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利时 Belgium |

图1 库恩·德布里克（右）和继女塞丽娜·德布兰德/2013年，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库恩实现了安乐死。享年49岁。当时14岁的塞丽娜在不知道底细的情况下送走了库恩。17岁的塞丽娜，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 美国 USA |

图2 布列塔尼·梅纳德（左）和丈夫丹·狄阿思/布列塔尼患有脑瘤，被告知存活期为半年。她从加州搬到有《尊严死亡法》的俄勒冈州，并将自己的决心发布在YouTube上。2014年去世。享年29岁。

| 西班牙 Spain |

interviú 提供
图3 安德莱·拉贡·奥尔多尼斯（右）和母亲埃斯特拉·奥尔多尼斯/出生时就身患绝症的少女，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通过临终镇静结束了生命。享年12岁。由于西班牙不允许安乐死，此事被大肆报道。

| 日本 Japan |

图4 须田节子/因给“植物人状态”的患者使用肌肉松弛剂的行为，2002年她以杀人罪被起诉。一审对她作出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有罪判决。后来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没有推翻有罪判决。

终末期患者经常问同样的问题。“医生，什么样的死法最理想？”每次她都重复着同一个答案，“在病情恶化之前，先等等看怎么样？”
这样一来，患者在病情恶化之前会观察自己的状态。随着痛苦逐渐加深，患者自然而然就会明白应该如何结束人生的旅途。
“2周前，我送走了一名咽喉癌患者。她是不喜欢协助自杀的类型。我没做任何推荐，根据她的意愿，我只告诉她如果发生万一，我可以实施镇静。但是，死期临近时，她说道：‘医生，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能拜托您协助我自杀吗？’于是，她没有选择在缓和疗护中慢慢死去，而是在我的帮助下安详地逝去。”
最终选择协助自杀的这位女性54岁。普莱西柯形容她的死是“美丽的死亡”。长子将母亲抱在怀里，长女坐在床旁边，注视着母亲。为了不留遗憾，母亲在临死前倾吐了所有的心声，然后打开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她的话来说，是“周围所有人都认可的和平之死”。
普莱西柯知道，即使做缓和疗护，也有可能无法去除痛苦，反而延长了痛苦。但是，她一次也没有推荐过协助自杀。她在等待患者本人自己决定。即使认可协助自杀，也不能强行推荐给患者，她懂得这个危险性。
听了这段话，我了解到LIFE CIRCLE不会轻率地实施协助自杀。有的人适合协助自杀，有的人不适合。医生在仔细分析患者特征的基础上，再伸出援手。当然，不能说只有普莱西柯是这样做的，所有其他相关机构的医生也是如此。​

——「美好的离别」

LIFE CIRCLE的患者会员，可以根据医生的判断，接受协助自杀。但是，有时也会遇到没有必要将死期提前的患者。她想起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刚才说的钢琴家患者，他是4年前成为会员的。当时他就要求马上协助自杀，但我判断他还可以活很长时间。正好那时他在写书，我就劝他继续写。就在刚才，他在出版的书上签上名字，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能多活4年，他感到很高兴。”
LIFE CIRCLE以“只要有可能，就让患者多活一天”为宗旨持续开展活动。她强调，这就是他们与DIGNITAS和EXIT最大的区别。​

“为什么瑞士允许协助自杀呢？”
“那是因为决定自己的生死，被认为是属于人权范围内的吧。我倒是奇怪，为什么在其他国家，个人不能决定人生的结局？”

——「有日本患者吗？」

“我希望您能采访各种人，以中立的立场来写。世界上不只有我，还有很多医生和患者。”
她的反应出乎了我的意料。虽然并没有约定什么，但是她的话里有话。我们相视而笑，她又继续说道：
“我会努力的，希望您的愿望能够实现。”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洛桑，次日暂时返回巴塞罗那，然后因足球采访直接飞到西班牙北部的毕尔巴鄂，当天还有西班牙大选的采访，我又前往马德里。我在安乐死、体育、政治间不停切换主题，忙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我收到了来自普莱西柯的短信。
“明天，您能来巴塞尔吗？”
我瞬间就觉察到这意味着什么。我立刻回信，决定第二天一早再次飞回瑞士的巴塞尔。如果说作为记者，我没有因为能够见证“现场”而兴奋的话，那是撒谎。但是，我更多是在反复问自己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别人的生死关头，一个不相干的人真的可以在场吗？​

图注 ​接受普莱西柯（里侧）诊断的道丽思

或许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普莱西柯和道丽思闲聊了两三句。在确认了老妇人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多个部位后，立刻表情严肃地开始向她提问：
“从报告书来看，我发现您选择这种死法，是在发现肿瘤（癌症）之前呀。”
道丽思将无力的拳头送到嘴边，开始啃起指甲。虽然她看上去很紧张，但是意志很明确。
“2年前，在发现肿瘤之前，我因肺炎住院，这件事就是契机。医生赶过来，把我从怀特岛（英国南部）用直升机送到了英国本岛，因为怀疑我是心肌梗死。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既没有衣服，也没有钱，一个人被扔在医院里。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准备把我送到养老院。养老院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无法忍受别人给我洗澡、给我喂饭。当时我一味地拒绝，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一定会被送到养老院吧。”
这位英国老妇人没有子女。相依为命的丈夫在大约10年前，夫妻俩在香港旅游途中，突然身体不适，6个星期后离开了人世，享年79岁。他是一个从来没有生过病的健壮男人，但改不了老烟枪的坏毛病，最终被肺癌击垮。
普莱西柯将与老妇人的英语对话翻译成德语，输入电脑。她继续发问。
“您能否告诉我，为什么认为现在是结束人生的节点呢？”
“今后，我的健康状态没有希望得到改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大事。或许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回家了。而且我已经81岁了。”
81岁……从日本人的感觉来看，似乎还可以再活10年。我不禁想说，从外表来看，还可以再活一阵子。然而，其坚定意志的背后，也有家庭环境的影响。
“如果我有孩子，或许我会选择不一样的结束方式。然而现实是没有人照顾我。家里虽然有保姆，我连她可不可靠也不知道。”
“您对养老院印象不好吗？”
“我去看过几次。每天的生活就是吃药，靠这种方法续命，真的是人类应有的活法吗？我不这样认为。”

——「带着丈夫的情书面对死亡」

“癌症有很多疗法。医生跟您解释过吗？”
“是的。解释过了。但我不希望那么做。如果我的人生没有令我满意，或许我会希望再多活一阵子。”
听到这句话，普莱西柯的手指离开了电脑，第一次转向我，眯缝着眼睛问道：“刚才那句话，您听到了吗？”据说她迄今为止经手过的很多接受协助自杀的患者，都说过类似的话。
——“如果我的人生没有令我满意，或许我会希望再多活一阵子。”
道丽思再次提到这81年是“美好的人生”，说完，她突然热泪盈眶，然后继续讲述道：
“今后，已经到达顶点的人生只能走下坡路。好不容易拥有的美好人生，却要因为身体的衰弱而失去。我可不想这样。”
此时，老妇人想起了最爱的丈夫，声音哽咽起来。他因为肺癌反复进行化疗，在临终关怀医院走完了人生。突然发病的丈夫一直痛苦了6周，或许是因为有过照顾丈夫的经验，她断言不希望过以药度日的医院生活。
“今后，我只能痛苦地活着。我希望就这样幸福地死去。”​

“道丽思女士，您带来了什么一直视为珍宝的私人物品了吗？”
她只回答了一句“是的”，走向了行李箱。她弯下腰，取出了两个眼看就要破了的黑色简易背包，用双手抱在怀里。当她起身转向我这边时，大颗的泪珠从她那碧蓝的眼睛里滚落下来，润湿了脸颊。
“这是我丈夫在去世前的30年里写给我的情书。这数百封书信就是我唯一的宝贝。”​

是否允许协助自杀，是以什么标准进行审查的呢？
首先，患者要满足下列条件：
（1）有难以忍受的病痛。
（2）没有治愈的希望。
（3）能够明确地表达意愿。
（4）没有患者期望的治疗手段。
虽然对于这四个条件，在表达方式上会有微妙的差异，但在其他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审查标准大致也是如此。

道丽思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她今天的衣着是黑色裤子和白灰粉三色的条纹毛衣，加上黑色的短靴，打扮得非常年轻，一点也不像81岁。在路艾迪找东西的时候，道丽思靠近我，一脸认真地说道：
“您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希望您的书能非常精彩，如果能让更多的人思考我的死，我会非常快乐。也希望（对于安乐死的想法）稍微发生点变化。”
道丽思随后即将面临死亡，我深深体味着这句话的分量。她希望丝毫不要浪费这次相遇与离别。然而，一直以来的困扰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可以让她就这样死去吗？
老妇人开始讲起几十年前与丈夫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旅游的回忆。
“晴朗的天气和美味的料理让我难忘怀。”她笑着说道。她的笑容究竟来自哪里呢？即使决心一死的人，也应该有恐惧。再过几十分钟，她就要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普莱西柯打开房门，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跟老妇人相互问候后，两人相视而笑。普莱西柯的样子一如往常，仿佛老妇人还能迎来明天和后天。

