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第五章 是爱？还是自私？〔西班牙〕
——我是赞成安乐死呢？还是反对？
人们决定安乐死的背后，有多种缘由。被告知罹患几个月内死亡率几乎100%的晚期癌症；因意想不到的事故，人生急转直下的时候，等等。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尊重个人的意愿呢？
当然，放疗科医生史蒂文森的那句令人震撼的“拒绝治疗之时就是终末期”在我的心中回响。但是，我不是医生，无法判断像珍妮特那样能享受幸运的人究竟有几个。
史蒂文森所说的“家人的支持”的重要性也有必要考虑。他说很多选择安乐死的患者缺乏这种支持。此外，他还说在白人社会，比起“家人”更重视“个体”的文化渗透已久。我觉得正是如此。
——《天主教会的影响》
2015年10月，就在我开始要对安乐死进行取材的时候，在西班牙，发生了一起报纸和电视争相报道的大事件。在“la Niña Andrea（少女小安德莱）”的标题下，是站在圣地亚哥大学医院门前的少女的父母，他们每天都出现在麦克风前，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
当时12岁的安德莱·拉贡·奥尔多尼斯，幼儿期就患上了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去世前4个月，病情进一步恶化，在上述大学医院紧急住院。后来，经过后文讲述的骚动，少女戴的胃瘘被摘除，在实施了临终镇静之后，少女死去了。
而且，她的情况的特殊之处在于，和对成年人或老人采取的措施不同，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死亡。
2015年10月9日，听到安德莱去世的报道，我将信息记在心里。一年后，我再次阅读了剪报。少女的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疑问带着与当时不一样的意义，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安德莱罹患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是损坏了的蛋白质累积在神经细胞里的疾病的总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病。安德莱所患的被推测为脊髓小脑萎缩症（SCD）。
病情从走路时步履不稳、手发抖的症状开始，严重的话，身体的所有机能都会停止。关于SCD，如果说是后来在日本被拍成电影的《一公升的眼泪：与顽疾抗争的少女亚也的日记》（木藤亚也著，FA出版社）的主人公亚也所得的病的话，或许读者就会立刻明白。幼儿时期就得病的安德莱，与他人交流困难。也就是说，她不能向别人传达想要安乐死的愿望。问题的核心在于，根据父母的意向让孩子安乐死是否得当？
——《选择让12岁女儿死去的夫妇》
由父母做出将孩子引向死亡的重大决定，埃斯特拉没有一丝迷茫吗？对于这个问题，她以充满自信的表情，朗声答道：
“我的声音就是女儿的声音。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安德莱。总之，我想尽快让她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也就是说，照顾女儿12年的母亲，可以代替女儿表达临终的感情。
10月7日，开始对安德莱实施临终镇静。这是让患者陷入昏迷状态，几天后迎来自然死亡的行为，被称为“间接安乐死”。10月9日上午9点半，少女在临终镇静两天后停止了呼吸。
在终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女儿面前，母亲想起了一个画面。病情真正恶化之前，她经常领着女儿到公园，两人一起荡秋千。看护虽然很辛苦，但是留在记忆中的是安德莱幸福的表情。兑现了在女儿出生时许诺的“爱你至死不变”的誓言，母亲抱着安德莱，在心中叹息：
“我竟如此地爱你。现在，我真的这样想。谢谢你，安德莱。”
图注 母亲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女儿 Intervi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