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 第四章 选择“生”的女人与选择“死”的女人〔美国〕۞
到此为止，经历了半年多的安乐死采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对“安乐死”这个词的定义。在欧洲，很多医生在描述安乐死时，采用“有尊严的死亡”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安乐死等于尊严死，它们被当做同义词来看待。
另一方面，在美国，有“安乐死和协助自杀违法”，但“尊严死合法”的不成文规定。美国的医务人员称“Euthanasia（安乐死）”、“Assisted Suicide（协助自杀）”这些词语，带有医生操纵患者死期的印象，因此不愿意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使用“Death with Dignity（尊严死）”。
实际情况接下来会揭晓。我知道会引起读者的混乱，但是本章会按照美国的习惯，使用“尊严死”这个词。
美国的一部分州实行的《尊严死亡法》，是让协助自杀变为可能的法律。尊严死在俄勒冈、华盛顿、佛蒙特、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等五州，以及美国首都华盛顿D. C. 被认可后，在其他州的合法化趋势也在扩大。
此处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终末期医疗的历史（参见系列生命伦理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安乐死·尊严死》、保阪正康《安乐死与尊严死》）。
在这个国家，把争取“死亡权利”看作人权运动来开展行动，其历史比欧洲还要久。早在1938年，美国就成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1974年改为“死亡权利协会”）。赋予深受疑难病症之苦的患者以“死亡权利”，即倡议主动安乐死的运动，不仅受到医生的赞同，连圣职者和法律专家也表示支持。实际上，该协会虽然在以纽约州为首的多个州议会上，以制定安乐死法为目标开展工作，但由于延命治疗等医疗技术不完备，再加上政治上的反对，还没有深入讨论，就受挫了。
——「《尊严死亡法》成立之前」
现在，俄勒冈州的《尊严死亡法》被认为是美国《尊严死亡法》的范本，患者直到死亡为止的流程，如下所示。
首先，由州政府公认的医生（主治医生）进行诊断，确认为末期症状，剩余的生命在6个月以内。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还要仰仗精通终末期医疗的第三方医生的判断。此处还要考虑希望死亡的背景里是否掺杂着精神上的因素。两位医生确认完毕后，至少要空出15天，再由主治医生进行第二次诊断。接下来，患者也要通过书面文件向主治医生申请。
从书面申请到主治医生交付致死药物的处方为止，必须间隔48小时。以上就是尊严死的步骤。
据提供尊严死信息并进行支持的俄勒冈州非营利机构EOLCOR说，有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 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服下药物。如果做不到的话，需要用管子输入体内。
• 主治医生本人需要发邮件或者拿着处方单到药局申报。
• 根据保险公司的合同内容，药费和诊费不一定是免费的。
• 即使有药，患者也没有服用义务。
我觉得这一连串的流程，跟患了感冒的患者让医生开药，在自己家里服用没有什么两样。关于这一点，瑞士的普莱西柯批评说，如果不让医生承担责任，就有可能发生患者弄错使用量而无法致死的事态。
“听说您在这家医院，长年从事外科医生的工作？”
我跟坐在旁边的威廉搭话。他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我早就退休了。我竭尽全力了。现在，发现了癌症，身体也不太好。今后会怎样，我也不清楚。”
威廉边说，边把刚填好的问诊单递给我看。上面写着“身体乏力”“食欲不振”“后背疼痛”等。随后，他开始从专业的观点讲解前列腺癌，因为太专业了，我没能完全理解。
“威廉·邓肯先生。”
实习生从接诊处探出头来呼叫威廉，把他请进了诊室。我被留在了候诊室。但紧接着，威廉跟实习生这样问道：
“那边那个人好像在对本州的《尊严死亡法》进行取材。能不能让他一起进来？”
“当然可以，邓肯医生。”
实习生答应了，所以我充满了好奇，进入诊室，旁观了整个过程。
检查完后的威廉有点不满意。因为诊断的结果是病情没有恶化，他被告知“离您能选择死亡还早着呢”，经验丰富的医生都明白，这只不过是宽慰普通患者的话。
——「“离您能选择死亡还早着呢”」
图注 布列塔尼如今是《尊严死亡法》的象征
