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 第三章 精神病患者可以安乐死的国家〔比利时〕۞
比利时允许安乐死是在15年前的2002年5月。当时自由党势力在政权内抬头，迎来了容易反映民声的时代。
荷兰是由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赢得了法律，而比利时的特点是，不修改刑法，直接将邻国的法律修改为适用于本国国情的法律。通过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将不被追究杀人罪这样的“解释”，允许了安乐死。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比利时，安乐死被算作“自然死亡”，而且，接受安乐死不在健康保险的适用范围内。
该国只承认使用注射的主动安乐死合法，协助自杀被排除在外。究其原因，有的专家说“在天主教国家，人们相信自杀比杀人罪更严重”。但我在当地采访时并没有发现支持这一论点的确凿证据。
然而，即使法律不承认，事后检查安乐死运用方面事宜的“安乐死管理与评价联邦委员会”以协助自杀满足法律条件为由，默认了一些案例不违法。
接受安乐死前的流程，比利时几乎与荷兰一样（参见盛永审一郎主编的《安乐死法：比荷卢三国的比较和资料》）。
患者希望安乐死时，首先由主治医生（比利时也有家庭医生制度，但不如荷兰渗透得深。有时也由医院的专业医生或缓和疗护医生负责）在诊断和多次面谈后确认患者是否符合条件——是不是患有不治之症，并且伴有无法忍受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再委托一位与患者和医生都没有关系的精通此病的医生，来判断第一位医生的结论是否合理。这位医生也会查看病历、诊断患者。
如果患者死期未近（没有末期症状），那么就必须要由精神科医生以及精通此病的病理学专家来判断。
——《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
这位是父亲皮埃尔·滨克（69）。被父亲说服，第一次接受采访的长子格雷戈尔（43）站在旁边。这座宅邸建立于19世纪后半期，颇有来头，玄关左侧有一间大型书房，褪色的书籍从左右两边一摞摞直堆到5米左右高的天棚。有皮埃尔研究生物学所用的相关书籍，还有非洲历史书籍，足有几百本。玄关的右侧，是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客厅，柜子上面还摆放着已故女儿爱迪特30岁左右时的照片。
“我在这里谈起女儿时，一定会点上蜡烛。”
说完，皮埃尔将点燃的火柴靠近了蜡烛。
……
我花了10分钟，努力传达意图。终于，他们把圆珠笔放在桌子上，注视着我。然后他们开始讲述次女爱迪特从出生到2011年11月3日于精神病院成功自杀的人生轨迹。
图注 年轻时代的爱迪特（拍摄于塞内加尔）
这是一个反复自杀未遂的年轻女孩的故事。当时不像现在，给精神病患者施行安乐死还不被认可。
——《追求完美的少女》
“她不是变成了那样。爱迪特天生就是这种孩子。我们很容易忽视精神上的痛苦也来自于肉体上的痛苦这一事实。她所面临的是生理学以及细胞学上的问题。我们没有理解她大脑的机能、神经细胞的机能以及酵素对激素的推动作用。”
我询问她的病名是什么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至今也不太清楚这个病名……”
此时，皮埃尔告诉我说，在比利时，直到十几年前，明显的“高强度的疲劳（burnout）”还被认为是“神经系统异常引起的抑郁症”。然而，近年来，发现其原因是“体内的组织在罢工，导致激素的功能失灵了”，他继续说道。爱迪特也属于“生理上无法控制精神压力”，也就是说，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才产生了精神疾病。他似乎想这样说。
我们在诉说精神不适的人们面前，爱用“抑郁症”这个病名。
然而，后面出场的精神科医生里布·提蓬也提到，一口断定是抑郁症，实在很危险。一般认为，抑郁症是由工作压力、失恋、破产、亲人的去世等周围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在社会上，这种病“如果得到周围的帮助和医生的支持，是有改善空间的”。像爱迪特那样的人，这种护理没有任何改善作用。
到了2005年，爱迪特逐渐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她恳求父亲带她去精神病院。她在三楼10平方米大小房间里多次企图自杀。有时，甚至打碎杯子，吞下玻璃碎片，闹出大事。据说她的手腕上有无数条割伤的痕迹。
在离家大约70公里的精神病医院的隔离房间里，爱迪特度过了6个年头。这也是法律措施，因为她“有可能危及家人的生活”。