两人看完资料后，进入签字环节。我从一旁窥视着名为“Declaration of Voluntary Death”（直译为《自愿死亡声明书》）的契约书，这表示用协助自杀离世的患者是“自愿死亡”，发誓这“不是”医生和家人强迫的“被动的死亡”。
桌子旁边有一个小药瓶。这就是用于协助自杀的致死药物。床前，路艾迪将摄像机架在高处。LIFE CIRCLE规定，必须将患者到死为止的整个过程录下来。如果不严格遵守这个规定，就有可能被怀疑是他杀，而不是自杀（这个现场里，犯人就在普莱西柯、路艾迪或我之中），发展成刑事案件。
签约大概花了20分钟。“那么，请到床上去吧。”普莱西柯引领着老妇人到里面。她说得如此轻松，不禁令我动摇。道丽思从放在沙发上的行李箱里取出了塞满情书的简易背包，放在沙发上。
路艾迪将点滴挂在架子上，普莱西柯将针头扎进她的左臂。用胶布将开关固定在手腕上。
“可以将这个手表摘下来吗？”普莱西柯问道。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这样戴着。”道丽思答道。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就绪了。接下来要问道丽思几个问题，因此普莱西柯提醒道丽思要小心开关。她背对着摄像机，走到床前，与道丽思面对面。然后，开始了序章里面的提问。
“道丽思，准备好了吗？”
“嗯……”
 
上午9点34分，普莱西柯用听诊器测量了心跳次数，确认道丽思已经死亡。她一再抚摸着安详逝去的道丽思的头部，在老妇人的耳边喃喃地说道：“您是一名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啊！”来到这里以后，协助自杀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第一次目睹现场，对于他人太过简单的死亡，茫然不知所措。​

验尸官和警察4个人还要花些时间确认死亡现场，普莱西柯邀请我去附近的餐厅吃早餐。她点了一杯树莓酸奶和一杯卡布奇诺。坐到位子上，她一脸不满地抱怨道：
“那个警察讨厌我。刚才他在公寓外面跟上司说又有单身老人去世了。他一来，总是不给我好脸色看。虽然我们没有争吵过，但您要知道瑞士也有这种人哦。”
我信任普莱西柯是因为一个理由，那就是她从来不批判攻击她的反对协助自杀的个人和宗教机构，或是厌恶她在公寓周围进行活动，煽动她搬家的人们。
不仅如此，为了避免我将这个主题带偏方向，普莱西柯经常提醒我“一定也要采访反对我的人哦”。她凝视着我的眼睛，热心地讲述道：
“接触患者，亲眼看现场和不看现场，传达出来的内容应该截然不同。如果您这么期望的话，为了您能亲身感受死亡的瞬间，今后我会努力争取患者的同意。”
普莱西柯的这种人性，也体现在她协助自杀的行动上。大型机构只实现会员（患者）的愿望，也就是说，只以进行协助自杀为目的。然而，除此之外，她还会一直支持患者直至其离世，会在患者死后给其家人以关怀。​

EXIT诞生于1982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协助自杀机构。讲述该机构的历史，就是讲述关于瑞士协助自杀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医学的发展让死亡变成一个遥远的存在。由于延命治疗的进步，全世界都开始讨论“死亡的权利”。成为伏笔的是荷兰的波斯特马事件（1971年）和美国的卡伦事件（1975年），详情留待后章再叙。1981年，对延命治疗的批判日益高涨的瑞士召开了“死亡的自我决定权”会议，围绕人类的临终问题进行了讨论。次年的1982年1月23日，20名有识之士创立了EXIT。他们开展了将迄今为止医生所拥有的治疗的决定权归还给患者的运动。具体是指让“Directives Anticipées（中止延命等，写有患者希望的医疗行为的指示书）”发挥效力的运动。

图1 对向外国人提供协助自杀持反对立场（索贝尔代表）

针对协助自杀，瑞士没有“明确的规定”。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曾多次讨论将其法制化，但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就像钻现有刑法的空子一样，推导出了“允许协助自杀”这样的解释。
2004年，相当于日本医生协会的瑞士医学会认可向末期患者提供协助的行为，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但是，协助自杀是基于患者们的“自我责任”的行为，这一点惯例没有改变。索贝尔医生指出：“由患者本人终结生命与（主动）安乐死截然不同，因为这里面没有（以金钱为目的的）利己动机介入的余地。”
该国严格遵从患者自身的判断，申请者必须是协助自杀机构的会员。这是因为，成为会员才能交付事前指示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重病发作或者事故发生之前，明确表达过最终选择，就无法证明这是患者本人所期望的。
EXIT法语圈本部的会员人数达24 225人（2016年），男性为33.3%，女性为66.7%。2016年接受协助自杀的患者为216人。按年龄层来看，最多的是51岁到75岁之间，占59%；接下来75岁以上占33%；50岁以下占8%。未成年人不能成为会员。顺便说一下，德语圈本部（也管辖意大利语圈）的会员更多，为104 200人。仅2016年，就有720名患者通过协助自杀死亡。

——「拜访EXIT」

与DIGNITAS和LIFE CIRCLE不同，EXIT“会员仅限瑞士居民”，不接受外国人。LIFE CIRCLE的普莱西柯因接受外国患者而异常忙碌。她经常感叹说：“要是外国也承认协助自杀，就没有必要看这么多患者了。”
对此，索贝尔医生提出批评。
“不接受外国人的理由之一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有2万多会员，要优先办理这些人的手续。接受外国人的话，就无法工作了。另一个理由是，如果在瑞士国内的话，我可以和认识的医生聊聊，一起看看诊断书，还可以跟患者私下在家里交谈，跟其家人讨论。能做到这些，协助自杀的手续也可以顺利完成。相对的，DIGNITAS和LIFE CIRCLE要到外国去完成这些手续。我的本职工作（耳鼻喉科医生）在这里，没法花那么大的力气。”
协助自杀的方法也各有不同。EXIT是让患者用杯子喝下致命药物，迎接死亡。据说到死为止大约需要30分钟。如果像普莱西柯那样将致命药物用输液方式注入的话，几十秒就能毙命。但是，后者的方法在其他机构似乎不多见。
接下来谈到了费用。EXIT的会员年费是40瑞士法郎（约4 600日元），对退休人员下调到约35瑞士法郎（约4 000日元）。与向外国人大开门户、需要花费几千瑞士法郎的LIFE CIRCLE和DIGNITAS，在费用方面差别很大。索贝尔强调说：“如果是会员的话，EXIT会免费提供协助自杀。”
说起来，他是为什么踏入这个领域的呢？他温和的表情一瞬间阴沉了下来。“在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常年受神经痛煎熬的祖母让我帮她一死。当时我还是学生，什么也做不了，亲眼看到祖母一直到死都备受折磨的惨状。”
年轻时的记忆后来赋予了他使命感。最后他如此叹息道：
“为了让人们临终没有痛苦，我想帮助他们死去。”​

“这一点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个年龄迎来死亡。这是我如今唯一的悲哀吧。因为之前我从未生过病。但我并不怕死哦。与这个无法忍受的痛苦相伴、慢慢死去才是最恐怖的……”
2015年9月，在西班牙南部疗养胜地马尔贝拉度假的68岁的瑞典女性约莱尔·文努突然感到背部疼痛。在当地接受B超检查后发现胆结石，成功做了摘除手术。然而，在那之后疼痛也有增无减，于是又做了CT检查，发现是胰腺癌，被告知仅能活半年。
我与文努见面，正好是在道丽思死后一个星期。她和丈夫安德鲁斯·由布林克（72）住在巴塞尔郊外一家静静伫立的高级旅馆里。她将与英国老妇人在同一个地方，由普莱西柯协助自杀，计划第二天早晨施行。从这一刻起，她所剩下的时间大约是16个小时。此时我也体会到了死亡时间被设置好的违和感。​

——「剩下的人生，还有16个小时」

这次究竟是什么样的患者在等着我呢？会跟上次一样冷静地交谈吗？如果她突然哭起来怎么办？针对各种情形，应该如何应对？摆出过于同情的表情太做作，反之，态度平淡也不自然。总之，顺其自然吧。我就这样说服着自己，敲响了房门。
“正等着您呢。”
丈夫由布林克一脸平静地打开了房门。这里与道丽思所住的旅馆房型不同，是大型连锁酒店里常见的所谓的“舒适标准间”。
消瘦的文努蜷缩着卧在床上，沉重缓慢地向这边伸出了右手，悄无声息，想要握手。说着“初次见面”的脸上没有笑容。我还没怎么见过初次问候时不带微笑的欧洲人，开头就有点尴尬。
首先我不知道坐哪儿好。坐在床前的话，她就得支起上身，坐在另一张床上又太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她就必须转过身来。若是护士的话，可以轻松地将患者的身体转过来，就不必为此烦恼了吧。
“随便坐哪儿都好。我一动弹，浑身剧痛，所以只想保持这个姿势。”
听文努这么说，最终我将床前的椅子移到正对着她视线的地方，坐了下来。房间里只有两个旅行箱，仿佛他们夫妻俩是来旅游的。由布林克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文努说，她殷切希望瑞士这样的举措能够推广到世界各地。她允许我用她的真名报道。但是她拜托我，照片只能用背影。4个月时间里，她的体重从60公斤暴瘦到43公斤，所以她不想被拍到“瘦骨嶙峋、丑陋不堪的自己”。​