永别了，我亲爱的朋友和家人。因为不治之症，今天我要进行尊严死。（中略）世界是个美丽的地方。旅行是我最好的老师。朋友和家人是我最伟大的支柱。即使是我在打字的当儿，他们也围在我床边，支持我。永别了，全世界的人们。请散发正能量。把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2014年11月1日发布在Facebook上的这段留言，被世界各国争相报道。写下这段话的人是美国女性布列塔尼·梅纳德。她得了脑瘤，想要在俄勒冈州完成尊严死。临死之前，她敲动键盘，发送了留言。
享年29岁。全世界大肆报道她的死，是因为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公开了到死为止的过程，甚至还在媒体上“预告”了死亡日期。
去世一个月之前，她在YouTube上用视频传达了自己直至决心赴死之前的心情。一个小时的点击率为10万，两天高达800万。在去世一个星期前，美国电视台CBS采访了她，她这样说道：
“这不是自杀，是癌症结束了我的生命。为了从痛苦中挣脱出来，我选择了稍微提早一点死亡。”
我也记得在网上看过关于这场死亡的新闻视频。因为当时尚在采访安乐死之前，所以我只是把它当作美国的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以一种看娱乐报道的心情浏览了一下。
然而，社会上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这件事都成为讨论人类“最后时刻”的诱因。后来，也为加州议会《尊严死亡法》的制定铺垫了道路。
那个时候用倍速浏览视频的我，如今坐在布列塔尼去世几个月前生活过的家里的沙发上。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在YouTube上宣布自愿死亡」
2014年5月，两人移居到波特兰的一间公寓里。布列塔尼的病情每况愈下，有时痉挛持续发作30分钟。舌头经常被咬破出血，视野也日益变窄。布列塔尼经常对丹说：
“我不想悲惨地结束。我想被我爱的人簇拥着离去……”
在迄今为止的采访中，我了解到，在与病魔斗争的生活中，有的人忍受不了痛苦，企图自杀。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为了确认，我想询问一下丹。
“布列塔尼一次都没有想过要自杀吗？”
或许是爱妻被看作要自杀的软弱女性，让他恼火。“关于这一点，有件事我想要说清楚。”丹说着，向前探出身来。
“前天刚刚实施的《尊严死亡法》，其内容是‘为了死亡的医疗援助’。反对派指责这‘只不过是在帮助自杀’或者‘与安乐死如出一辙’。但是，自杀的人，不过是想死之人。布列塔尼是想活着，但是无法控制疾病（脑瘤）。自杀的人有的是因为抑郁症，有的是因为不幸的遭遇才选择死亡。布列塔尼不是这种人。”
丹稍微有点激动地说道。面对他，我唯有点头称是。可是，在点头的背后，我却被另一种思绪牵绊着。
——患者从医生那里领取处方单，服下致死药物死去，此事从结果来看，就是协助自杀，也就是说，与安乐死没什么两样，不是吗？
在美国《人物》杂志的独家采访（2014年4月10日发行）中，可以窥见布列塔尼本人对于自杀这个字眼表现出的厌恶感。
我的身体里没有想自杀或者想死的细胞。我想活着。如果这个病有治疗方法就好了，因为没有……
在与丹交涉面谈事宜时，他首先警告我一件事，那就是他并不站在拥护安乐死的立场上。
听了丹的解释，我领悟到，在美国被争论的尊严死，果然与我想的协助自杀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单纯的文字游戏。
有一部叫How to Die in Oregon（《如何死在俄勒冈州》，导演彼得·理查德森，2011年）的美国纪录片。丹告诉我这部作品鲜明地刻画了人类最后的瞬间。他们在俄勒冈观赏了这部电影，深受感动。后来，痉挛发作日益严重，病情进一步恶化，预感到死期将至的布列塔尼，有一天，轻轻地对丹叹息道：
“我现在真正感受到自己得了癌症。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他们住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是2014年5月。在此之前两个月，布列塔尼被宣告剩余的生命还有半年。如果按照通知，她的命运是9月份就要离世。
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她的体重3个月内增加了25磅（约11公斤），这让她变得讨厌照镜子了。但是，“想要活下去”的她，设定了2个特殊的日子，以此为目标，努力延续生命。
“第一个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9月29日。另一个是我的生日，10月26日。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活到下一月，也就是11月1日。”