……
皮埃尔一周去看望爱迪特一次。女儿那段时间神情恍惚的表情，他至今难忘。
“爸爸，你看。我简直是植物人。爸爸，你是科学家的话，告诉我一个容易的死法吧！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会不择手段地去死的。”
皮埃尔不忍直视嘴角淌着口水的女儿。但是，他也不可能给出帮助自己的女儿寻死的建议。
皮埃尔称，精神病院里还有其他像她这样，想要寻死的年轻人。当时，精神病患者的安乐死不是很常见，再加上“因为是天主教医院，所以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想要安乐死的愿望”。
结束一段时间的医院生活，爱迪特有时也会回到自己家里。皮埃尔带着她出去散步，到餐厅就餐，观赏电影，尽力想让她换换心情，甚至决定在家里养30只宠物老鼠。
她很享受这些时光，偶尔“她会浮现出幸福的表情”。父亲说道。提到精神病院的话题，爱迪特小声地这样答道：
“爸爸，那里吧，尽是些脑子不正常的人。”
在自己家里的生活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不久她又被送回了抑郁的世界。
一天，皮埃尔的妻子马蒂接到医院的电话。
“爱迪特出大事了。现在能否请您立即来医院？”
两人急忙赶到急救病房，只见眼前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女儿乌黑的头发上覆盖着黏稠的血块，脸上也残留着血涌出过的痕迹。脖子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爱迪特用空洞的眼神凝望着父母。
皮埃尔对着女儿虚弱地问道：
“爱迪特，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对于父亲的问话，爱迪特含着眼泪叫道：
“为什么死不了！我这种人，明明没有活着的价值！为什么连杀死自己都做不到呢……”
爱迪特曾说，法意合作的电影《预言者》（原名Un Prophète，导演雅克·欧迪亚，2009年）是她最喜欢的电影之一。电影中，有一个主人公切断他人颈动脉的惨烈画面。爱迪特打算模仿这个场景。但是，她没有切到颈动脉，而是切到了颈腱，所以自杀以失败告终。
深吸了一口气后，皮埃尔继续说道：
“她是个任何事都追求99.9%的孩子。死不了这件事，对她来说也是一个痛苦。”
格雷戈尔没有一同前去鲜血淋漓的现场，但是，以这场惨烈事件为契机，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对妹妹的言行。
“很多年以前，爱迪特就曾就自杀愿望咨询过我。我们坐在庭院的椅子上说话时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得呢。我也希望妹妹活下去，所以拼命地劝解她不可以死，但这样说是不对的。”
“不能强行阻止死亡——当我确信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现在我也悔恨不已。”我紧盯着格雷戈尔的嘴，生怕听漏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不应该对爱迪特说不行。不应该舍弃可以死亡这个选项。现在，我非常后悔。如果，医生能够告诉她可以去死，那么她反而会选择另一条道路吧。”
自杀未遂以后，爱迪特的身体日渐衰弱。尽管如此，父亲仍然想要用非药物的东西来稳定女儿的情绪，他做出了精神病医院禁止的行为。
“给你，爱迪特。”
“哇——爸爸，谢谢！”
皮埃尔掏出了一只藏在衬衫口袋里的老鼠，叮嘱女儿不要发出很大的声音。据说，在病房里，每次医生和护士进来时，爱迪特都巧妙将老鼠藏在屁股底下。
然而，那只不过是一时的安慰。就在爱迪特马上要迎接35岁生日的2011年11月3日下午，外出的母亲马蒂接到了一通电话。
“喂、喂……”
“……”
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马蒂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她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当天晚上8点，医院来电话了。
“您的女儿去世了。”
这次她成功地自刎而死。
“一切都结束了。她终于从漫长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我真的很伤心。虽然用词不太恰当，但是一想到女儿终于解放了，我又松了一口气。”
听到皮埃尔的话，格雷戈尔也点头，重复了相同的话。