“明天，您真的觉得可以去死了吗？”
正因为是做好了死的准备，文努才特意赶来瑞士，我的问题有点愚蠢。但是，想要自杀的人，不也有临到头放弃的吗？
还没听完我的提问，她就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死。我为什么要忍受痛苦的煎熬活下去呢？我忍到底会有什么奖励吗？我是无神论者，可不相信神灵和死后的世界……”​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坐在窗边注视着妻子的由布林克。
“知道她生病时，您是什么样的心情？”
人们常说瑞典人不论男女，漂亮的人都很多。想必他年轻时一定很帅气。他姿态优雅，显得很年轻，看不出已经72岁，说话方式也儒雅稳重。
“在候诊室里，听到她得了胰腺癌时，我以为只是开玩笑。我笑着说不可能，但她的表情没有变。我深受打击。总之，这个病就是活不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自己是医生，应该很了解这一点，但是我第一次明白，如果是亲人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您是怎么战胜这些的呢？”
“是时间呀。对，是时间。时间从痛苦中拯救了我。可是，我还想跟她长久地在一起啊……”
背对着由布林克的文努，此时，伏在床上轻声低语了一声。那声音是如此微弱而嘶哑，他一定没有听到。
“我也是……”​

最后我请求为他们两个人拍张照。前面说到文努抗拒正面照，但她挣扎着坐起身，靠在丈夫的肩上，由布林克微笑着侧首注视着她。与即将逝去之人的最后一张照片（参见卷首插图），是微笑着的。“您这个笑容是……？”我一边问着没礼貌的问题，一边又后悔自己失言。
“没关系的。40年来，即使痛苦的时候，我们也是笑着挺过来的。直到最后我都想看着他的笑脸。”
耳旁传来文努的话，一瞬间，由布林克失去了笑容。这位男士是真心地爱她的吧。
约定好的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过去了。我不能剥夺两人最后的时光。我和由布林克约定在她“沉睡”后的第二天早晨，一起吃早餐。
使用照片和对话内容需要文努的签字，我告诉她我会准备誓约书，她答道：
“明天我就死了，没法签字哦。”
虽然此话不假，但我却没礼貌地哈哈一笑。一瞬间，谁也没作声。随即，她自己也微笑起来。听到了第二天将死之人的幽默，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她内心的充实。我收拾好装备，与他们道别。
“See you tomorrow.”由布林克以绅士的表情，流利地说道。
然而，文努和我再也见不到了。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Goodbye.”​

“您现在是什么心情？”
“我没事。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她不是突然死去的。”
打开开关时，他握住了文努的手，两个人都流下泪来。当她感觉到喉咙有异样时，她望着由布林克喃喃地说道：“到了最后时刻了。”
“最后您跟文努说了些什么呢？”
“你就要长眠了。谢谢你让我的人生快乐。我们来生再见。我爱你……”​

NVVE的内部，是被白色墙壁包围的平凡无奇、了无情趣的办公室。有几个按照工作类型分开的房间和一个小会议室。门口摆放着今年5月份召开的由世界死亡权利联盟主办的“安乐死2016”论坛的传单。
我坐在候诊室的椅子上，面前出现了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性。他英俊帅气，须发花白，非常适合佩戴黑边圆框眼镜。有的人即使一句话也不说，旁人也能想象出他的性格和经历。罗布·永吉埃尔正是这种类型。平和温柔的眼神，使人感受不到威严。

图注 为安乐死合法化做出贡献的永吉埃尔

到2008年为止，永吉埃尔一直担任NVVE的理事长，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踏入安乐死这一领域的起因是什么呢？
永吉埃尔招呼我到接待室，边喝咖啡，边回顾年轻时代。
“从在莱顿大学医学部的学生时代起，我就经常针对患者情感方面的护理与他人进行讨论。1972年成为家庭医生以后，我也认为倾听患者的生活方式、了解患者的生死观很重要。正好在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波斯特马的判决出来了，国民中认同安乐死的趋势高涨起来了。”
那是令荷兰举国震惊的事件，身为医生的女儿杀死了自己母亲。据说这件事对于他作为医生的思考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以后，他不断自问自答：“有尊严的死”到底是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年轻的永吉埃尔医生想要实现患者期待的死亡，于是就“秘密地实施了”当时还是违法的安乐死。这是他本人向我透露的。

——《全部死因中4%为安乐死》

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像荷兰一样，以某起安乐死事件为契机，发展为“全民大讨论”，但实际上并没有与法律制度挂钩。为什么只有荷兰做到了呢？我提出了这个疑问，他赞扬说问得好。然后做出了以下分析。
“这个答案就是国民性。我认为荷兰人一般是比较宽容的。如果发生问题，就全力以赴去解决。问题本身并不重要，我们尊重为解决问题而开展的对话，并且接受从中得出的意见。作为我们的文化，这扎根在我们心中。”
我相信荷兰人与日本人在勤奋和追求效率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接受改革这点上，性格截然不同。永吉埃尔提及日本也有“尊严死协会”（1976年以“安乐死协会”之名成立，1983年改名），然后这样补充道：
“日本的医生们本身，忌惮在医疗现场使用安乐死这个词，他们甚至感叹给终末期患者使用（可能将死亡提前的）注射剂或药物都觉得危险。”
我对日本的情况还不太了解。暂且将他的言论记在心里。
宗教问题应该也会左右人们对安乐死的想法。荷兰与天主教色彩浓厚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不同，宗教束缚少。但它也同样是天主教国家。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的调查（2015）显示，24%的人口是天主教教徒，16%的人口是新教教徒。这些天主教教徒没有反对安乐死吗？于是，我提出了关于宗教摩擦的问题。
他侧着脑袋，微微点了点头，开始解说。
“几乎没有出现过宗教问题。只有加尔文派的正统新教教徒认为‘死亡是由神决定的’，对安乐死采取反对的立场。但是，普通天主教信徒对安乐死持肯定态度。而且，现在无神论者也在增加。”
这个看法出乎我的意料。对于普通天主教教徒而言，违背神的旨意的死亡，应该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荷兰，安乐死似乎没有造成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在荷兰，主动安乐死是主流，而协助自杀较少呢？
永吉埃尔强调“这只不过是我个人的看法”，然后做出如下解释。
“是因为从开始协助自杀到死亡为止时间很长，痛苦相对较大，而医生实施的安乐死，更快，更万无一失吧。”
据永吉埃尔所说，主动安乐死中，医生一般是给患者投用安眠药，然后注射肌肉松弛剂。到死为止的时间不到5分钟。而饮用大量药物致死的协助自杀，大多数要几十分钟才能去世，有的人甚至在生死边缘徘徊几个小时。永吉埃尔所说的“痛苦”，不仅是指患者本人，也包括在一旁守护患者的家属的心理层面吧。
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仍然会有人选择协助自杀，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与“自己的死不想依赖别人”的个人生活方式有关吧。就是说，直到最后，自己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此外，如果注射致命药物，当然也会给医生造成精神上的打击。各国的医疗相关人员都说，有的患者是顾虑到这个部分。​

“你们有安乐死的亲戚朋友吗？”
阿丽达似乎没有想到什么。“有呀。”浦科说道，抿了一口白兰地后，她回想起4年前的往事。
“那是阳光明媚的3月。我和一对夫妻交往多年，是感情甚笃的朋友，其中丈夫酷爱吸烟，下巴周围长了癌。我和朋友及其家人，一共有30多个人，在他安乐死的当天，被邀请参加派对呢。”
“派对吗？”
“对，派对很盛大哦。我们在他家院子里喝着啤酒和红酒，吃着美食，嘻嘻哈哈过得很开心。到了下午3点，夫妻俩向所有人致以问候。最后他令我们都吃了一惊。您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跟夫人一起一展舞姿？”
“不，他掏出烟，开始抽了起来。说这是最后一根了。”
决定安乐死的人们，为了不留遗憾，大多会事先决定好要做些什么。尽管如此，这是多么沉重的一根香烟啊！一旁的阿丽达也瞪大了眼睛，听得入迷了。
“到了下午3点，来了一名年轻的女医生。她进屋之前说是第一次注射安乐死的药物，很紧张。”
据说在荷兰，家庭医生至少要经历一次患者的安乐死。虽说允许安乐死，但即使是医生，刚开始也会心里不舒服，被罪恶感所折磨吧。浦科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
“她丈夫去世时，我在院子照顾他的爱犬。狗也明白的。它汪汪地叫着，好像在哭泣似的。”
我与浦科交换了联系方式，让她帮我引荐丈夫选择了安乐死的朋友。

