎著名。四川成都只以被面锦为重点。官服大量应用的“石青缎子”、“宁绸”和纱罗，无不料精质美。“天鹅绒”成就更极突出。“鸳鸯缎”则两面提出不同花纹，在缎子类为仅见。先是蟒袍料为整件预织，明代即还有材料保存。清代作得更精致。绒类预件先只见于炕垫、椅披、杯围，随后才发展到衣物上；绒类衣料均预制整件，只需照样剪裁，即可缝制成衣。单色居多，也有加金彩丝绒。特种彩色袍服，有的用色竟达卅种以上。康熙一代细切金丝竟如发缕，捻金织物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唐有“双矩锦”“盘绦绫”，和其他花纹一样，内容似还少人分析过。比较说来，这类丝绸花纹，实同源异流，同出于古代竹篾编织物，由之影响发展而成，且可代表较原始提花织物纹样。时期早可以到三千年前的商代，晚也必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即已成熟。古人所谓“纯锦”“重锦”，或陈留出的“美锦”，这种矩纹锦即或不占主要地位，也必然有一定地位。
双矩锦得名虽出于唐代，敦煌唐代壁画服饰部门和边沿彩绘部门，均少有反映。恰说明唐代装饰艺术在丝绸上的要求，已将重点放在团窠图案一类以宝相、牡丹、地黄、交枝小簇花为主的植物纹样，和鸳鸯、鸾凤及其他鸟鹊含绶穿花等动物图案相互交错处理上，较古式的矩纹图案已不再占重要位置。但是它的继续生产还是事实。而且还在发展中，千年来依旧生产，且衍进变化成种种不同花式。在稍后的宋代及近三百年，在锦类生产中，还续有发展，作出百十个新花样。​

矩纹锦在唐代，似只在张萱《捣练图》卷中一个骨牌凳垫子（如图）上绘出过，从比较得知它和青绿簟纹锦、金银锭式锦均同属一格。传世实物虽不多，惟《营造法式》彩绘部门，却还保留下好些种不同格式。明清仿宋锦实物，以康熙有代表性，大致还可找出卅种不同样子，可以证实它原来的式样和衍变的过程。由此明白它在提花彩锦中出现，可能比龟子锦还早些。锦纹基本既从竹篾编织物而出，至少商代已可能有这种花纹产生，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却逐渐成熟，发展成各种相似而不同的图案。尽管到目下为止，还未发现过这种锦缎，另外一时必将从新的发现实物中得到证实。因为一切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又必然和其他事物有一定联系，且在不断发展中的。我们无妨从“联系和发展”来作些初步探索：

图注 张萱《捣练图》（局部） 唐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一、商代白陶器上有相同连续矩纹图案。
二、同时或早些青铜器上也有相同矩纹图案。（方鼎上反映特别具体）
三、安阳出土一个白石雕刻人像，衣服上即使用这种矩纹图案，而且反映得十分清楚明白。
特别重要便是白石刻人像上的花纹，虽间接却具体。且不仅商代各物上存在种种相同花纹图案，此后也还并未绝迹失踪，还继续反映到工艺品中，成为装饰图案一部门。​