“听说爱迪特死了的那天晚上，我也不可思议地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图注 在遗像前讲话的皮埃尔和格雷戈尔
父子俩从切肤之痛中学到了，对于像爱迪特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什么才是重要的。格雷戈尔解释了这个想法：
“我不是在劝人安乐死，但它也不应该被禁止。由本人来决定就好。就像堂吉诃德的风车（堂吉诃德错以为风车是巨人，风车成为了他为正义而战的生存意义），不能从主人公那里拿走风车。”
桌子上准备了几张画。是皮埃尔保管的爱迪特的作品。有几张是她从二十几岁开始一直作为兴趣来画的，是细致的彩色讽刺漫画。另外几张则是在精神病院住院以后的画作，有的是在黑红交织的、像血一样的油画上，滴上黄色斑点；有的是在涂黑的画纸上，按上黄色和绿色手印，等等。
对于两个时期所画的画作之间的反差，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有一张画的背面，用软弱无力的字体记录下了在精神病院不断挣扎的爱迪特鲜活的呐喊：
还要持续多久？好痛苦啊！
最好的事情：安乐死。不过，这是违法的。
我在这里直接写上了“安乐死的条件”，但一般不把这些当作精神病患者安乐死的条件。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没有治愈的希望”的标准是什么？这很难被理解，每个人的解释也截然不同。但是，随着进一步取材，在与专家的会面中，我学到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十几岁起，多次去精神病院，但未治愈。
（2）有多次自杀未遂的经历。
（3）有血清素（一种神经递质。能对感情和精神方面产生影响）不足这一生物学上的问题。
——《遗属的幸福会到来吗？》
下午3点，库恩的母亲、哥哥和妹妹陆续来到米娅家中。虽然气氛有点紧张，但是他们或是拍家庭照，或是欢笑着说起往事，或是喝着红酒，莫如说是度过了一段热闹的时光。
没有一个人真实感受到，库恩会就这样咽气。只有最小的妹妹，眼含着泪水，提到这个现实性的话题，客厅一片寂静。
“我说，库恩，你会不会改变主意？”
妹妹担心哥哥的眼神是认真的。库恩很痛快地答道：
“不，不会的。”
过了下午5点，医生来了。她进行了最后的确认，看看库恩是否仍然希望安乐死。库恩平静地说道：“当然了，医生。”就躺在客厅里面的沙发上，大家都围在他周围。
在医生准备2支注射剂的时候，库恩拿起手机，向某人发了一条信息。然后，在往左臂注射之前，他看着米娅，叹息道：
“如果有另一个世界，我会给你留一个舒适的地方。但是，你不用急着来……”
“谢谢你，库恩。那么，另一个世界见。我爱你！”
医生首先打了一针降低意识的药，接下来又打了最后一针停止心跳的药。不到30秒钟，库恩就在米娅的怀里安详地长眠了。
之后，库恩的家人马上就离开了。明明至亲才刚刚离去，米娅感到家人的反应很冷淡。米娅是这样描述已故伴侣的家人的：
“库恩与母亲和哥哥多年来关系一直不好。家人的关系很疏远。他们怕是不理解库恩为什么而痛苦吧？”
库恩连个称得上朋友的伙伴也没有。与我采访的其他安乐死的案例相比，支撑他的人际关系网更加残缺不全。我觉得这是加速他死亡的理由。
……
下午5点过后，塞丽娜的手机闪了闪。
“Enjoy Your Life, Selina. （要享受人生哦，塞丽娜。）”
这是库恩临死发给塞丽娜的最后一句话。
回顾当初，泪水从塞丽娜的眼睛里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即使现在，偶尔，我也会讨厌自己。因为库恩死的时候，我没能在场。那时候，我很害怕，而且胆子太小。我总觉得自己像丧家之犬……”
我落座在昏暗的客厅的椅子上，马上切入正题。此时，我注意到她的表情突然变了。刚才展露的笑容消失的瞬间，艾米这样说道：
“我，每天都想死。虽然没有人明白我的这份心情。”
对于她突然的转变，我没能隐藏住内心的动摇。可是，我首先想要问的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
她将燃着的香烟的灰，弹落在堆着20多个烟头的烟灰缸里，用两手一边按着眼角，一边开始讲述。她吃饭时候的笑容，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前，我很喜欢体育运动。田径、篮球都比别人好哦。但是，随着身体逐渐成长，我渐渐搞不懂自己是谁……12岁时，我割了手腕，马上被送到医院，从此开始了经常往精神科跑的生活。那些日子简直是地狱。”
少女时代的艾米，表现出了一般孩子所没有的诸多症状。每次去看医生，诊断出来的病名都不一样。如边缘型和分裂型两种人格障碍或者依恋障碍等。就这样，在13岁的某一天，她离家出走。她徘徊在安特卫普市内，用仅有的一点零钱，第一次喝了酒。2天后，她被警察劝回了家。