——《意外相遇》

结束教师生活的威尔，有大量的时间沉迷于兴趣爱好。他在家中欣赏古典乐和爵士乐，还吹起了中音萨克斯。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威尔就吹不好萨克斯了。他无法用力在笛头和哨片之间吹入空气，他的左颌骨附近长了肿瘤。癌变进行得很快。去世前2个月，已经扩散到咽喉部分，不仅剧烈疼痛，甚至连呼吸都困难。医院给他开了吗啡，胸部贴上了吗啡贴。医生交给妻子止痛注射药，威尔怒吼道：“给我打那种东西，是想杀了我吗？”
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他，也在冷静地接受自己的死亡。其实在发现癌症前几年，他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葬礼了。
去世前几周，在比利时旅游时，威尔提出了很有个人风格的现实性的话题。
“我死的那天开个派对吧！”
妻子反对这个荒唐的主意。因为她察觉到这意味着威尔想选择安乐死。
“我原来是护士，在工作场所经常目睹死亡。而威尔生活在一个正好相反的世界里，因此与他谈论到生死观时，我非常震惊。”
2012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两人第一次与家庭医生商量。那名女医生当时35岁，过去从未有过给患者施行安乐死的经验。“我接受这个任务。”她爽快地答应满足他的希望。
年轻的医生或许把这件事当作了今后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应该经历的一次仪式”。那天之后到威尔去世，她6次上门，了解患者的病情和心理状态，并解释说明安乐死的方法。
有一天，医生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注射和服药，您希望哪种死法？”
与瑞士不同，在荷兰，患者可以选择主动安乐死（注射）或者协助自杀（服药）。这点上，威尔又给出了极具他个人风格的答案。
“医生，请给我打针。朋友在外面开派对，可别让我老是死不了……”
派对的前一天晚上，两个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安乐死意向者们的共同点》

第二天下午1点，派对开始了。亲属14人，朋友12人。仿佛将要开始的是威尔的生日派对，现场笼罩着和睦的气氛。所有人都拿着香槟，这场派对的“主人翁”威尔致祝酒词。
举起酒杯的威尔，最后一次向妻子抱怨：
“这种形状的杯子，让我怎么喝呀？”
受喉咙疾病折磨的他，若使用细长的香槟杯，必须要仰头才能将液体喝下去，这样非常难受。反正，喝光是不可能的。“他只喝了几滴。”尼禄说道。
下午3点，女医生的身影出现在举办派对的院子里。她跟客人说，“（我）感到有点紧张了。”不是作为派对参与者到来的她，立刻去往患者的寝室，进行注射的准备。
威尔卷了一支自从确诊以来，一直在戒的手卷烟“萨姆森”，这是他的最爱。点燃生前的小嗜好——香烟，轻轻将烟吸入肺中，这已让他十分满足。熄灭香烟后，他跟大家做最后的道别。
“那么，我接下来要到床上去死了。大家伙好好享受派对。谢谢！”
客人们把这致词当成玩笑一笑了之，然而这却是真的。爱犬洋森在浦科脚下呜呜低鸣，目送着威尔。被威尔留下的朋友们继续办派对。
8位亲人被召集到威尔和尼禄的寝室。威尔躺在床上，妻子站在右侧，女医生在左侧。女医生拿着准备好的注射器，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指上。室内鸦雀无声。
威尔望着她叹息道：
“那么，医生，拜托了。”
女医生注射了2支使人缓慢进入睡眠的麻醉类药物和1支让呼吸顺畅的药物。威尔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围在床周围的8个人是第一次目睹安乐死，所有人都高度紧张。
拿着停止心跳注射剂的女医生样子有点不对劲。威尔的妹妹小声叫道：
“医生？”
医生低着头，手在颤抖。大滴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下。最后一针她下不了手……握着威尔的手的尼禄，忍着泪说道：
“医生，我们不要紧的。请让他走吧。我也准备好了。”
在周围家属的催促下，医生点头说了句“明白了”，将最后一支针剂打进威尔体内。10分钟后，确认心脏停止跳动。
医生也是人。虽说安乐死是帮助人们死亡，但也是医生通过注射，有意识地终结他人的生命。患者能感受到的死亡的幸福，医生感受不到。听说女医生流泪了，我不由得放心了。
威尔死后，院子里的客人聚集到室内，默哀致敬。2012年3月27日，威尔离开了人世，享年66岁。
听完这段话，我合上写得龙飞凤舞的笔记本，将笔放在桌子上。突然，对话停止，沉默继续。
我看向旁边，尼禄在呜咽。是因为我强行引出他们从相逢到离别的回忆吧。蓝色的眼睛里，泪如泉涌。身旁的浦科搂着她的肩膀安慰她。​

图注 事后，威尔入棺，家人朋友献上了祈祷

۞ 补章Ⅰ 明明可以活着，却选择死亡的理由［瑞士］​۞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您不是马上就会面对死亡的患者，为什么您不想活下去呢？”
“因为太痛了，而且我无法预测今后会发生什么事，这让我觉得很恐怖。按照现在这种情况，不久的将来，我就会被送到护理院。我觉得那里的工作人员无法理解我的脸到底有多痛。今后，我的人生不会有改善的希望吧。只会走下坡路而已。”
桑德拉的脸部疼痛非常严重。准确地说是“三叉神经痛”。断断续续的疼痛，有时会剥夺患者的求生欲，因此它有“自杀病”的别名。
每次说话，嘴角都会痉挛。最近有人推荐她使用一般用于除皱的肉毒杆菌，做了多次止痛手术，但不仅没有效果，疼痛反而加剧了。面部疼痛已经恶化了六七年。即使活着，能做的事情也有限。
“我一天只干两件事。一是遛狗，二是淋浴。最近，放弃淋浴，只遛狗的日子比较多……”
一提到狗，她高兴地大声笑起来。但她时不时会表现出无法集中精力说话的样子。有时她闭着眼睛说话，并频繁地用一只手使劲按着下颌骨。我觉得不能让她太勉强，所以加快了采访的速度。
“明天您不害怕吗？”
“不怕。对于我来说，死亡只是身体死去了。我唯一的恐惧，应该是丈夫的未来吧。我非常担心自己死后他的生活。我跟他说过：‘找个女朋友，幸福地生活吧。不要光玩电脑，领着新女朋友在美丽的英国四处转转。’因此，我只害怕他不能幸福、健康地生活下去。”

患者在经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时，家人不应该只是祈祷患者能多活几天，而应该讨论对于患者来说，什么是幸福的道路——哪怕其中包括死亡或选择死期。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萌生了这种想法。
负责过希浦的家庭医生认为老年痴呆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即便如此，希浦仍然坚持己见。他让NVVE给他介绍安乐死诊所下属的医生，再次接受审查。这次，希浦的症状被认定为“难以忍受的痛苦”。在之后安乐死的过程中，希浦选择了最符合自己性情的死法。那就是不用医生注射，而是喝药死亡，也就是协助自杀。
汉斯说：“死的时候不想借助他人之手。非常像父亲的作风。”
​

对于像希浦这样求死的患者，该医生认为应该实现他们的愿望，为他们施行安乐死。在报道了希浦一事的《澳大利亚ABC新闻》（2015年4月10日）里，他这样讲述道：
“所谓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使想测量，也没有测量工具。它不像发烧，而是一种感情。我想帮助痛苦的人们。在没有治愈的可能性的时候，帮他们结束痛苦。”
博斯丁开始准备药物。平时大声喧闹的孙子孙女们，此时也很安静。在这13平方米大的客厅里，希浦坐在红色沙发上，大家站在他的对面，好像马上就要唱起生日歌一样。
露丝坐在最爱的祖父身旁，一边擦拭泪水，一边吐露自己的心声：
“我会感到非常寂寞。但是，如果做出这种选择的爷爷能够幸福的话，我也会幸福。我为勇敢的爷爷感到自豪。”
旁边的灰色沙发上坐着另一位孙女，据说她从天主教改信了伊斯兰教。对于她来讲，这个死是无法接受的。虽然信仰不同，但是她也同样流着泪，向祖父小声抱怨道：
“爷爷，您为什么要死？我反对这样的死法，但爷爷已经决定了，我也没有办法。虽然我不同意，但是我尊重爷爷的意思。”
希浦慢慢张开嘴，仿佛在向周围所有家人解释一般。
“听好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活法，当然也有死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请求别人怎么活。请你们理解这一点。”
医生将装有药物的杯子放在桌上。喝干了它，身体就会逐渐无力，陷入深度睡眠。这与我在瑞士所看到的不同，不会10秒就完成死亡。
所有家人都拥抱和亲吻了希浦。不忍心目睹最后时刻的两个孙子，突然打开大门，冲到了院子里。汉斯回忆说：“他们两个是天主教教徒，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一时间，室内的气氛紧张起来，过了好一阵子，还是一片静寂。希浦拿起杯子，他盯着坐在木桌上的妻子的眼睛说道：
“托斯，能不能给我唱那首歌？”
妻子握着丈夫的手，开始轻唱起来。
“When I was seventeen,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这是两人相识时候的曲子——辛纳屈的It was a very good year。听着人生中最喜欢的歌，希浦闭上眼睛，将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
“祝你旅途愉快！”
妻子用哽咽的声音向丈夫温柔地低语道。
希浦把身体倒向沙发。
“我困了。”
最后说完这句话，他再也没有醒来。
​“人生必须是美丽的。”
托斯一边回顾丈夫的死，一边说道。“在孩子们面前，母亲绝不会哭丧着脸。”一旁的汉斯插嘴道。但是，我总觉得托斯说话的口气是在勉强自己。
距丈夫离去，才2年半。从和我对话开始，她一次也没有用过“寂寞”或者“伤心”等常见的表达感情的词语。荷兰的女性，是这么坚强的吗？抑或是由于和意志坚强又顽固的希浦常年生活在一起，慢慢被感染了？
采访过后，在玄关门口，汉斯告诉我一句他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那是19世纪英国诗人威廉·欧内斯特·亨利的格言。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I am the captain of my soul.
（我是我命运的支配者，我是我灵魂的指挥官。）