一、春秋战国中原地区各处出土青铜车轴头上还有这种连续矩纹，地子或作芝麻点，或作羽状卷云纹。时间比楚式镜子上反映当略早些。
二、楚式青铜镜子上，主要花纹图案之一种，且形成种种不同变格式样，底子或作整齐细致羽状卷云，或作不规则螺旋云纹。由于过去对于它的来源成因不明白，或称“山”字镜（图3），或称“T”形镜，或称矩形镜，或称规矩镜，可极少注意到它和纺织物纹样的关系。并且它既和十二章的“山”字可能有一定联系，也和礼制玉中的“蒲纹”不可分割。
三、战国或秦汉之际大型空心砖边沿有这种连续矩纹。从类似砖上使用（图1）纹已确知为丝绸中的绫纹，则砖上连续矩纹，更必然是一种织物花纹。
四、战国玉璧上有这种连续矩纹，此外玉羽觞、玉具剑上之玉璏上，也使用过这种连续矩纹。这个一般可说是一种云纹的变格，事实上却更近于连续矩纹的缩小。（周代礼制玉说的蒲纹，如非指这类纹样，即应当是另外一种青苍玉大璧上所反映的一种直格纹和纵横交错的条纹。至于《三礼图》所绘在璧上作小簇写生蒲纹，则只是宋人以意为之，完全不符实际。因直到目下为止，出土周代大小玉璧千百件，还从无作《三礼图》上那种写生般蒲纹的。径尺苍璧以图中所见较多。）​

图2 跪坐玉人 商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 四山纹镜 战国
图4 青玉卷云纹剑珌 西汉

图1 错金博山炉 西汉 满城汉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矩纹锦在汉代已少见，同式花纹反映到其他装饰图案也少见。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由于生产发展，织机改进，这类近似几何规矩图案已不能满足生活要求。因此汉代彩色花锦出土不下数十种，基本纹样多是以云山中鸟兽奔驰为主题，打破了传统束缚，自出新意。图案来源不外从两个方面：反映现实主义的游乐狩猎生活，反映于文字则产生《羽猎赋》《上林赋》等叙述；其次反映浪漫主义的对于神仙方士长生不死的迷信情形，反映于文字，则有如《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有关海上三山等叙述，及乐府诗关于博山炉形容。这两种思想影响到工艺装饰图案各部门，产生冠饰上的盾形金博山，和陶井栏青铜灯上的金博山形装饰。产生五鹿充墓出土的错金戈戟附件上的花纹，上作仙人驾鹿车在云中驰逐，各种鸟兽骇跃腾骧于山云间。产生朝鲜汉代古墓出土的同式错金银附件花纹，上作骑士射虎，及孔雀、鸿雁、麋鹿、野豕于山云中奔走驰逐。影响到翠绿釉陶和栗黄釉陶鼎或尊盖部博山，产生千百种各具巧思的金铜博山炉（图1）。反映于丝织物，则成各种大同而小异的锦纹，而以较著名的“韩仁”锦和“登高明望四海”“新神灵广”“明光”诸锦最有代表性。事实上这种锦纹也可以说是立体博山炉的平面化，图案来源是共通的，都出于海上三神山的传说。这种锦纹的成熟，如据上面文字分析，早或在秦始皇，晚亦不会到武帝以后，因为“登高明望四海”必然和当时封建统治者妄想长生不死、上泰山封禅有密切关系。锦上字体也具秦刻石风格。有些也可能早到战国中晚期，因为花纹作（图2）式云纹，正和战国楚式铜镜花纹及彩绘漆盾花纹有共通点。古代有关丝绸名目的“纟可”和“绮”，可能和这个花纹有关。“长乐”“明光”则系秦汉宫殿名目。这种花纹锦缎，直到晋代还继续生产。《邺中记》所说“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及《南史》称“仙人鸟兽云气异样花纹”，和米芾所见晋永和时“仙人鸟兽云气织成锦”必然有密切联系。或简直就是同一织物。

