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沈从文)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
—— 汪曾祺
成都蜀仍在锦类生产占主要地位;地处长江下游的广陵,则因海上交通转运便利,气候又极宜于蚕桑,薄质彩织已为此后千年占全国生产主要地位打下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到宋代后,官服用罗为主,全国各路均设有织罗务监督织造,且定下严格检查法令。从《元丰九域志》《咸淳临安志》《梦粱录》《都城纪胜》等叙述中,都显明可以见出江浙丝织生产,已显明占有了特别重要位置;由于社会需要,丝绸的花样翻新,更得到发展机会。常见禁令中如紧丝、透背、绣背、茸背等薄质丝纱类,从禁令限制中即可知精美程度已超过服用需要,才会由政府一再用法律禁止。泥金则由印金、织金代替,简化了加工烦琐过程。印花也得到了广泛市场。锦类在衣着应用上已缩小了范围。成都官锦坊,虽尚有成千伎作巧儿和染织工人进行生产,为政府沿例每年赏赐七种臣僚袄子锦而进行生产,且因起居坐具的改变,椅披椅垫的大量应用,官诰绫锦及书画装裱、卷轴包首、册页封面的需要,而扩大种种需要,却为彩锦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因此小花锦和格子锦仍不断得到进展。北宋木棉虽还不到能代替丝绸彩织程度,但植物纤维品种名目的多样化,显明比唐代却有所发展,竹子布、蕉布、葛布、藤布、黄草布、鸡鸣布……种种名色,在上中层社会的流行事物,则十分显明。这类织物一般比价,且经常官罗为高,而流行仍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