医生们有报告的义务。荷兰每个地区都有审查委员会，共计5个。而比利时的“安乐死管理与评价联邦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该委员会由16人组成，其中医学博士8名，法学教授或者律师4名，致力于研究罹患不治之症的患者问题和缓和疗护的专家4名。如果验证的结果是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委员判定没有遵守程序或条件，就要通知检察院。但到目前为止被移交检察院的案例只有1例。2015年，给失去女儿的85岁女性施行安乐死的医生被怀疑行为不当。
据该委员会统计，“被上报的安乐死”的件数，从2002年的24件增长到2010年953件，每年都在稳步上升，2015年达到2 022件。到2016年为止，有14 753人接受了安乐死。
2014年2月，比利时修改法律，允许不受年龄限制，对未成年人施行安乐死。2年后的2016年9月，在我结束比利时采访的几个月后，据报道，对未成年人（年龄和性别没有公开）实施安乐死的案例真实发生了。
本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生命伦理研究所”发表的安乐死的详细统计内容（2014—2015年）显示：选择安乐死的患者的病因，癌症占绝大多数，但是整体的5%是精神疾患（下面的图表里，“安乐死管理与评价联邦委员会”2015年的数值是约3%）。我想拜访比利时的动机就在这里。
在反复采访的过程中，我逐步加深了对安乐死的理解。但是，我心中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那就是抑郁症等精神病患者们的安乐死。
比利时同日本一样，自杀成了社会问题。人口1 132万的比利时，2014年有1 896人自杀，平均1天有6人自杀未遂（公众保健研究所）。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比利时的《安乐死法》里，关于其条件有这样一句，“被肉体上或精神上的痛苦所折磨”。荷兰并没有禁止这一条的法律，但医生和安乐死相关机构对此似乎有所犹豫。当然，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比利时，也存在反对意见，不能轻易运用。​

——《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

这位是父亲皮埃尔·滨克（69）。被父亲说服，第一次接受采访的长子格雷戈尔（43）站在旁边。这座宅邸建立于19世纪后半期，颇有来头，玄关左侧有一间大型书房，褪色的书籍从左右两边一摞摞直堆到5米左右高的天棚。有皮埃尔研究生物学所用的相关书籍，还有非洲历史书籍，足有几百本。玄关的右侧，是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客厅，柜子上面还摆放着已故女儿爱迪特30岁左右时的照片。
“我在这里谈起女儿时，一定会点上蜡烛。”
说完，皮埃尔将点燃的火柴靠近了蜡烛。
……
我花了10分钟，努力传达意图。终于，他们把圆珠笔放在桌子上，注视着我。然后他们开始讲述次女爱迪特从出生到2011年11月3日于精神病院成功自杀的人生轨迹。

图注 年轻时代的爱迪特（拍摄于塞内加尔）

这是一个反复自杀未遂的年轻女孩的故事。当时不像现在，给精神病患者施行安乐死还不被认可。

——《追求完美的少女》
​

“她不是变成了那样。爱迪特天生就是这种孩子。我们很容易忽视精神上的痛苦也来自于肉体上的痛苦这一事实。她所面临的是生理学以及细胞学上的问题。我们没有理解她大脑的机能、神经细胞的机能以及酵素对激素的推动作用。”
我询问她的病名是什么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至今也不太清楚这个病名……”
此时，皮埃尔告诉我说，在比利时，直到十几年前，明显的“高强度的疲劳（burnout）”还被认为是“神经系统异常引起的抑郁症”。然而，近年来，发现其原因是“体内的组织在罢工，导致激素的功能失灵了”，他继续说道。爱迪特也属于“生理上无法控制精神压力”，也就是说，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才产生了精神疾病。他似乎想这样说。
我们在诉说精神不适的人们面前，爱用“抑郁症”这个病名。
然而，后面出场的精神科医生里布·提蓬也提到，一口断定是抑郁症，实在很危险。一般认为，抑郁症是由工作压力、失恋、破产、亲人的去世等周围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在社会上，这种病“如果得到周围的帮助和医生的支持，是有改善空间的”。像爱迪特那样的人，这种护理没有任何改善作用。
到了2005年，爱迪特逐渐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她恳求父亲带她去精神病院。她在三楼10平方米大小房间里多次企图自杀。有时，甚至打碎杯子，吞下玻璃碎片，闹出大事。据说她的手腕上有无数条割伤的痕迹。
在离家大约70公里的精神病医院的隔离房间里，爱迪特度过了6个年头。这也是法律措施，因为她“有可能危及家人的生活”。
……
​皮埃尔一周去看望爱迪特一次。女儿那段时间神情恍惚的表情，他至今难忘。
“爸爸，你看。我简直是植物人。爸爸，你是科学家的话，告诉我一个容易的死法吧！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会不择手段地去死的。”
皮埃尔不忍直视嘴角淌着口水的女儿。但是，他也不可能给出帮助自己的女儿寻死的建议。
皮埃尔称，精神病院里还有其他像她这样，想要寻死的年轻人。当时，精神病患者的安乐死不是很常见，再加上“因为是天主教医院，所以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想要安乐死的愿望”。
结束一段时间的医院生活，爱迪特有时也会回到自己家里。皮埃尔带着她出去散步，到餐厅就餐，观赏电影，尽力想让她换换心情，甚至决定在家里养30只宠物老鼠。
她很享受这些时光，偶尔“她会浮现出幸福的表情”。父亲说道。提到精神病院的话题，爱迪特小声地这样答道：
“爸爸，那里吧，尽是些脑子不正常的人。”
在自己家里的生活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不久她又被送回了抑郁的世界。

一天，皮埃尔的妻子马蒂接到医院的电话。
“爱迪特出大事了。现在能否请您立即来医院？”
两人急忙赶到急救病房，只见眼前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女儿乌黑的头发上覆盖着黏稠的血块，脸上也残留着血涌出过的痕迹。脖子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爱迪特用空洞的眼神凝望着父母。
皮埃尔对着女儿虚弱地问道：
“爱迪特，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对于父亲的问话，爱迪特含着眼泪叫道：
“为什么死不了！我这种人，明明没有活着的价值！为什么连杀死自己都做不到呢……”
爱迪特曾说，法意合作的电影《预言者》（原名Un Prophète，导演雅克·欧迪亚，2009年）是她最喜欢的电影之一。电影中，有一个主人公切断他人颈动脉的惨烈画面。爱迪特打算模仿这个场景。但是，她没有切到颈动脉，而是切到了颈腱，所以自杀以失败告终。
深吸了一口气后，皮埃尔继续说道：
“她是个任何事都追求99.9%的孩子。死不了这件事，对她来说也是一个痛苦。”
格雷戈尔没有一同前去鲜血淋漓的现场，但是，以这场惨烈事件为契机，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对妹妹的言行。
“很多年以前，爱迪特就曾就自杀愿望咨询过我。我们坐在庭院的椅子上说话时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得呢。我也希望妹妹活下去，所以拼命地劝解她不可以死，但这样说是不对的。”
“不能强行阻止死亡——当我确信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现在我也悔恨不已。”我紧盯着格雷戈尔的嘴，生怕听漏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不应该对爱迪特说不行。不应该舍弃可以死亡这个选项。现在，我非常后悔。如果，医生能够告诉她可以去死，那么她反而会选择另一条道路吧。”
自杀未遂以后，爱迪特的身体日渐衰弱。尽管如此，父亲仍然想要用非药物的东西来稳定女儿的情绪，他做出了精神病医院禁止的行为。
“给你，爱迪特。”
​“哇——爸爸，谢谢！”
皮埃尔掏出了一只藏在衬衫口袋里的老鼠，叮嘱女儿不要发出很大的声音。据说，在病房里，每次医生和护士进来时，爱迪特都巧妙将老鼠藏在屁股底下。
然而，那只不过是一时的安慰。就在爱迪特马上要迎接35岁生日的2011年11月3日下午，外出的母亲马蒂接到了一通电话。
“喂、喂……”
“……”
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马蒂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她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当天晚上8点，医院来电话了。
“您的女儿去世了。”
这次她成功地自刎而死。
“一切都结束了。她终于从漫长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我真的很伤心。虽然用词不太恰当，但是一想到女儿终于解放了，我又松了一口气。”
听到皮埃尔的话，格雷戈尔也点头，重复了相同的话。
“听说爱迪特死了的那天晚上，我也不可思议地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图注 在遗像前讲话的皮埃尔和格雷戈尔