春秋战国以来，锦出陈留，薄质罗纨和精美刺绣出齐鲁。可知当时河南、山东是我国丝绣两个大生产区。汉代早期情形还不大变。因此政府除在长安设东西二织室外，还在齐地设三服官，监造高级丝绸生产。为团结匈奴，每年即有几千匹锦绣运出关外，赠与匈奴诸君长。近年在内蒙古、新疆出土的锦绣，证明了历史记载的真实。当时上层社会用锦绣也格外多，“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之谚，一面反映经商贩运的比生产的生活好，另一面也说明生产量必相当大，才能供应各方面的需要。
蜀锦后起，东汉以来才著名。三国鼎立，连年用兵，诸葛孔明在教令中就曾说过，军需开支，全靠锦缎贸易，产量之大，行销之广，可想而知。曹丕是个花花公子，好事买弄，偶而或者也出点主意，作些锦样，因此在《典论》中曾说，蜀锦下恶，虚有其名，鲜卑也不欢迎，还不如他派人织的“如意虎头连璧锦”美观。说虽那么说，曹氏父子还是欢喜使用蜀锦。到石虎时，蜀锦在邺中宫廷还占重要地位。唐代以来，河北定县、江南吴越和四川是三大丝绸生产区，吴越奇异花纹绫锦，为巴蜀织工仿效取法。然而张彦远写《历代名画记》，却说唐初太宗时，窦师纶在成都作行台官，出样设计十多种绫锦，章彩奇丽，流行百年尚为人喜爱。唐代官服计六种纹样，又每年另为宫廷织二百件锦半臂、二百件赠外国使节礼品用的锦袍，打球穿的花锦衣，且有一次达五百件记载。《唐六典·诸道贡赋》中，且具体说起四川遂州、梓州每年必进贡“樗蒲”绫。这种梭子式图案织物，到宋代发展为“樗蒲”锦，元明还大量生产，现存不下二十种不同花样，极明显多由唐代发展而出。​

图1 黄地樗蒲纹妆花缎 清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五代时，蜀中机织工人又创造大幅“鸳鸯衾”锦。后来孟昶投降北宋，仓库所存锦彩即过百万匹。北宋初文彦博任成都太守，为贡谀宫廷宠妃，特别进贡织造金线莲花灯笼锦后，直到明清还不断产生百十种各式各样灯笼锦。成都设“官锦坊”，所织造大小花锦，又设“茶马司锦坊”，换取国防所需要的车马。有些在《蜀锦谱》中还留下一系列名目，且在明清还有织造。宋代每年特赐大臣的七种锦名，也还可在明清锦中发现。元代成都织十样锦，名目还在，就现存过万种明锦分析，得知大部分花纹图案，到明代也还在生产。

图2 对雁对含绶鸳鸯纹锦 隋唐五代
图3 复原的成都老官山汉墓提花织机

蜀锦在艺术上的成就或工艺上的成就都显明，是万千优秀织工在千百年中不断努力得来的。蜀锦式样，从现存明锦中必然还可以发现百十种。近百年来格子式杂色花五彩被面锦，清代名“锦绸缎”，图样显明出于僮锦而加以发展，十九世纪晚期生产，上至北京宫廷，下及民间，都还乐于使用，其实也远从唐代小团窠格子红锦衍进而来。现代晕色花样花锦，则是唐代蜀中云裥锦的一种发展。​

图4 红地五彩鸟纹锦（复制品）

古代工艺图案花纹，极少孤立存在。汉代部分工艺图案，多和当时神话传说有一定联系。《史记·封禅书》等记载东海上有三神山，上有白色鸟兽和仙人一道游息同处，长生不死，通过艺术家想象，因此不仅反映在当时铜、陶制博山香炉和酒樽等器物上作为装饰，同时还广泛使用到一般石、漆、铜、木的雕刻装饰纹样上，丝绣也多采用这个主题，作成各种不同发展。图案基本是鸟兽神人奔驰腾跃于山林云气间。有些锦缎又在花纹间加织文字，如“登高明望四海”，可知创始年代，显然和登泰山封禅有关，如非出于秦始皇时期，必是汉武帝刘彻登泰山时。“长乐明光”是汉宫殿名目，“子孙无极”是西汉一般用语，由此得知，这些丝绸图案必成熟于西汉。汉文化的普遍性，表现于各方面，丝绸也受它的影响，这些在中国西北边缘地区发现的二千年前锦缎，既或是长安织室的产物，我们却可以说，古代蜀锦，也必然有这种花样。晋人陆翙著《邺中记》，即提起过“大小明光”“大小登高”诸锦名目，更证实直到晋代，蜀锦生产还采用这种汉代图案。唐代蜀锦以章彩奇丽见称，花树对鹿从图案组织来看，还保持初唐健美的风格。梭子式图案的樗蒲绫、锦，花纹有龙凤、对凤、对牡丹、聚宝盆等不同内容一二十种。宋代灯笼图案花锦，发展到明清更加丰富多彩。格子杂色花样，如用它和汉代空心砖图案比较，可知或许汉代就有生产。特别是中心作柿蒂的，原出于汉代纹样，惟就目下材料分析，则出于唐代，建筑彩绘平棋格子的形式，和它关系密切。此后约一千年，凡是这种格子花锦，即或不一定是蜀中生产，也可以说是“蜀式锦”一个典型品种。

