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标新立异的作家兼评论家李贽（1527—1602年）曾尖锐地谴责在同时代的文人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虚伪”现象，这是一个在早期现代中国的社会中，对真正的士人难以辨认时所表现出的痛苦状态。他定义了那些试图模仿高雅艺术和文学的皮相却没有完全理解实质者，都是装腔作势之徒与窃贼。李贽声称，只有真正的士人才能创造出富有创新精神、真正的艺术和文学。与之相仿，李贽的朋友——大名鼎鼎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经常被归为非正统的反叛者，或文学领域中个人化表达以及个人主义的捍卫者，而他们也强烈反对艺术中的模仿因袭。因此，“真”这一术语不仅涵盖了行为特质，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和艺术创作。一些17世纪的画家、作家和思想家以敏锐的自我意识激发了对文化皮相的反感。事实上，我们找到了为数夥颐的宣扬“真”的著作，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其他文化关键词密切相关。
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证明他或她的“真”，声称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或作家呢？“真”的概念与术语“奇”之间具有强烈的语义学和符号学关联。如果某人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或作家，而非蓄意冒充的话，那么其创作就应该在表达上展现出独特性与原创性的品质。在早期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奇”适用于一些独特而巧妙的东西，一些不为艺术消费的公众所知晓的东西，以及一些与前人所作迥然不同的东西，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它绝非人们在当时出版的书籍中能够轻而易举就找到的东西。人们通过给作家和艺术家贴上“奇”这个标签，来表达对他们极大的肯定。因此，许多评论家和艺术家贬低使用“如何作画”的书籍和画谱，指出它们对个人风格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像董其昌（1555—1636年）和赵宧光（1559—1625年）这样的文坛领袖就曾经发表评论，反对使用这些书籍，说它们只包含往昔的糟粕。与之相反，在当时艺术大家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尚“奇”的图像暗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期，许多艺术家发展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图画方式。他们即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个人主义者”的群体，其中包括陈洪绶、弘仁（1610—1664年）、髡残（1612—约1674年）、龚贤（约1619—1689年）、朱耷（1626—1705年）以及石涛（1642—1707年），他们的作品在风格和表现方面都是完全独特的。陈洪绶《黄流巨津图》（图3.4）就是一个十分贴切的例子。画作的表面颇为平整，视角既扭曲又不符合逻辑，波浪较为图案化，前岸的空间模糊，而波浪与船只尺寸的比例很是奇异，这些特点都明确地挑战了当时标准的山水画范式。

图3.4　陈洪绶（1598—1652年），《黄流巨津图》，明代。绢本设色，纵32厘米，横2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