19岁前的6年里，艾米辗转于各个精神病院。有时被强制“关在单间里生活”。不仅如此，艾米皱紧了眉头说道：
图注 每天都想着要放弃人生的艾米
“告诉您我为什么不相信精神科医生吧。那个时候，负责我的精神科医生们，说是治疗，多次强奸了我！”
如果这是现实中发生在艾米身上的悲剧的话，那么应该立即控告这些破坏她人生的男人们。但是，从艾米的状态来看，也不能消除有夸张和虚构的可能性。我避免了立即作出判断，决定再继续听她诉说。
艾米每晚都被噩梦魇住似乎是事实。她说自己“害怕睡觉”。
到了半夜，她经常会做出意想不到的行动。
“对不起，那天给您发一封奇怪的邮件。最近这几周，我精神状态不太好。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红酒瓶是空的。那天，我又用刀伤了自己的身体。”
——《安乐死是遏止力吗？》
家人们对于艾米将来要接受安乐死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
“母亲和哥哥都同意了。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我这样活下去，也只是反复自杀。能够没有痛苦地死去，我和家人也放心。”
她打算何时付诸行动，安详地进入一直梦想着的长眠呢？奇怪的是，她表情温和地爽快地答道：
“不清楚。终于可以死了，让我放下心来。不过，最近，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再多活几天。”
她最后补充的这句话，含有重要的意义。我第一次从当事者口中听说这句话。我想：“这就是遏止力吗？”
前面出现的爱迪特的哥哥格雷戈尔曾经强调过，关闭安乐死的通道，反而会加速患者的死亡。既然如此，那么打开通向安乐死的通道会如何呢？艾米的“是不是可以再多活几天”不正是答案吗？
她的脸上渐渐显露出疲惫的神情。她用双手捂脸的场面也增多了。头脑清晰，擅长记忆的她，越追思过往，越会感到头疼。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可以在床上一直躺到后天早上。”
“艾米，加油！”我最后说了一句。虽然言辞陈腐，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为她打气。艾米立刻关上了房门。
医生们有报告的义务。荷兰每个地区都有审查委员会，共计5个。而比利时的“安乐死管理与评价联邦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该委员会由16人组成，其中医学博士8名，法学教授或者律师4名，致力于研究罹患不治之症的患者问题和缓和疗护的专家4名。如果验证的结果是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委员判定没有遵守程序或条件，就要通知检察院。但到目前为止被移交检察院的案例只有1例。2015年，给失去女儿的85岁女性施行安乐死的医生被怀疑行为不当。
据该委员会统计，“被上报的安乐死”的件数，从2002年的24件增长到2010年953件，每年都在稳步上升，2015年达到2 022件。到2016年为止，有14 753人接受了安乐死。
2014年2月，比利时修改法律，允许不受年龄限制，对未成年人施行安乐死。2年后的2016年9月，在我结束比利时采访的几个月后，据报道，对未成年人（年龄和性别没有公开）实施安乐死的案例真实发生了。
本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生命伦理研究所”发表的安乐死的详细统计内容（2014—2015年）显示：选择安乐死的患者的病因，癌症占绝大多数，但是整体的5%是精神疾患（下面的图表里，“安乐死管理与评价联邦委员会”2015年的数值是约3%）。我想拜访比利时的动机就在这里。
在反复采访的过程中，我逐步加深了对安乐死的理解。但是，我心中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那就是抑郁症等精神病患者们的安乐死。
比利时同日本一样，自杀成了社会问题。人口1 132万的比利时，2014年有1 896人自杀，平均1天有6人自杀未遂（公众保健研究所）。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比利时的《安乐死法》里，关于其条件有这样一句，“被肉体上或精神上的痛苦所折磨”。荷兰并没有禁止这一条的法律，但医生和安乐死相关机构对此似乎有所犹豫。当然，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比利时，也存在反对意见，不能轻易运用。
——《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