图5 长乐大明光锦女裤 东汉 和田尼雅遗址出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6 长乐明光锦（复制品）​

图1 土家族神龛茶几织锦被面料 上海博物馆藏
​图2 土家族阳雀花织锦被面料 上海博物馆藏

中国丝织物加金，从什么时候起始，到如今还是一个问题，没有人注意过。比较正确的回答，要等待地下新材料的发现。以目下知识说来，如把它和同时期大量用金银装饰器物联系看，或在战国前后。因为这个时代，正是金银错器反映到兵器、车器和饮食种种用器的时代，是漆器上起始发现用金银粉末绘饰时期，是用金捶成薄片、上印龙纹作为衣上装饰时期。但是文献上提及锦绣时，是和金银联系不上的。春秋以来只说陈留襄邑出美锦、文锦、重锦、纯锦，“锦”字得名也只说“和金等价”，不说加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过这时期墓葬中丝织物加金的记录。长沙战国古墓中，得来些有细小花纹丝织物，（新近还发现棺木上附着的黼绣被）可不见着金痕迹。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过西汉末坟墓，虽得到些鸟兽形薄金片，或是平脱漆上镶嵌的东西，可不像是衣服上的装饰。西北楼兰及交河城废墟中，掘出的小件丝绣品，其中有些金屑存在，丝织物还极完整，不见剥损痕迹，当时是用金箔粘贴，还是泥金涂绘，又或只是其他东西上残余金屑，不得而知。东汉以来，封建帝王亲戚和大臣的死亡，照例必赐东园秘器，有用朱砂画云气的棺木、珠襦玉柙。这种玉柙，照《后汉书·舆服志》解释，是把玉片如鱼鳞重叠，用金银丝缕穿缀起来裹在身上的。一般图录中还没有提起过这种实物式样。中国历史博物馆中有份刘安意墓中出土遗物，有骨牌式玉片一堆，上下各穿二孔，穿孔部分犹可看出用金缕的方法，还是用细金丝把玉片钉固到丝织物上。当时这种金丝有一部分必然外露，但决不会特别显著。​

