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 第一章 安乐死的瞬间〔瑞士〕۞
“刚才打电话时您好像很忙，是在与患者商量事情吗？”
我姑且这样发问，首先想知道她是一名什么样的女性。她神情疲惫地啜了一口热茶，回复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我在帮一位男性结束生命。”
此时，我还未能完全理解她具体的职务，对她的轻描淡写的言辞产生了怀疑。她依旧没什么表情，接着说：“我刚才在协助自杀。”
我急忙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录音笔，她继续说道：
“那是非常好的死亡方式。他是德国人，患有晚期癌症，曾是一名职业钢琴家。似乎没有结婚，他是在亲友的守护下咽气的。”
她的语气，仿佛是在医院里看着患者自然死亡一样，我一时难以理解。首先，脑海里有一个想要弄明白的事情。
“请告诉我您具体的职业是？”
“我是一名家庭医生，到患者家里，为他们诊治各种疾病。一些衰老状态的老人，没被送去看护设施，而是在自己家里接受护理，就这样在家里迎接死亡。今天也有两位晚期癌症患者，在各自的家中毫无痛苦地离开了。”
“是死在医院？还是死在家里？”这种类型的话题，近来在日本也备受争议。我似乎明白了，普莱西柯是反对让老人变成药罐子、死在医院的医生。但是，协助自杀的工作该当何论呢？
在瑞士，虽然主动安乐死违法，但是，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协助自杀是“不违法的”。瑞士刑法第114条规定，受托杀人是违法的，要处以5年以下的徒刑或者罚款。这就意味着禁止主动安乐死。但是，紧接着的第115条里存在着这样的条款：如果没有利己的动机（比如以金钱为目的），干预自杀将不被追究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可以解释为不认定它是合法的，但是“不处罚（不问责）”。
——「请告诉我您的职业」
“这一点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个年龄迎来死亡。这是我如今唯一的悲哀吧。因为之前我从未生过病。但我并不怕死哦。与这个无法忍受的痛苦相伴、慢慢死去才是最恐怖的……”
2015年9月，在西班牙南部疗养胜地马尔贝拉度假的68岁的瑞典女性约莱尔·文努突然感到背部疼痛。在当地接受B超检查后发现胆结石，成功做了摘除手术。然而，在那之后疼痛也有增无减，于是又做了CT检查，发现是胰腺癌，被告知仅能活半年。
我与文努见面，正好是在道丽思死后一个星期。她和丈夫安德鲁斯·由布林克（72）住在巴塞尔郊外一家静静伫立的高级旅馆里。她将与英国老妇人在同一个地方，由普莱西柯协助自杀，计划第二天早晨施行。从这一刻起，她所剩下的时间大约是16个小时。此时我也体会到了死亡时间被设置好的违和感。
——「剩下的人生，还有16个小时」
“明天，您真的觉得可以去死了吗？”
正因为是做好了死的准备，文努才特意赶来瑞士，我的问题有点愚蠢。但是，想要自杀的人，不也有临到头放弃的吗？
还没听完我的提问，她就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死。我为什么要忍受痛苦的煎熬活下去呢？我忍到底会有什么奖励吗？我是无神论者，可不相信神灵和死后的世界……”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坐在窗边注视着妻子的由布林克。
“知道她生病时，您是什么样的心情？”
人们常说瑞典人不论男女，漂亮的人都很多。想必他年轻时一定很帅气。他姿态优雅，显得很年轻，看不出已经72岁，说话方式也儒雅稳重。
“在候诊室里，听到她得了胰腺癌时，我以为只是开玩笑。我笑着说不可能，但她的表情没有变。我深受打击。总之，这个病就是活不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自己是医生，应该很了解这一点，但是我第一次明白，如果是亲人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您是怎么战胜这些的呢？”
“是时间呀。对，是时间。时间从痛苦中拯救了我。可是，我还想跟她长久地在一起啊……”
背对着由布林克的文努，此时，伏在床上轻声低语了一声。那声音是如此微弱而嘶哑，他一定没有听到。
“我也是……”
最后我请求为他们两个人拍张照。前面说到文努抗拒正面照，但她挣扎着坐起身，靠在丈夫的肩上，由布林克微笑着侧首注视着她。与即将逝去之人的最后一张照片（参见卷首插图），是微笑着的。“您这个笑容是……？”我一边问着没礼貌的问题，一边又后悔自己失言。
“没关系的。40年来，即使痛苦的时候，我们也是笑着挺过来的。直到最后我都想看着他的笑脸。”
耳旁传来文努的话，一瞬间，由布林克失去了笑容。这位男士是真心地爱她的吧。
约定好的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过去了。我不能剥夺两人最后的时光。我和由布林克约定在她“沉睡”后的第二天早晨，一起吃早餐。
使用照片和对话内容需要文努的签字，我告诉她我会准备誓约书，她答道：
“明天我就死了，没法签字哦。”
虽然此话不假，但我却没礼貌地哈哈一笑。一瞬间，谁也没作声。随即，她自己也微笑起来。听到了第二天将死之人的幽默，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她内心的充实。我收拾好装备，与他们道别。
“See you tomorrow.”由布林克以绅士的表情，流利地说道。
然而，文努和我再也见不到了。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Goodbye.”
“您现在是什么心情？”
“我没事。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她不是突然死去的。”
打开开关时，他握住了文努的手，两个人都流下泪来。当她感觉到喉咙有异样时，她望着由布林克喃喃地说道：“到了最后时刻了。”
“最后您跟文努说了些什么呢？”
“你就要长眠了。谢谢你让我的人生快乐。我们来生再见。我爱你……”
这次究竟是什么样的患者在等着我呢？会跟上次一样冷静地交谈吗？如果她突然哭起来怎么办？针对各种情形，应该如何应对？摆出过于同情的表情太做作，反之，态度平淡也不自然。总之，顺其自然吧。我就这样说服着自己，敲响了房门。
“正等着您呢。”
丈夫由布林克一脸平静地打开了房门。这里与道丽思所住的旅馆房型不同，是大型连锁酒店里常见的所谓的“舒适标准间”。
消瘦的文努蜷缩着卧在床上，沉重缓慢地向这边伸出了右手，悄无声息，想要握手。说着“初次见面”的脸上没有笑容。我还没怎么见过初次问候时不带微笑的欧洲人，开头就有点尴尬。
首先我不知道坐哪儿好。坐在床前的话，她就得支起上身，坐在另一张床上又太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她就必须转过身来。若是护士的话，可以轻松地将患者的身体转过来，就不必为此烦恼了吧。
“随便坐哪儿都好。我一动弹，浑身剧痛，所以只想保持这个姿势。”
听文努这么说，最终我将床前的椅子移到正对着她视线的地方，坐了下来。房间里只有两个旅行箱，仿佛他们夫妻俩是来旅游的。由布林克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文努说，她殷切希望瑞士这样的举措能够推广到世界各地。她允许我用她的真名报道。但是她拜托我，照片只能用背影。4个月时间里，她的体重从60公斤暴瘦到43公斤，所以她不想被拍到“瘦骨嶙峋、丑陋不堪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