父子俩从切肤之痛中学到了，对于像爱迪特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什么才是重要的。格雷戈尔解释了这个想法：
“我不是在劝人安乐死，但它也不应该被禁止。由本人来决定就好。就像堂吉诃德的风车（堂吉诃德错以为风车是巨人，风车成为了他为正义而战的生存意义），不能从主人公那里拿走风车。”
桌子上准备了几张画。是皮埃尔保管的爱迪特的作品。有几张是她从二十几岁开始一直作为兴趣来画的，是细致的彩色讽刺漫画。另外几张则是在精神病院住院以后的画作，有的是在黑红交织的、像血一样的油画上，滴上黄色斑点；有的是在涂黑的画纸上，按上黄色和绿色手印，等等。
对于两个时期所画的画作之间的反差，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有一张画的背面，用软弱无力的字体记录下了在精神病院不断挣扎的爱迪特鲜活的呐喊：
还要持续多久？好痛苦啊！
最好的事情：安乐死。不过，这是违法的。​

我在这里直接写上了“安乐死的条件”，但一般不把这些当作精神病患者安乐死的条件。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没有治愈的希望”的标准是什么？这很难被理解，每个人的解释也截然不同。但是，随着进一步取材，在与专家的会面中，我学到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十几岁起，多次去精神病院，但未治愈。
（2）有多次自杀未遂的经历。
（3）有血清素（一种神经递质。能对感情和精神方面产生影响）不足这一生物学上的问题。

——《遗属的幸福会到来吗？》

下午3点，库恩的母亲、哥哥和妹妹陆续来到米娅家中。虽然气氛有点紧张，但是他们或是拍家庭照，或是欢笑着说起往事，或是喝着红酒，莫如说是度过了一段热闹的时光。
没有一个人真实感受到，库恩会就这样咽气。只有最小的妹妹，眼含着泪水，提到这个现实性的话题，客厅一片寂静。
“我说，库恩，你会不会改变主意？”
妹妹担心哥哥的眼神是认真的。库恩很痛快地答道：
“不，不会的。”
过了下午5点，医生来了。她进行了最后的确认，看看库恩是否仍然希望安乐死。库恩平静地说道：“当然了，医生。”就躺在客厅里面的沙发上，大家都围在他周围。
在医生准备2支注射剂的时候，库恩拿起手机，向某人发了一条信息。然后，在往左臂注射之前，他看着米娅，叹息道：
“如果有另一个世界，我会给你留一个舒适的地方。但是，你不用急着来……”
“谢谢你，库恩。那么，另一个世界见。我爱你！”
医生首先打了一针降低意识的药，接下来又打了最后一针停止心跳的药。不到30秒钟，库恩就在米娅的怀里安详地长眠了。
之后，库恩的家人马上就离开了。明明至亲才刚刚离去，米娅感到家人的反应很冷淡。米娅是这样描述已故伴侣的家人的：
“库恩与母亲和哥哥多年来关系一直不好。家人的关系很疏远。他们怕是不理解库恩为什么而痛苦吧？”
库恩连个称得上朋友的伙伴也没有。与我采访的其他安乐死的案例相比，支撑他的人际关系网更加残缺不全。我觉得这是加速他死亡的理由。​
……
下午5点过后，塞丽娜的手机闪了闪。
“Enjoy Your Life, Selina. （要享受人生哦，塞丽娜。）”
这是库恩临死发给塞丽娜的最后一句话。
回顾当初，泪水从塞丽娜的眼睛里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即使现在，偶尔，我也会讨厌自己。因为库恩死的时候，我没能在场。那时候，我很害怕，而且胆子太小。我总觉得自己像丧家之犬……”

我落座在昏暗的客厅的椅子上，马上切入正题。此时，我注意到她的表情突然变了。刚才展露的笑容消失的瞬间，艾米这样说道：
“我，每天都想死。虽然没有人明白我的这份心情。”
对于她突然的转变，我没能隐藏住内心的动摇。可是，我首先想要问的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
她将燃着的香烟的灰，弹落在堆着20多个烟头的烟灰缸里，用两手一边按着眼角，一边开始讲述。她吃饭时候的笑容，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前，我很喜欢体育运动。田径、篮球都比别人好哦。但是，随着身体逐渐成长，我渐渐搞不懂自己是谁……12岁时，我割了手腕，马上被送到医院，从此开始了经常往精神科跑的生活。那些日子简直是地狱。”
少女时代的艾米，表现出了一般孩子所没有的诸多症状。每次去看医生，诊断出来的病名都不一样。如边缘型和分裂型两种人格障碍或者依恋障碍等。就这样，在13岁的某一天，她离家出走。她徘徊在安特卫普市内，用仅有的一点零钱，第一次喝了酒。2天后，她被警察劝回了家。
19岁前的6年里，艾米辗转于各个精神病院。有时被强制“关在单间里生活”。不仅如此，艾米皱紧了眉头说道：

图注 每天都想着要放弃人生的艾米

“告诉您我为什么不相信精神科医生吧。那个时候，负责我的精神科医生们，说是治疗，多次强奸了我！”
如果这是现实中发生在艾米身上的悲剧的话，那么应该立即控告这些破坏她人生的男人们。但是，从艾米的状态来看，也不能消除有夸张和虚构的可能性。我避免了立即作出判断，决定再继续听她诉说。
艾米每晚都被噩梦魇住似乎是事实。她说自己“害怕睡觉”。
到了半夜，她经常会做出意想不到的行动。
“对不起，那天给您发一封奇怪的邮件。最近这几周，我精神状态不太好。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红酒瓶是空的。那天，我又用刀伤了自己的身体。”

——《安乐死是遏止力吗？​》

家人们对于艾米将来要接受安乐死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
“母亲和哥哥都同意了。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我这样活下去，也只是反复自杀。能够没有痛苦地死去，我和家人也放心。”
她打算何时付诸行动，安详地进入一直梦想着的长眠呢？奇怪的是，她表情温和地爽快地答道：
“不清楚。终于可以死了，让我放下心来。不过，最近，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再多活几天。”
她最后补充的这句话，含有重要的意义。我第一次从当事者口中听说这句话。我想：“这就是遏止力吗？”
前面出现的爱迪特的哥哥格雷戈尔曾经强调过，关闭安乐死的通道，反而会加速患者的死亡。既然如此，那么打开通向安乐死的通道会如何呢？艾米的“是不是可以再多活几天”不正是答案吗？
她的脸上渐渐显露出疲惫的神情。她用双手捂脸的场面也增多了。头脑清晰，擅长记忆的她，越追思过往，越会感到头疼。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可以在床上一直躺到后天早上。”
“艾米，加油！”我最后说了一句。虽然言辞陈腐，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为她打气。艾米立刻关上了房门。​

争取“死亡权利”迎来曙光应该是在战后。首先，在黑人们的公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热情高涨的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医疗现场的人权意识也提高了，医疗进步，使人工呼吸机等延命措施变为可能。这个时期，美国早已开始提倡生前预嘱。
在这样的背景下，掀起国民争论的是1975年的卡伦事件。
住在新泽西州的21岁女性卡伦·昆兰，因在朋友家里过度摄入酒精，并服用了精神安定剂，陷入昏迷。由于脑部受伤，卡伦的意识无法恢复。虽然用人工呼吸机维持了生命活动，但是家人希望女儿死去，要求摘除呼吸器。
然而，主治医生拒绝了这一要求。此事争执到法庭。
新泽西高等法院判决“只有医生具有摘除生命维持装备的权限”，但是，次年（1976年）新泽西最高法院判定，父亲拥有这个权限（此外，“认定父亲是卡伦的监护人”，“赋予作为监护人的父亲重新选择医生的权限”；即使医生判定没有治愈的希望，“医生的结论要提交到医生所属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上”等，附加了六个条件。）
现在，在日本的医疗现场也能看到停止延长生命措施（被动安乐死）的情况，然而，在那个时代就规定个人拥有“死亡权利”是划时代的创举。
在此前后，1976年，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自然死亡法》，赋予记录着临终医疗措施的生前预嘱以法律效力。此后，其他州也相继效仿。

——「《尊严死亡法》成立之前」

现在，俄勒冈州的《尊严死亡法》被认为是美国《尊严死亡法》的范本，患者直到死亡为止的流程，如下所示。
首先，由州政府公认的医生（主治医生）进行诊断，确认为末期症状，剩余的生命在6个月以内。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还要仰仗精通终末期医疗的第三方医生的判断。此处还要考虑希望死亡的背景里是否掺杂着精神上的因素。两位医生确认完毕后，至少要空出15天，再由主治医生进行第二次诊断。接下来，患者也要通过书面文件向主治医生申请。
从书面申请到主治医生交付致死药物的处方为止，必须间隔48小时。以上就是尊严死的步骤。

据提供尊严死信息并进行支持的俄勒冈州非营利机构EOLCOR说，有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 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服下药物。如果做不到的话，需要用管子输入体内。
• 主治医生本人需要发邮件或者拿着处方单到药局申报。
• 根据保险公司的合同内容，药费和诊费不一定是免费的。
• 即使有药，患者也没有服用义务。
我觉得这一连串的流程，跟患了感冒的患者让医生开药，在自己家里服用没有什么两样。关于这一点，瑞士的普莱西柯批评说，如果不让医生承担责任，就有可能发生患者弄错使用量而无法致死的事态。​