《史记》《汉书》都称西北匈奴胡人不重珠玉，欢喜锦绣。汉代以来中原每年必赐匈奴酋长许多锦绣。中原向大宛、楼兰诸国换马和玉，也用的是锦绣和其他丝织物。这种丝织物中，是有加金的，如《盐铁论》说的中等富人的服饰，即有“罽衣金缕，燕貉代黄”。说的金缕也可能指的是大夏、大秦外来物。《晋书·大秦国传》称大秦“能刺金缕绣”。西北匈奴羌胡民族，既欢喜锦和金银，就有可能从大秦得到金缕绣。近半世纪西北发掘的文物，证实了史传所称西北民族爱好锦绣的习惯。在内蒙古和新疆沙漠中，得到的汉代丝织物，如带文字的“韩仁”锦、“长生无极”锦、“宜子孙”锦、“群鹄”锦、“新神灵广”锦、“长乐明光”锦，和不带文字的若干种绫锦绣件。截至目下，还是中国古代丝织物中一份最有代表性的、珍贵的遗物。它的纹样和古乐浪汉墓出土的丝织物大同小异，恰是汉代中原丝绣的标准纹样。（正和《盐铁论》说起过的，两地当时受中原墓葬影响情形相合。）中国科学院黄文弼先生，在他作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中说：“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冢中，死者衣文绣彩，甚为丽都，虽黄发小儿，亦皆被服之。”遗物中有一片近乎织成刻丝的织物，上面作的是一匹球尾马拉一辆车子，文献和其他报告图录中，还从来没有提起过。但似乎没有见过刺金缕绣。其中一个青红锦拼合成的锦囊，记录上虽说是从魏晋之际古墓中得来，其实是正格汉式锦，一作龙纹，或即《西京杂记》所谓蛟龙锦，有“无极”字样。一作对立小鸳鸯花纹，有一“宜”字，似“宜子孙”锦，已启唐代作风。这些丝织物，据朱桂莘先生说，当时或着金。但从提花纬线考查，不像加过金。在北方古坟中，曾得到一小片桃红色有串枝花的毛织物（见《北方系文物研究》，第一六一页后图五十三）。花纹和一般丝织物截然不同，和汉末镜缘装饰倒相近。如非当时西北著名的细罽，从花纹看，有可能来自大秦或西方其他国家，时代当在魏晋之际。​

因《西域传》记载，中国丝织物加金技术上的发展，一部分学人即以为实来自西方。但是，一切生产都必然和原料发生联系。锦缎类特种丝织物生产，除古代的陈留襄邑、山东临淄，汉以来即应当数西蜀。金子生产于西南，汉代西蜀出的金银釦漆器，在国内就首屈一指。因此，中国丝织物加金的技术，说它创始于西南，或比较还符合事实。最早用到的，可能是金薄法，即后来唐宋的明金缕金法，明清的片金法。丝织物纹样既和同时金银错纹样相通，加金部分也必然和金银错大同小异。
张澍《蜀典》引魏文帝曹丕《典论》，批评三国时丝织物说：“金薄蜀薄不佳，鲜卑亦不受。如意虎头连璧锦，来自洛邑，亦皆下恶，虚有其名。”循译本文的意思，即川蜀织的金锦和彩锦，送给鲜卑民族，也不受欢迎！洛阳有名的出产，品质并不高。《诸葛亮文集》则称“蜀中军需惟依赖锦”。可知当时蜀锦生产还是军需主要来源。川蜀是金子重要生产地，捶金箔技术，于蜀中得到发展，是极自然的。​

欢喜用金银表示豪奢，在西北羌胡民族中，最著名的是石虎。陆翙著《邺中记》，称石虎尚方锦署织锦种类极多，可没有提过金锦。其中有“大明光”“小明光”诸名目，这种锦在汉墓中即已发现，还是“韩仁”锦类汉式锦。但这时节印度佛教大团花已见于石刻，反映于丝织物，很可能就有了后来唐代的晕锦类大花锦。宋时的大宝照锦，用虹彩法晕色套彩，技术上比“韩仁”锦已大有进步，可不一定加金。至于当时的织成，则近于宋以来刻丝。有几种明白称金缕和金薄，说明小件丝绣用金的事实。《邺中记》又称，石虎猎则穿金缕织成合欢袴，可见当时也用到比较大件衣著上。所说金缕即唐宋的捻金，金薄即后来的明金和片金。（但唐人说缕金，却有时指明金，有时指捻金。捻金又可分后来克金式的和一般库金式的）
《西京杂记》也记了许多特别丝织物，曾说“蚁文万金锦”，这个著作说的虽是汉代故事，反映的却多是魏晋六朝时物质，“蚁文万金”似乎只是奇异贵重的形容，花纹正如西域所得锦缎，并非用金织就。
许多记载中，惟《蜀典》引曹丕批评，所说“金薄”“蜀薄”，指的近于后来织金，且和曹操《上杂物疏》文中一再提起的“金银参带”漆器相关联。文中还提起许多漆器是用金银绘画的。
另外东晋时也用泥金，王隐《晋书》称，江东赐在凉州的张骏以金印大袍。如金印大袍指一物，用金印必泥金方成功。
又《北史·李先传》，说赐先金缕绣命服一袭，还是像捻金绣，不是织金。
就情形说来，织金法大致至迟在东汉已经使用。川蜀机织工人所作金薄，必和所作金银釦漆器一样，当时实在具有全国性，既可得极高利润，自然会继续生产。​

