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关注

2013年11月9日,荷兰东部黑德兰省雷登市,在25位家人的守护下,时年79岁的希浦·彼得斯玛喝下致死药,离开了人世。关于当时的情形,妻子托斯(78)是这样描述的:
“丈夫看上去非常伤心,但也非常幸福。到现在我也相信那是一种美好的死法。”
……
从安乐死那日追溯,13年前,她的丈夫得了心梗。虽然靠医疗技术无法治愈,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此后,75岁的他患了慢性胃炎,又发现了皮肤癌,不过,这些都不是进展性疾病,与安乐死没有直接关系。将他引向死亡的,是自愿死亡前11个月发现的老年痴呆。
“我丈夫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自己人生的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决定,所以我不得不同意他的决断。”
……
老年痴呆对于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除了肉体上的痛苦以外,人类还有精神上的痛苦。在瑞士,目睹了英国老妇人的死,也让我重新思考了这一点。然而,长子汉斯难以理解此事。
“从母亲那里听说父亲希望安乐死时,我真是惊呆了。因为除了胃病以外,他的身体还算是很硬朗的。”
汉斯召集兄弟姐妹4人开了个家庭会议。妹妹连参加讨论都拒绝了,其他人则全体同意支持希浦“顽强的意志”。
“父亲决定自愿死亡的背后,与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因老年痴呆而受苦的样子有密切关系。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法律,不能安乐死。父亲不想以同样的方式死去,这个想法很强烈。”
孩子们接受父亲的安乐死,其背后原因除了父亲的顽固以外,似乎还有另一个因素,他们受到将自己养大的父亲的独特观念的影响。

图注 希浦的长子汉斯和妻子托斯。后面摆着希浦的遗像

——《老年痴呆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吗?》

患者在经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时,家人不应该只是祈祷患者能多活几天,而应该讨论对于患者来说,什么是幸福的道路——哪怕其中包括死亡或选择死期。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萌生了这种想法。
负责过希浦的家庭医生认为老年痴呆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即便如此,希浦仍然坚持己见。他让NVVE给他介绍安乐死诊所下属的医生,再次接受审查。这次,希浦的症状被认定为“难以忍受的痛苦”。在之后安乐死的过程中,希浦选择了最符合自己性情的死法。那就是不用医生注射,而是喝药死亡,也就是协助自杀。
汉斯说:“死的时候不想借助他人之手。非常像父亲的作风。”

对于像希浦这样求死的患者,该医生认为应该实现他们的愿望,为他们施行安乐死。在报道了希浦一事的《澳大利亚ABC新闻》(2015年4月10日)里,他这样讲述道:
“所谓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使想测量,也没有测量工具。它不像发烧,而是一种感情。我想帮助痛苦的人们。在没有治愈的可能性的时候,帮他们结束痛苦。”
博斯丁开始准备药物。平时大声喧闹的孙子孙女们,此时也很安静。在这13平方米大的客厅里,希浦坐在红色沙发上,大家站在他的对面,好像马上就要唱起生日歌一样。
露丝坐在最爱的祖父身旁,一边擦拭泪水,一边吐露自己的心声:
“我会感到非常寂寞。但是,如果做出这种选择的爷爷能够幸福的话,我也会幸福。我为勇敢的爷爷感到自豪。”
旁边的灰色沙发上坐着另一位孙女,据说她从天主教改信了伊斯兰教。对于她来讲,这个死是无法接受的。虽然信仰不同,但是她也同样流着泪,向祖父小声抱怨道:
“爷爷,您为什么要死?我反对这样的死法,但爷爷已经决定了,我也没有办法。虽然我不同意,但是我尊重爷爷的意思。”
希浦慢慢张开嘴,仿佛在向周围所有家人解释一般。
“听好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活法,当然也有死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请求别人怎么活。请你们理解这一点。”
医生将装有药物的杯子放在桌上。喝干了它,身体就会逐渐无力,陷入深度睡眠。这与我在瑞士所看到的不同,不会10秒就完成死亡。
所有家人都拥抱和亲吻了希浦。不忍心目睹最后时刻的两个孙子,突然打开大门,冲到了院子里。汉斯回忆说:“他们两个是天主教教徒,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一时间,室内的气氛紧张起来,过了好一阵子,还是一片静寂。希浦拿起杯子,他盯着坐在木桌上的妻子的眼睛说道:
“托斯,能不能给我唱那首歌?”
妻子握着丈夫的手,开始轻唱起来。
“When I was seventeen,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这是两人相识时候的曲子——辛纳屈的It was a very good year。听着人生中最喜欢的歌,希浦闭上眼睛,将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
“祝你旅途愉快!”
妻子用哽咽的声音向丈夫温柔地低语道。
希浦把身体倒向沙发。
“我困了。”
最后说完这句话,他再也没有醒来。
​“人生必须是美丽的。”
托斯一边回顾丈夫的死,一边说道。“在孩子们面前,母亲绝不会哭丧着脸。”一旁的汉斯插嘴道。但是,我总觉得托斯说话的口气是在勉强自己。
距丈夫离去,才2年半。从和我对话开始,她一次也没有用过“寂寞”或者“伤心”等常见的表达感情的词语。荷兰的女性,是这么坚强的吗?抑或是由于和意志坚强又顽固的希浦常年生活在一起,慢慢被感染了?
采访过后,在玄关门口,汉斯告诉我一句他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那是19世纪英国诗人威廉·欧内斯特·亨利的格言。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I am the captain of my soul.
(我是我命运的支配者,我是我灵魂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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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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