“听说您在这家医院，长年从事外科医生的工作？”
我跟坐在旁边的威廉搭话。他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我早就退休了。我竭尽全力了。现在，发现了癌症，身体也不太好。今后会怎样，我也不清楚。”
威廉边说，边把刚填好的问诊单递给我看。上面写着“身体乏力”“食欲不振”“后背疼痛”等。随后，他开始从专业的观点讲解前列腺癌，因为太专业了，我没能完全理解。
“威廉·邓肯先生。”
实习生从接诊处探出头来呼叫威廉，把他请进了诊室。我被留在了候诊室。但紧接着，威廉跟实习生这样问道：
“那边那个人好像在对本州的《尊严死亡法》进行取材。能不能让他一起进来？”
“当然可以，邓肯医生。”
实习生答应了，所以我充满了好奇，进入诊室，旁观了整个过程。
检查完后的威廉有点不满意。因为诊断的结果是病情没有恶化，他被告知“离您能选择死亡还早着呢”，经验丰富的医生都明白，这只不过是宽慰普通患者的话。

——「“离您能选择死亡还早着呢”​」

图注 布列塔尼如今是《尊严死亡法》的象征

永别了，我亲爱的朋友和家人。因为不治之症，今天我要进行尊严死。（中略）世界是个美丽的地方。旅行是我最好的老师。朋友和家人是我最伟大的支柱。即使是我在打字的当儿，他们也围在我床边，支持我。永别了，全世界的人们。请散发正能量。把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2014年11月1日发布在Facebook上的这段留言，被世界各国争相报道。写下这段话的人是美国女性布列塔尼·梅纳德。她得了脑瘤，想要在俄勒冈州完成尊严死。临死之前，她敲动键盘，发送了留言。
享年29岁。全世界大肆报道她的死，是因为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公开了到死为止的过程，甚至还在媒体上“预告”了死亡日期。
去世一个月之前，她在YouTube上用视频传达了自己直至决心赴死之前的心情。一个小时的点击率为10万，两天高达800万。在去世一个星期前，美国电视台CBS采访了她，她这样说道：
“这不是自杀，是癌症结束了我的生命。为了从痛苦中挣脱出来，我选择了稍微提早一点死亡。”
我也记得在网上看过关于这场死亡的新闻视频。因为当时尚在采访安乐死之前，所以我只是把它当作美国的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以一种看娱乐报道的心情浏览了一下。
然而，社会上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这件事都成为讨论人类“最后时刻”的诱因。后来，也为加州议会《尊严死亡法》的制定铺垫了道路。
那个时候用倍速浏览视频的我，如今坐在布列塔尼去世几个月前生活过的家里的沙发上。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在YouTube上宣布自愿死亡」

2014年5月，两人移居到波特兰的一间公寓里。布列塔尼的病情每况愈下，有时痉挛持续发作30分钟。舌头经常被咬破出血，视野也日益变窄。布列塔尼经常对丹说：
“我不想悲惨地结束。我想被我爱的人簇拥着离去……”
在迄今为止的采访中，我了解到，在与病魔斗争的生活中，有的人忍受不了痛苦，企图自杀。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为了确认，我想询问一下丹。
“布列塔尼一次都没有想过要自杀吗？”
或许是爱妻被看作要自杀的软弱女性，让他恼火。“关于这一点，有件事我想要说清楚。”丹说着，向前探出身来。
“前天刚刚实施的《尊严死亡法》，其内容是‘为了死亡的医疗援助’。反对派指责这‘只不过是在帮助自杀’或者‘与安乐死如出一辙’。但是，自杀的人，不过是想死之人。布列塔尼是想活着，但是无法控制疾病（脑瘤）。自杀的人有的是因为抑郁症，有的是因为不幸的遭遇才选择死亡。布列塔尼不是这种人。”
丹稍微有点激动地说道。面对他，我唯有点头称是。可是，在点头的背后，我却被另一种思绪牵绊着。
——患者从医生那里领取处方单，服下致死药物死去，此事从结果来看，就是协助自杀，也就是说，与安乐死没什么两样，不是吗？
在美国《人物》杂志的独家采访（2014年4月10日发行）中，可以窥见布列塔尼本人对于自杀这个字眼表现出的厌恶感。
我的身体里没有想自杀或者想死的细胞。我想活着。如果这个病有治疗方法就好了，因为没有……
在与丹交涉面谈事宜时，他首先警告我一件事，那就是他并不站在拥护安乐死的立场上。
听了丹的解释，我领悟到，在美国被争论的尊严死，果然与我想的协助自杀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单纯的文字游戏。​

有一部叫How to Die in Oregon（《如何死在俄勒冈州》，导演彼得·理查德森，2011年）的美国纪录片。丹告诉我这部作品鲜明地刻画了人类最后的瞬间。他们在俄勒冈观赏了这部电影，深受感动。后来，痉挛发作日益严重，病情进一步恶化，预感到死期将至的布列塔尼，有一天，轻轻地对丹叹息道：
“我现在真正感受到自己得了癌症。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他们住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是2014年5月。在此之前两个月，布列塔尼被宣告剩余的生命还有半年。如果按照通知，她的命运是9月份就要离世。
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她的体重3个月内增加了25磅（约11公斤），这让她变得讨厌照镜子了。但是，“想要活下去”的她，设定了2个特殊的日子，以此为目标，努力延续生命。
“第一个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9月29日。另一个是我的生日，10月26日。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活到下一月，也就是11月1日。”
这个时期，美国电视台CBS和NBC在布列塔尼的家中进行了采访。丹坦言称，如今也对媒体心怀芥蒂，就是因为他们随意操纵信息。布列塔尼尽量延后日程，设定了前文所说的日期，怀抱着生的希望。但是，媒体却大肆宣传“布列塔尼将死期定在11月1日”。
她的死期，即进行尊严死亡的日子，只是偶然与那一天重合，如果那一天也平安地度过了，她依然会抱有活下去的意志。“非常令人气愤！”丹皱着眉头说道。
11月1日早晨，布列塔尼和3个朋友以及丹的弟弟等，一共6个人围坐在桌前，吃了一顿比平日都要晚的早餐。晚的原因是昨天夜里布列塔尼的病有一次轻微的发作。早餐结束后，她领着爱犬，与丹一起出去散了一个小时的步。然而，散步后回到家中，布列塔尼突然看着丈夫说道：
“丹，好像时候到了。”
能够平安无事地散步的布列塔尼，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为人生的最后一天呢？
“从几周前，妻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布列塔尼最焦虑的是，心脏病发作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服用药物。如果不能服药，或许布列塔尼就要借助他人之手。”
年仅29岁的她，不想痛苦地结束自己的人生，而是希望被所爱之人包围着死去。假设我得了和她一样的病，都是晚期患者的话，我能像她那样决断吗？
丹注意到，那天，妻子的左眼特别僵硬，像麻痹了似的。察觉到布列塔尼的状态比以往都要差，他问道：“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然而，她的回答，已经连不成句了。
“丹，早、早餐，郊、郊游……”
她似乎要表达“早餐后，一起去郊游吧”。​

图注 一直怀念着布列塔尼的丹与爱犬查理

​一个疑问消除了。那就是出发来美国之前，我一直烦恼的用词的问题。美国不使用安乐死或者协助自杀等词语，而是称其为尊严死。两者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这就是我的答案。要说为什么美国人忌讳使用前者，我觉得其中存在着政治性的问题。
首先，表示安乐死的“Euthanasia”一词会让人联想到纳粹。德国有过在优生学的思想下杀害20万残疾人的历史。这个事件被称为“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可能不仅是在美国，一些人对安乐死一词感到排斥，这大概是原因之一吧。
接下来是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一词。因为使用了“自杀”这个名词，会放大放弃生命的印象——大概是考虑到这一点吧。如果让市民，特别是反对派抱有这些顾虑的话，那么法制化就困难了。
在欧洲，也出现了将协助自杀这个词语改成“协助自愿死亡（Assisted Voluntary Death）”的专家和团队。
因此，丹才在使用“尊严死”一词的同时，强调妻子到最后都在“抵抗死亡”吧。当然，这些问题或许与基于宗教的生死观等观念有关，不能立即作出判断。
从这里开始，我管在美国进行的这个行为叫做“协助自杀”。不过，发言者有意识地使用“尊严死”时，就不作改动。