到三国时，由于中原长年战争影响到销路，也必然影响到生产。这时生产技术虽保留，品质已退步，不如本来。至于用捻金刺绣和捻金法，技术上有可能是从西方传来的。鱼豢《魏略》即称大秦能织金缕绣。至于在中国和泥金涂画，三种加金同时用到，当在晋六朝之际。以北方用它多些。原因除奢侈享乐，还有宗教迷信，谄媚土木偶像（《洛阳伽蓝记》提金银着佛像极多）。不久南北同风，南方用于妇女衣裙，且特别显著。隋代用泥金银即极多。到唐代，贞观时先还俭仆，及开元、天宝之际，社会风气日变，一般器物多用金银，或金银装饰，如漆器中的平脱镜子、桌几、马鞍。（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还提到金银杓、瓮、笊篱）加之外来技术交流，一般金细工都有长足发展，从现存实物可以明白。丝织物加金技术，也必然于此时得到提高。拈金织物于是同样得到发展机会。不过从唐人诗词描述中看来，用于女子歌衫舞裙中的，还不外两种方法：一即销金法的泥金银绘画或印花；一即捻金线缕金片的织绣。以泥金银绘和捻金刺绣具普遍性，织金范围还极窄。​

“银泥衫稳越娃裁”“不见银泥衫故时”“罗衣隐约金泥画”“罗裙窣地缕黄金”，即多用于女人衣裙的形容。也间或用到男子身上。《鸡跖集》称：“唐永寿中，敕赐岳牧金银字袍。”又：“狄仁杰转幽州都督时，武后赐以紫袍龟带，自制金字十二以旌其忠。”这可见男子特种衣袍上加金银文字，从晋以来就是一种政治上权威象征，不会随便使用的。又《唐书》称：“禁中有金乌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贵妃衣之。”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元宗赐安禄山衣物中，也有“金鸾紫罗、绯罗、立马、宝鸡袍”。指的都是当时特种统治身分才能用这种加金丝织物衣服。
又《唐语林》称，贵妃一人有绣工七百余人。为了满足当时杨家姐妹的穷奢极欲的享乐，衣裙中用金处必然极多。至于如何使用它，从敦煌唐代女子服装可以见出当时花朵的布置方法，主要多是散装小簇，即宋时金人说的“散答花”。串枝连理则多用于衣缘、斜领和披肩、勒帛。花式大都和现存唐镜花式相通。（特别是男子官服中的本色花绫，如雁衔绶带、鹊衔瑞草、鹤衔方胜、地黄交枝等等，反映到遗物和镜文中，都极具体分明）它的特征是设计即或用折枝散装花鸟，要求的还是图案效果。作法则刺绣和销金银具比较普遍性，也有可能在彩色夹缬印花丝织物上，再加泥金银绘的。
《新唐书·肃宗纪》：“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正反映元宗时金泥刺绣必十分流行，经安史之乱后，才用法令加以禁止。但唐代特种丝织物，高级锦类，一般生产我们却推想是不用织金，也不必用金的。韦端符记李卫公故物中有锦绫袍，陆龟蒙记所见云鹤古锦裙，说的都是唐代讲究珍贵彩色绫锦，文字叙述非常详细，均没有提起锦上用金。两种织物照记载分析，都近于后来刻丝。
日本正仓院收藏唐代绫锦许多种，就只著明有四种唐代特种加金丝织物。惟用金到衣服上，且确有织金，和许多不同方法加金，开元、天宝间《唐六典》已提到，用金计共有如下十四种：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缕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此为明杨慎所引，今六典无）。​

