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而活：人文主义700年的追寻》【英】莎拉·贝克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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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用一句妙语道出了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路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傲慢，但我们不应将其曲解为全宇宙都必须迎合人类的想法，更不能将其理解为人类被加冕为其他生命形态的统治者。我们可以这么解读这句话，即作为人类，我们以一种被人类塑造过的方式体验着我们的真实存在。我们知道并且关心和人类有关的事情。由于这一切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是严肃对待吧。
诚然，所有事物在此定义之下都被染上了一定的人文主义色彩。不过，其他的定义待选项则更加泛化。一如小说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一个深度关注“人类”的作家，而且他也是人文主义机构的铁杆成员——曾经这么回答人文主义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更好地赋予人文主义荣光，我们可以列一张清单，举出那些我们所享受的或者觉得有趣的事物，以及那些帮助过他人的人，还有那些被爱、被帮助的人。这张清单可能并不会太激动人心，它也没有教条式的深沉和惩罚式的庄严。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地把它朗读出来，因为人类的感恩之情和人类的希望会由此发声。
——「序言」
图注 杰里米·边沁
边沁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测试标准：假如我做了某件事，那么（在我能够分辨的范围内）它会让每个相关之人变得更快乐，还是会让他们变得更痛苦？这就是“幸福演算”（felicific calculus），或称为对幸福的计算，它是功利主义伦理体系的核心观点。当然，应用这一测试的过程永远是复杂的，因为它牵涉到很多问题，诸如由谁来做决定？这种数学计算能精确到什么程度？痛苦和幸福的构成是什么？作为一种工具，它是会出错的。但是，当其发挥作用之时，不仅有效，还符合人文主义的要求。因为，它不是把律令而是把人类放在事物的中间位置。而且，边沁并没把这种原则局限于人类之中，他还将其扩展到动物福利之上。他写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们是否有理性，或它们能否说话，而在于它们能否感受到痛苦。”
在《论非常规性事》（Of Sexual Irregularities）及一些短篇作品里，边沁把这种计算应用到了诸如同性恋（不过他没有用这个词）这种少数派性行为当中。对边沁来说，这种情形唯一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它是否伤害到了任何人？它是否引发了痛苦？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而且参与其中的人感到快乐，还没有伤害其他人（除了强加给自己的“厌恶感”）——那这种行为能有什么不妥之处？关键在于，这种行为增加了世界的幸福总量，而不是削减了它。人们有的时候把功利主义看成一件冷酷的事物，但对我来说，它是一种相当慷慨且美好的生活原则。
边沁从来不害怕走自己的路，他因为服饰和思想异乎寻常而闻名于世。（对幸福演算来说，异乎寻常是另一个很好的测试对象：在边沁的例子中，这让他感到快乐，同时又没有伤害到其他人。）根据他的遗嘱，他捐献了一部分遗体用作医学解剖，另一部分被用来制成塑像，即“个人肖像”（auto-icon），以鼓舞朋友、追随者和未来之人，让他们感到高兴——这显然也增加了幸福感。不过，我不确定他是否把坟墓中蛆虫的失望给计算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