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我​死的那天开个派对吧！〔荷兰〕۞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荷兰安乐死合法化的历程（参见三井美奈《可以安乐死的国家》、盛永审一郎《为了思考终末期医疗》）。
推动该国安乐死趋势的，是1971年发生的“波斯特马医生安乐死事件”。母亲因脑溢血病倒，女儿波斯特马医生给她注射了200毫克的吗啡，致其死亡。随后，她向警察自首。她因嘱托杀人罪被起诉，博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人们的疑问是，想让母亲没有痛苦地离去的波斯特马为什么要被问罪？这件事成为了安乐死运动的起因。
1973年，在吕伐登法院，波斯特马被判以禁闭1周，缓期1年执行的处罚。法院接受了波斯特马投用止痛剂的行为，但是使用致死量的吗啡被认为有罪。免除实刑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被世界所接受。
同年，“荷兰自愿安乐死协会”（NVVE）成立，开启了修改刑法的社会运动，即希望“在法律上允许由医生实施自愿安乐死”。
紧接着，1981年，设立了“荷兰国家安乐死委员会”和“检察厅长官委员会”。政府指出，“没有检察厅长官委员会的许可，不得起诉医学上实施的自愿安乐死案件”。可以说，这在事实上已经允许安乐死了。随后发生的阿尔克马尔事件（1982年）等也引起争议，这在后文会有详述，此后生前预嘱（生前宣布终止延命等治疗）也普及开来。
1993年，《埋葬和火葬法修正案》（规定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向自治体的验尸官报告，最终由检察厅长官委员会判断是否起诉的法律流程）在国会上通过，政令也提出了成为允许安乐死法律框架的行动指南。由此，以往的政府见解成了明文规定。
接下来，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62%赞成通过制定《经请求结束生命及协助自杀法》，即所谓的《安乐死法》。在此之前的法律，实施“主动安乐死”“协助自杀”的医生会以“嘱托杀人罪”被检举，但是按照行动指南做的话，就不会被起诉。也就是说，医生暂时被视为嫌疑人。而新的《安乐死法》明确保护医生的权益，符合条件的话，将不被起诉。医生被检举时，检方有举证义务。
条件有“患者要求安乐死属于自愿”“患者的病痛是难以忍受的且没有治愈希望的”“医生向患者提供了关于病情的信息”，以及“医生和患者共同得出没有其他解决方案的结论”等六项规定。
该法的成立，公开允许可以选择安乐死或协助自杀作为终末期医疗。顺便说一句，安乐死的费用全部由健康保险支付。
荷兰没有明确规定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患者必须处于“终末期”。病痛没有限定为“肉体上的痛苦”。为此，虽然实施的件数不多，但老年痴呆（2016年141件，地区审核委员会调查）和精神疾病（同上，60件）也被视为“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范畴。此外，适用年龄为12岁以上（12到16岁，除了患者要求，还要有监护人的同意）。

——《合法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