这个时期，美国电视台CBS和NBC在布列塔尼的家中进行了采访。丹坦言称，如今也对媒体心怀芥蒂，就是因为他们随意操纵信息。布列塔尼尽量延后日程，设定了前文所说的日期，怀抱着生的希望。但是，媒体却大肆宣传“布列塔尼将死期定在11月1日”。
她的死期，即进行尊严死亡的日子，只是偶然与那一天重合，如果那一天也平安地度过了，她依然会抱有活下去的意志。“非常令人气愤！”丹皱着眉头说道。
11月1日早晨，布列塔尼和3个朋友以及丹的弟弟等，一共6个人围坐在桌前，吃了一顿比平日都要晚的早餐。晚的原因是昨天夜里布列塔尼的病有一次轻微的发作。早餐结束后，她领着爱犬，与丹一起出去散了一个小时的步。然而，散步后回到家中，布列塔尼突然看着丈夫说道：
“丹，好像时候到了。”
能够平安无事地散步的布列塔尼，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为人生的最后一天呢？
“从几周前，妻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布列塔尼最焦虑的是，心脏病发作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服用药物。如果不能服药，或许布列塔尼就要借助他人之手。”
年仅29岁的她，不想痛苦地结束自己的人生，而是希望被所爱之人包围着死去。假设我得了和她一样的病，都是晚期患者的话，我能像她那样决断吗？
丹注意到，那天，妻子的左眼特别僵硬，像麻痹了似的。察觉到布列塔尼的状态比以往都要差，他问道：“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然而，她的回答，已经连不成句了。
“丹，早、早餐，郊、郊游……”
她似乎要表达“早餐后，一起去郊游吧”。
图注 一直怀念着布列塔尼的丹与爱犬查理
一个疑问消除了。那就是出发来美国之前，我一直烦恼的用词的问题。美国不使用安乐死或者协助自杀等词语，而是称其为尊严死。两者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这就是我的答案。要说为什么美国人忌讳使用前者，我觉得其中存在着政治性的问题。
首先，表示安乐死的“Euthanasia”一词会让人联想到纳粹。德国有过在优生学的思想下杀害20万残疾人的历史。这个事件被称为“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可能不仅是在美国，一些人对安乐死一词感到排斥，这大概是原因之一吧。
接下来是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一词。因为使用了“自杀”这个名词，会放大放弃生命的印象——大概是考虑到这一点吧。如果让市民，特别是反对派抱有这些顾虑的话，那么法制化就困难了。
在欧洲，也出现了将协助自杀这个词语改成“协助自愿死亡（Assisted Voluntary Death）”的专家和团队。
因此，丹才在使用“尊严死”一词的同时，强调妻子到最后都在“抵抗死亡”吧。当然，这些问题或许与基于宗教的生死观等观念有关，不能立即作出判断。
从这里开始，我管在美国进行的这个行为叫做“协助自杀”。不过，发言者有意识地使用“尊严死”时，就不作改动。
——「幸亏没有选择安乐死」
住在俄勒冈州的女性珍妮特·霍尔（71），十几年前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曾利用该州的《尊严死亡法》尝试协助自杀，但经过放疗科医生肯尼斯·史蒂文森（76）的劝说接受了彻底治疗，最终病情被根治，16年后依然健在。据说，这位女性对自己曾想选择协助自杀感到后悔。
在追究是否该赞成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问题时，这位女性的故事无疑会引起重要的争论。在与世界各国的人们（医生除外）的反复交谈中，我总能听到一个意见。将其精髓按照我的方式整理的话，内容如下：
“要说安乐死哪里可怕的话，那就是，哪怕只有1%存活的可能性，或许患者会幸运地战胜晚期疾病，恢复健康。选择安乐死时，最大的不安就在这里。”
是忍受痛苦，选择治愈的可能性？还是就此放弃，选择死亡？纵使法律上允许自己赴死，这两个问题也不会有答案。我想在美国见见曾处于这个两难境地的女性和那位医生，深入思考这一难题。
……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史蒂文森这样描述尊严死的恐怖性：
“如果谁都不向珍妮特提出反对意见，她就会被适用于相当于协助自杀的《尊严死亡法》，被夺去宝贵的生命吧。”
听到这句话，我身子一僵。可能有救的生命被夺走……虽然大脑明白这个道理，但实际从医生口里听到，有一种不一样的紧张感跑遍全身。
