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 第四章 选择“生”的女人与选择“死”的女人〔美国〕۞
到此为止，经历了半年多的安乐死采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对“安乐死”这个词的定义。在欧洲，很多医生在描述安乐死时，采用“有尊严的死亡”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安乐死等于尊严死，它们被当做同义词来看待。
另一方面，在美国，有“安乐死和协助自杀违法”，但“尊严死合法”的不成文规定。美国的医务人员称“Euthanasia（安乐死）”、“Assisted Suicide（协助自杀）”这些词语，带有医生操纵患者死期的印象，因此不愿意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使用“Death with Dignity（尊严死）”。
实际情况接下来会揭晓。我知道会引起读者的混乱，但是本章会按照美国的习惯，使用“尊严死”这个词。
美国的一部分州实行的《尊严死亡法》，是让协助自杀变为可能的法律。尊严死在俄勒冈、华盛顿、佛蒙特、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等五州，以及美国首都华盛顿D. C. 被认可后，在其他州的合法化趋势也在扩大。
此处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终末期医疗的历史（参见系列生命伦理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安乐死·尊严死》、保阪正康《安乐死与尊严死》）。
在这个国家，把争取“死亡权利”看作人权运动来开展行动，其历史比欧洲还要久。早在1938年，美国就成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1974年改为“死亡权利协会”）。赋予深受疑难病症之苦的患者以“死亡权利”，即倡议主动安乐死的运动，不仅受到医生的赞同，连圣职者和法律专家也表示支持。实际上，该协会虽然在以纽约州为首的多个州议会上，以制定安乐死法为目标开展工作，但由于延命治疗等医疗技术不完备，再加上政治上的反对，还没有深入讨论，就受挫了。
——「《尊严死亡法》成立之前」
争取“死亡权利”迎来曙光应该是在战后。首先，在黑人们的公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热情高涨的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医疗现场的人权意识也提高了，医疗进步，使人工呼吸机等延命措施变为可能。这个时期，美国早已开始提倡生前预嘱。
在这样的背景下，掀起国民争论的是1975年的卡伦事件。
住在新泽西州的21岁女性卡伦·昆兰，因在朋友家里过度摄入酒精，并服用了精神安定剂，陷入昏迷。由于脑部受伤，卡伦的意识无法恢复。虽然用人工呼吸机维持了生命活动，但是家人希望女儿死去，要求摘除呼吸器。
然而，主治医生拒绝了这一要求。此事争执到法庭。
新泽西高等法院判决“只有医生具有摘除生命维持装备的权限”，但是，次年（1976年）新泽西最高法院判定，父亲拥有这个权限（此外，“认定父亲是卡伦的监护人”，“赋予作为监护人的父亲重新选择医生的权限”；即使医生判定没有治愈的希望，“医生的结论要提交到医生所属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上”等，附加了六个条件。）
现在，在日本的医疗现场也能看到停止延长生命措施（被动安乐死）的情况，然而，在那个时代就规定个人拥有“死亡权利”是划时代的创举。
在此前后，1976年，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自然死亡法》，赋予记录着临终医疗措施的生前预嘱以法律效力。此后，其他州也相继效仿。
——「《尊严死亡法》成立之前」
据提供尊严死信息并进行支持的俄勒冈州非营利机构EOLCOR说，有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 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服下药物。如果做不到的话，需要用管子输入体内。
• 主治医生本人需要发邮件或者拿着处方单到药局申报。
• 根据保险公司的合同内容，药费和诊费不一定是免费的。
• 即使有药，患者也没有服用义务。
我觉得这一连串的流程，跟患了感冒的患者让医生开药，在自己家里服用没有什么两样。关于这一点，瑞士的普莱西柯批评说，如果不让医生承担责任，就有可能发生患者弄错使用量而无法致死的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