唐代宗时禁令中称：大张锦、软锦、瑞锦、透背、大裥锦、竭凿锦（凿六破锦，龟子纹发展而成的）、独窠、连窠、文长四尺幅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及常行文字绫锦，及花纹中盘龙、对凤、麒麟、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均宜禁断。
禁断诸绫锦名目，如瑞锦、大裥、麒麟等锦，有一部分还可从正仓院藏绫锦中发现。这些锦样的设计，多出于唐初窦师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说得极清楚：

（窦师纶）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张彦远见多识广，笔下极有分寸，说的章彩奇丽，必然是在讲究色彩的唐代，也非常华丽。这些锦样真实情形，已不容易完全明白，但从正仓院藏琵琶锦袋（似织成锦），和时代虽晚至北宋、花式尚从唐代传来的紫鸾鹊谱刻丝（在《纂组英华》彩印过，如图），内容我们还可仿佛得到一二。这种华丽色调，在宋锦中已有了变化发展，但反映于这片刻丝，还十分动人。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此外我们也还可以从同时流行反映于敦煌洞窟天井墙壁间彩画团窠方胜诸锦纹，及铜镜、金银器上的花纹图案，得到唐代丝织物花纹基本特征。

​图注 缂丝紫鸾鹊屏 北宋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丝织物加金有了进一步发展，大致是在唐末、五代之际。丝织物花纹由图案式的布列，发展为写生折枝，也是这个时期。其时中原区域连年兵乱，已破败不堪。前后割据于四川的孟昶，江南的李煜，吴越的钱俶，政治上还能稳定，聚敛积蓄日多；中原画家和第一流技术工人，能逃亡的大致多向这些地方逃去。几个封建统治者，都恰是花花公子出身，身边又各有一群官僚文人附庸风雅；金银一部分用于建筑装饰和日用器物，一部分自然都糜费于妇女彩饰衣裙中。这些地方又是丝织物生产地，织绣工和当时花鸟绘画发生新的联系，大致也是在这个时期。惟关于这个时代的丝织物，除诗词反映，实在遗物反不如唐代具体（仅近年热河辽驸马墓出一件捻金织云凤类大袍或被面）。诗词中叙女子服饰用金极普遍。在瓷器上加金银边缘装饰，也是这个时代，从吴越创始各种“金银棱器”。

图注 金花银枕头 辽 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现存宋锦或宋式锦，都很少见有加金的。说宋锦加金，且和一般习惯印象不相合。这有两个原因作成。一、照习惯，鉴赏家对于锦类知识，除从《辍耕录》《格古要论》《博物要览》诸书，知道一些名目，居多只是把画卷上引首锦特别精美的龟子纹、盘绦琐子纹、八达晕等几何纹式彩锦，就叫做宋锦，即名目也并不具体清楚明白。因此不闻宋锦有织金。二、宋人重生色花，即写生折枝，这些花也反映到锦的生产中，打破唐以来的习惯。这种生色花，而且部分加金，或全面用金。明代把这些花锦，斜纹织缪丝地的叫“锦”，平织光地的叫“缎”，福建漳州织薄锦叫“改机”（弘治间织工林宏发明）；凡彩色平织、带金的叫做“妆花缎”或“织金缎”，不作为锦。因此，即遇到这种宋锦或宋式锦，也大都忽略过了。其实宋锦和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是不大相合的。折枝写生花部分加金和全面用金，在宋锦中是不少的。文献中提起的近百种锦名，大部分还可从明锦中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