我还发现，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协助自杀”这个词语。他断言美国的尊严死就是协助自杀。我脑海中的拼图图片完全拼上了。
……
“当时我烦恼的不是病痛，是恐惧。怀特福德医生建议我治病，我却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
55岁的珍妮特放弃“活下去的希望”，与数年前发生的事情不无关系。那个时候，她的母亲（当时88岁）患了老年痴呆，生活在养老院里。据说当时她已经忘却了与家人之间的大部分回忆。祸不单行，母亲每天照顾的有智力缺陷的詹姆斯·霍尔（珍妮特的哥哥，58岁）也在院子里上吊自杀了。
哥哥自杀，自己被宣布得了癌症，珍妮特对养老院里的母亲说道：
“对不起，我已经没有余力照顾妈妈了。”
听了这话，母亲黑着脸回复道：
“珍妮特，我可是打你小时候开始就一直照顾你的哦。”
据说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说出女儿的名字。珍妮特为自己如此任性感到羞愧。在美国社会，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孩子们一般会把他们送到养老院。珍妮特说：“因为人们认为护理太消耗体能。”据说现在她对这个想法抱怀疑态度。
“如今这个时代，年轻人是不是开始对年迈的父母或者老年人失去了敬意呢？如果他们得了老年痴呆或其他疾病，送去养老院就行了——我觉得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如果您没有遇到史蒂文森医生，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吧？”
“是的。”
对于安乐死反对派来讲，她就是象征性的存在。我试着向她询问了对前文提及的布列塔尼·梅纳德事件的态度。当然，她们两人所患的疾病大不相同，晚期症状应该也不一样，但她们都是希望自己适用于俄勒冈州《尊严死亡法》的同路人。
珍妮特面露怜悯之色，对于年轻的布列塔尼的死，她说：
图1 对珍妮特来说，史蒂文森（左）是救命恩人
“29岁就死了，这是什么事呀！或许还可以多活一阵子呢。那个时候，她如果不是跟华尔什医生，而是跟史蒂文森医生商量的话，我觉得她还会有其他路可走。”
为什么她张口就能说出布列塔尼的主治医生的名字呢？前面提到，她的肛门癌曾被诊断成“痔疮”，当时，误诊的医生就是华尔什。
关于误诊，在这里不是那么重要。比起这些，遇到的医生不同，竟能决定最后是允许死亡还是禁止死亡，这个事实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图2 病好后，珍妮特亲眼看到了儿子穿警服的样子
离开珍妮特家之前，我给医生和患者两人拍照。当时，我记得她小声说道：
“史蒂文森医生，真是太感谢了。如果没有您，我现在……Great to be alive！（活着真是太好了！）”
此话听起来稍微有点像编出来的台词。但是，这个姑且不论，我觉得这一定是一度放弃将死期提前、现在也还继续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说的至高无上的一句话。
争取“死亡权利”迎来曙光应该是在战后。首先，在黑人们的公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热情高涨的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医疗现场的人权意识也提高了，医疗进步，使人工呼吸机等延命措施变为可能。这个时期，美国早已开始提倡生前预嘱。
在这样的背景下，掀起国民争论的是1975年的卡伦事件。
住在新泽西州的21岁女性卡伦·昆兰，因在朋友家里过度摄入酒精，并服用了精神安定剂，陷入昏迷。由于脑部受伤，卡伦的意识无法恢复。虽然用人工呼吸机维持了生命活动，但是家人希望女儿死去，要求摘除呼吸器。
然而，主治医生拒绝了这一要求。此事争执到法庭。
新泽西高等法院判决“只有医生具有摘除生命维持装备的权限”，但是，次年（1976年）新泽西最高法院判定，父亲拥有这个权限（此外，“认定父亲是卡伦的监护人”，“赋予作为监护人的父亲重新选择医生的权限”；即使医生判定没有治愈的希望，“医生的结论要提交到医生所属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上”等，附加了六个条件。）
现在，在日本的医疗现场也能看到停止延长生命措施（被动安乐死）的情况，然而，在那个时代就规定个人拥有“死亡权利”是划时代的创举。
在此前后，1976年，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自然死亡法》，赋予记录着临终医疗措施的生前预嘱以法律效力。此后，其他州也相继效仿。
——「《尊严死亡法》成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