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 第一章 安乐死的瞬间〔瑞士〕۞
“刚才打电话时您好像很忙，是在与患者商量事情吗？”
我姑且这样发问，首先想知道她是一名什么样的女性。她神情疲惫地啜了一口热茶，回复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我在帮一位男性结束生命。”
此时，我还未能完全理解她具体的职务，对她的轻描淡写的言辞产生了怀疑。她依旧没什么表情，接着说：“我刚才在协助自杀。”
我急忙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录音笔，她继续说道：
“那是非常好的死亡方式。他是德国人，患有晚期癌症，曾是一名职业钢琴家。似乎没有结婚，他是在亲友的守护下咽气的。”
她的语气，仿佛是在医院里看着患者自然死亡一样，我一时难以理解。首先，脑海里有一个想要弄明白的事情。
“请告诉我您具体的职业是？”
“我是一名家庭医生，到患者家里，为他们诊治各种疾病。一些衰老状态的老人，没被送去看护设施，而是在自己家里接受护理，就这样在家里迎接死亡。今天也有两位晚期癌症患者，在各自的家中毫无痛苦地离开了。”
“是死在医院？还是死在家里？”这种类型的话题，近来在日本也备受争议。我似乎明白了，普莱西柯是反对让老人变成药罐子、死在医院的医生。但是，协助自杀的工作该当何论呢？
在瑞士，虽然主动安乐死违法，但是，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协助自杀是“不违法的”。瑞士刑法第114条规定，受托杀人是违法的，要处以5年以下的徒刑或者罚款。这就意味着禁止主动安乐死。但是，紧接着的第115条里存在着这样的条款：如果没有利己的动机（比如以金钱为目的），干预自杀将不被追究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可以解释为不认定它是合法的，但是“不处罚（不问责）”。
——「请告诉我您的职业」
EXIT诞生于1982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协助自杀机构。讲述该机构的历史，就是讲述关于瑞士协助自杀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医学的发展让死亡变成一个遥远的存在。由于延命治疗的进步，全世界都开始讨论“死亡的权利”。成为伏笔的是荷兰的波斯特马事件（1971年）和美国的卡伦事件（1975年），详情留待后章再叙。1981年，对延命治疗的批判日益高涨的瑞士召开了“死亡的自我决定权”会议，围绕人类的临终问题进行了讨论。次年的1982年1月23日，20名有识之士创立了EXIT。他们开展了将迄今为止医生所拥有的治疗的决定权归还给患者的运动。具体是指让“Directives Anticipées（中止延命等，写有患者希望的医疗行为的指示书）”发挥效力的运动。
图1 对向外国人提供协助自杀持反对立场（索贝尔代表）
针对协助自杀，瑞士没有“明确的规定”。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曾多次讨论将其法制化，但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就像钻现有刑法的空子一样，推导出了“允许协助自杀”这样的解释。
2004年，相当于日本医生协会的瑞士医学会认可向末期患者提供协助的行为，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但是，协助自杀是基于患者们的“自我责任”的行为，这一点惯例没有改变。索贝尔医生指出：“由患者本人终结生命与（主动）安乐死截然不同，因为这里面没有（以金钱为目的的）利己动机介入的余地。”
该国严格遵从患者自身的判断，申请者必须是协助自杀机构的会员。这是因为，成为会员才能交付事前指示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重病发作或者事故发生之前，明确表达过最终选择，就无法证明这是患者本人所期望的。
EXIT法语圈本部的会员人数达24 225人（2016年），男性为33.3%，女性为66.7%。2016年接受协助自杀的患者为216人。按年龄层来看，最多的是51岁到75岁之间，占59%；接下来75岁以上占33%；50岁以下占8%。未成年人不能成为会员。顺便说一下，德语圈本部（也管辖意大利语圈）的会员更多，为104 200人。仅2016年，就有720名患者通过协助自杀死亡。
——「拜访EXIT」
与DIGNITAS和LIFE CIRCLE不同，EXIT“会员仅限瑞士居民”，不接受外国人。LIFE CIRCLE的普莱西柯因接受外国患者而异常忙碌。她经常感叹说：“要是外国也承认协助自杀，就没有必要看这么多患者了。”
对此，索贝尔医生提出批评。
“不接受外国人的理由之一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有2万多会员，要优先办理这些人的手续。接受外国人的话，就无法工作了。另一个理由是，如果在瑞士国内的话，我可以和认识的医生聊聊，一起看看诊断书，还可以跟患者私下在家里交谈，跟其家人讨论。能做到这些，协助自杀的手续也可以顺利完成。相对的，DIGNITAS和LIFE CIRCLE要到外国去完成这些手续。我的本职工作（耳鼻喉科医生）在这里，没法花那么大的力气。”
协助自杀的方法也各有不同。EXIT是让患者用杯子喝下致命药物，迎接死亡。据说到死为止大约需要30分钟。如果像普莱西柯那样将致命药物用输液方式注入的话，几十秒就能毙命。但是，后者的方法在其他机构似乎不多见。
接下来谈到了费用。EXIT的会员年费是40瑞士法郎（约4 600日元），对退休人员下调到约35瑞士法郎（约4 000日元）。与向外国人大开门户、需要花费几千瑞士法郎的LIFE CIRCLE和DIGNITAS，在费用方面差别很大。索贝尔强调说：“如果是会员的话，EXIT会免费提供协助自杀。”
说起来，他是为什么踏入这个领域的呢？他温和的表情一瞬间阴沉了下来。“在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常年受神经痛煎熬的祖母让我帮她一死。当时我还是学生，什么也做不了，亲眼看到祖母一直到死都备受折磨的惨状。”
年轻时的记忆后来赋予了他使命感。最后他如此叹息道：
“为了让人们临终没有痛苦，我想帮助他们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