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沈从文)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
—— 汪曾祺
唐代叙战袍多用“团窠锦”“兽锦”。这类袍衫式样,大致必小袖窄身而长仅及膝,才便于乘骑。敦煌画中《张议潮出行图》中鼓吹从骑衣着形象,大致可以代表。当时六军似即衣之。有染、织、绣、画不同加工,名“团窠花”。宋人记唐代著名画迹《金桥图》,由当时名画家陈闳、韦无忝、吴道子三人分工合作而成。说“六军衣球衣,焉能作战”大致即近似出行图中所见。亦有可能昭陵六骏石刻中附有一丘行恭像,衣著即为当时战袍式样;不同处是下脚较长。此外西北诸族中头目穿著,传为阎立德(?)手笔之《步辇图》中吐蕃使者亦即衣之。唐初官服必佩“「革占」鞢带”,上附六绦带,各挂一物,如“火石”“算袋”“契苾真”等等,称“「革占」鞢六事”。武周时似即废除,但流行西北,西夏贵族和元代贵族因实际需要还使用,反映于敦煌壁画中。清代帝王便服犹佩火镰和小烟袋荷包,保存古意,实亦从应用需要出发。唐代西北出毡罽,有“绯毡”等名目。这类毛毡在敦煌唐画中,还留下百十种不同花纹,作舞茵拜垫或坐席用,花色甚多。如和北朝画中反映相比,花纹同异区别极显明。大小团窠花已占主要组成内容。传世孙位作《高逸图》四高士所坐地毯,亦即有作晕锦式团窠花的。因此对于原画是否孙位实可疑,原来实晋人作《竹林七贤图》一部分,西安有石刻且附人名。孙位是唐人,那能无知到把竹林七贤坐于唐代锦垫上?内中一位身后衣桁所搭花衣且和一琴童琴囊相混成一片,唐人亦不至于如此无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