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中国艺术：启发全球视野的当代名家25讲》
「献给我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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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历史学的视角 https://shimo.im/docs/rp3OMOnb92FbQ4km/
▷概述：中国艺术的25个面向 https://shimo.im/docs/XKq42gW8gluMxZAN/
《艺术、印刷和早期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朴锺弼
印刷业在晚明的扩张为许多创新提供了可能。众多商贾抓住出版的商机，从而带动了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宋元时期，杭州、建阳等城市逐渐成为出版业中心。但是从16世纪开始，出版业逐步发展为区域性产业，在湖州、新安、南京等其他东南部城市涌现了许多商业出版机构。在这些区域性出版业中心，出版商为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激烈竞争。较之从前，更为廉价的纸张和日渐增多的竞争有助于降低刊刻成本。即以13世纪和16世纪相比，苏州木刻的成本就降低了近90%。更低的生产成本导致市场上的书籍更加廉价，从而让中产阶级可以从公开市场上购买到书籍甚至建立起私人藏书楼。例如，建阳是明代最大的商业出版中心之一，那里已知的近1700个牌记中，约有90%是在16世纪以后出现的。因此，相比于此前少量的“善本书”仅供应给更为殷富的藏家，16世纪中叶之后则标志着所谓“大规模印刷”时期的开始。
写作者的日渐增多吸引了不同的社会群体，这维持了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阅读兴趣。对于未曾谋得一官半职而又受过教育的文士而言，写作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替代性职业，也是一种体面的谋生方式。16世纪中叶之后，文人开始公开售卖他们精心结撰且颇具创意的劳动成果。事实上，那些把写作比喻成体力劳动的说辞如“笔耕”“砚田”等，很快便流播开来。此外，女性也成为文字作品的重要消费者和生产者。到17世纪，几乎每个主要城市都有女性在积极从事写作、出版，并参与讨论他人的文学作品。女性在利用写作这一媒介方面卓有成效，而这也最终招致了保守的男性文人充满嫉妒的攻讦。据史书记载：从14到19世纪，约有3500位女性诗人出版过作品，而这大概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富有文才的女性中的一小部分。
16世纪之后出版的书籍反映出大众市场和读者群体多样的兴趣。经典著作仍然重要，但是其他领域的知识和休闲娱乐类书籍也很受欢迎。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还印刷了大量服务于娱乐休闲或社会日常生活的书籍——小说、戏剧、日用类书、历书、尺牍手册、刺绣手册、诗歌（主题涵盖从爱情到政治）以及艺术书籍——这些书籍广布于早期现代中国的社会之中。
另外一种重要的插图艺术书籍体裁是作画指南。一直以来，只有极小一部分人能够将学画当作一种休闲追求。早期现代中国的艺术家可能只会把自己的作画技艺与经验传授给家人或入室门生，但他们经常聘请专业人士来教授子女。普遍做法是使用称为“粉本”的手工复制图画书籍或者画谱学习。17世纪涌现了大量指授如何作画的书籍，这推动了画作的传播，并帮助人们找到正确的图像和母题。这些书籍以高度条理化的方式呈现单独母题和简化的记忆指南，为更广泛的公众提供了一条作画和获取作画知识的捷径。无独有偶，早期现代欧洲的社会中也出现了印刷的绘画指南。在那里，它们也被宣传为“向人们灌输良好趣味和完美设计感的最佳且最快捷的方式”。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指南都为学画者提供了公式化的规则和一系列简易的操作办法，学习者可以借助这种方式以文字和图像相结合的方式记住“要做”和“不要做”的事项。早在1579年之前，周履靖（1549—1640年）就出版了《画薮》，其中所收《淇园肖影》中的一页，就将这一体裁的优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组跨页的标题为“画竹所忌”（图3.3），其中提供了许多粗俗的画竹法，并配以文字说明，指出特定的错误。这其中包括：把竹叶画得类似于“钉头”，或近于“小”字和“个”字，或把竹节画得像一面鼓（“杖鼓”），或让两根竹枝平行生长（“对节”），或几根竹枝对称排列以至于像一面鼓下面的支架（“鼓架”）。通过这些公式，该指南以诙谐机智又充满创意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和记忆。虽然这些内容作为教学法很有成效，但是对公式化和简单化图解的过分依赖，几乎剥夺了学画者发挥个人想象力的空间。这一点被主流艺术家视为严重的缺点，下文将集中讨论。
在17世纪，这些出版项目和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许多关于“如何去做”的百科全书式书籍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这些书籍提供与作画指南相同类的教学法，而这种方法广泛适用于烹饪、医药、清洁、太极、育儿、园林、武术、服装和居家必备等众多与艺术毫无关联的领域。从这个层面上看，这些指南使作画成为了一项日常活动。
图3.3 《淇园肖影》中的“画竹所忌”，约1579年，页66b-67a。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