——「幸亏没有选择安乐死」

住在俄勒冈州的女性珍妮特·霍尔（71），十几年前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曾利用该州的《尊严死亡法》尝试协助自杀，但经过放疗科医生肯尼斯·史蒂文森（76）的劝说接受了彻底治疗，最终病情被根治，16年后依然健在。据说，这位女性对自己曾想选择协助自杀感到后悔。
在追究是否该赞成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问题时，这位女性的故事无疑会引起重要的争论。在与世界各国的人们（医生除外）的反复交谈中，我总能听到一个意见。将其精髓按照我的方式整理的话，内容如下：
“要说安乐死哪里可怕的话，那就是，哪怕只有1%存活的可能性，或许患者会幸运地战胜晚期疾病，恢复健康。选择安乐死时，最大的不安就在这里。”
是忍受痛苦，选择治愈的可能性？还是就此放弃，选择死亡？纵使法律上允许自己赴死，这两个问题也不会有答案。我想在美国见见曾处于这个两难境地的女性和那位医生，深入思考这一难题。​
……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史蒂文森这样描述尊严死的恐怖性：
“如果谁都不向珍妮特提出反对意见，她就会被适用于相当于协助自杀的《尊严死亡法》，被夺去宝贵的生命吧。”
听到这句话，我身子一僵。可能有救的生命被夺走……虽然大脑明白这个道理，但实际从医生口里听到，有一种不一样的紧张感跑遍全身。
我还发现，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协助自杀”这个词语。他断言美国的尊严死就是协助自杀。我脑海中的拼图图片完全拼上了。
……
“当时我烦恼的不是病痛，是恐惧。怀特福德医生建议我治病，我却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
55岁的珍妮特放弃“活下去的希望”，与数年前发生的事情不无关系。那个时候，她的母亲（当时88岁）患了老年痴呆，生活在养老院里。据说当时她已经忘却了与家人之间的大部分回忆。祸不单行，母亲每天照顾的有智力缺陷的詹姆斯·霍尔（珍妮特的哥哥，58岁）也在院子里上吊自杀了。
哥哥自杀，自己被宣布得了癌症，珍妮特对养老院里的母亲说道：
“对不起，我已经没有余力照顾妈妈了。”
听了这话，母亲黑着脸回复道：
“珍妮特，我可是打你小时候开始就一直照顾你的哦。”
据说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说出女儿的名字。珍妮特为自己如此任性感到羞愧。在美国社会，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孩子们一般会把他们送到养老院。珍妮特说：“因为人们认为护理太消耗体能。”据说现在她对这个想法抱怀疑态度。
“如今这个时代，年轻人是不是开始对年迈的父母或者老年人失去了敬意呢？如果他们得了老年痴呆或其他疾病，送去养老院就行了——我觉得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如果您没有遇到史蒂文森医生，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吧？”
“是的。”
对于安乐死反对派来讲，她就是象征性的存在。我试着向她询问了对前文提及的布列塔尼·梅纳德事件的态度。当然，她们两人所患的疾病大不相同，晚期症状应该也不一样，但她们都是希望自己适用于俄勒冈州《尊严死亡法》的同路人。
珍妮特面露怜悯之色，对于年轻的布列塔尼的死，她说：

图1 对珍妮特来说，史蒂文森（左）是救命恩人

“29岁就死了，这是什么事呀！或许还可以多活一阵子呢。那个时候，她如果不是跟华尔什医生，而是跟史蒂文森医生商量的话，我觉得她还会有其他路可走。”
为什么她张口就能说出布列塔尼的主治医生的名字呢？前面提到，她的肛门癌曾被诊断成“痔疮”，当时，误诊的医生就是华尔什。
关于误诊，在这里不是那么重要。比起这些，遇到的医生不同，竟能决定最后是允许死亡还是禁止死亡，这个事实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图2 病好后，珍妮特亲眼看到了儿子穿警服的样子

离开珍妮特家之前，我给医生和患者两人拍照。当时，我记得她小声说道：
“史蒂文森医生，真是太感谢了。如果没有您，我现在……Great to be alive！（活着真是太好了！）”
此话听起来稍微有点像编出来的台词。但是，这个姑且不论，我觉得这一定是一度放弃将死期提前、现在也还继续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说的至高无上的一句话。

图1 桑佩德罗（右）在雷蒙娜（左）的帮助下离世

加利西亚地区的人一般来说保守、勤勉居多，但桑佩德罗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男人。年轻时代的桑佩德罗是一名水手，周游过世界。他头脑聪明、身体健硕，受到了很多女性的青睐。1968年夏天，25岁的他从当地的海岸上跳水时，伤到颈椎。虽然保住一条性命，但是在那之后，桑佩德罗的后半生都在床上“被活着”。
虽然四肢瘫痪，但是在家人的细心照料下，他健康状态良好，得以生存下来。尽管如此，桑佩德罗长年要求安乐死，不只是国内，他还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因为在西班牙不能安乐死。
他一直被“不能死的痛苦”折磨着。桑佩德罗在病床上，用嘴叼着笔写文章。诉说了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悲惨心情。1996年，这部题为《地狱来信》的作品出版，引起热议。
1998年，在恋人的帮助下，他成功地完成了安乐死。他用吸管吸干了一杯装有氰化钾的液体，慢慢地睡去了。帮助他自杀的女性就是雷蒙娜。作为西班牙第一个安乐死事件的嫌疑人，雷蒙娜引起了社会轰动。
这个事件被拍成传记电影《深海长眠》（2004年，导演亚历杭德罗·阿曼纳巴尔）。当时，35岁左右的演员哈维尔·巴登化着特效妆，完美诠释了卧床不起的桑佩德罗的角色，受到了瞩目。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前文提到的《地狱来信》也是电影的材料之一，因此主人公和其家人的设定基本接近现实。另一方面，其他的登场人物有一部分是虚构。原因在于，电影制作时，警察还不能确定嫌疑人，而且制作方也考虑到对实际存在的人物来说，身份被暴露也不太好。

图2 独自一人支撑着3个孩子的生活（雷蒙娜）

——「成为《深海长眠》原型的男子」

一边是捏着他瘫痪的手，跟他聊天的雷蒙娜；一边是佯装不知，又突然晃动肩膀吓唬她的桑佩德罗。两人有时喝着白兰地或红酒，有时没日没夜地吸云斯顿香烟，调侃“多吸点就能死了”，就这样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但是，桑佩德罗的家人对雷蒙娜敬而远之。
在谈论这个事件时，就不能避开已婚的电视台女记者拉乌拉·帕尔梅思（电影里是律师角色）的存在。她住进桑佩德罗家，进行详细的贴身采访，还帮助他出版自传。拉乌拉本身也被全身神经不起作用的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病（ALS）所折磨。她也对境遇与自己相同的桑佩德罗产生了好感。而对后来每天来访的雷蒙娜，这名电视台记者逐渐起了嫉妒心。
“电视台记者把我当成了坏人。她是精英，又有钱，像我这样的穷人没有出头的份儿。那个女人都结婚了，还喜欢上了雷蒙。不过，雷蒙的恋人是我哦。电影里，竟然有雷蒙和她亲吻的场面，真是吓了我一跳！”
那么，在让他“活下去”上感到了生存意义的雷蒙娜，为什么改变态度，决定“帮助他死”的呢？
“我逐渐认为帮助像雷蒙那样想死却死不了的重度残疾患者没有错。人流合法化以后，应该有很多女性受到恩惠。我觉得使用不使用法律，自己决定就好，可是，不存在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呀。”
所以，雷蒙娜听从了自己的心声，想要帮助他去死。为了完成安乐死，雷蒙娜把他和家人分开。桑佩德罗在完成协助自杀前的两个月，与雷蒙娜一起住在邻村博伊罗。雷蒙娜的亲人频繁露面，桑佩德罗去世前一周的最后一个生日，大家举杯庆贺。
1998年1月12日下午7点时分。桑佩德罗在枕边小声说道：
“奥西尼亚（雷蒙娜的另一个昵称），今晚，我就想离开。”
为29年零4个月的病榻生活划上休止符的时候到了。雷蒙娜在桑佩德罗精心打造出来的可以称之为《完全安乐死指南》的指导下，按照剧本开始“作案”。首先她戴好手套。然后，将通过某位朋友拿到手的氰化钾溶入杯子里。接下来，在床前设置一个8毫米的录像机，躲起来不发出声音。她跟接下来要对着录像机讲话的桑佩德罗，一句话也不能说。他长眠以后，绝对不能马上亲吻他。这个条件必须绝对遵守。
“法官、政治家、宗教家先生们，对于你们来说，尊严意味着什么呢？不管你们怎么认为，对于我来说，这都不是有尊严的生存方式。今天，我至少想要有尊严地死去。（中略）头脑，也就是说意识，是我的东西。诚如你们所看到的，我的旁边有一杯放入氰化钾的水。喝下它，重要的身体机能会停止，我会死去。活着是权利，而不是像我这样是义务。作为义务我活了29年4个月零几天，即使将这些都放在天平上衡量，也找不到幸福这两个字。”
在录制中的镜头面前，诉说完多年来的苦恼后，他将嘴唇凑上了床边杯子的吸管。然后，将透明的液体一饮而尽。几秒后，他的身体开始起反应了。​

“有时候我的车子被石头砸坏，家里的电源被切断，我和他的家人已经20年没来往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就是杀人犯。”
我不知道此话是真是假。大概是家人有家人的爱，雷蒙娜有雷蒙娜的爱吧。她继续说道：
“我觉得如果真的爱一个人，那么实现那个人的幸福，就是最好的爱。尽管我想通这些花了点时间。虽然那个（临终的）瞬间很难过，但是，对于实现了爱人愿望的行为，我没有后悔之意。”
“反对安乐死的家人，因为您的处理方式，失去了所爱的亲人。这将成为家人的伤痛，被永远留存下来吧。”
雷蒙娜轻描淡写地答道：
“那个，不就是家人的自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