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安乐死的日本人【日】宫下洋一
▷序章（如图）
▷凡例
· 本书写明“安乐死”时，是指“根据患者本人的自愿要求，有意识地结束或缩短生命的行为”。
· 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医生投用药物，使患者死亡的行为）、协助自杀（用医生给的致死药，患者自行结束生命的行为）等类型。荷兰与比利时主要实行的是前者，瑞士则为后者。尽管还有其他详细分类，但是根据本书的情况，在此仅就这两类安乐死进行说明。
· 第二章以小岛美奈女士的博客为依据。博客的引用尽可能地反映了原文措辞，但因编辑需要作了部分修改。此外，博客中原本使用日文假名标记的部分人名经本人同意已改为真实姓名。原文请参照《多系统萎缩症成了我的伴侣》（https://profile.ameba.jp/ameba/mugikate）。
· 本文中的职称、机构名、年龄均以采访时为准。文中省略了敬称。
【第二章 祝你好运】
吉田还说，他很担心自己到了开始感到痛苦的时刻，是否能够使用缓和照护病房。
“实际上，现在医生建议我申请缓和照护病房。虽然我也已经申请了，但好像有很多人在等待。”
我明白吉田想说的是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在意他谈到“只是个大致印象”的缓和照护。
我认为日本人不知道缓和照护不仅可以消除肉体上的痛苦，还可以消除精神上的痛苦。当然，这可能并非100%，但缓和照护作为平稳迎接临终的手段，在欧美已经是固定项目了。
希望安乐死的日本人似乎抱有这样一种印象，认为缓和照护是一边掩饰痛苦一边与病魔作斗争。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可以让人安息的方式。尽管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在此不提及。顺便说一句，在缓和照护方面技术先进的英国将为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视为缓和照护落后国。
要在这里指出吉田的知识不足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更深。他的关注点并不是“想不受痛苦地死去”，而是朝着“想在遭受痛苦之前死去”的方向。为什么他如此执着于提前死亡呢？我觉得其中是有原因的。
7月31日，在与癌症晚期患者吉田淳在家庭式餐厅见面约三周后，身在巴塞罗那的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封邮件。由于我拜托他一旦身体出现变化就请联系我，所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感谢您前些日子的会面。非常高兴能见到您。
正如上次跟您说的那样，我现在已经把医疗相关资料寄给了DIGNITAS，正在等待对方的答复。但是，说不定我可能没有时间等待他们的回复了。
从病情来看，上天留给我的时间很少，现在我已经开始做临终前的各种准备，比如与朋友见面等。
就我而言，想尽快去瑞士，但是现在必须要评估我的病情。即使我很快获得批准，也可能只是勉强赶上做决定。
我要感谢宫下先生您给了我诸多关怀、照顾及希望。如果我收到DIGNITAS的回复，或者我的病情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我会再联系您。真的非常感谢您！
我把这理解为一封“告别邮件”，留给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在三次会面中，他反复提到的恐惧最终变成了现实。他肯定是体力衰退，去瑞士也变得困难起来。他还没有和DIGNITAS预约好协助自杀的日期。即便已经预约了，也必须要再坚持几个月。
这就是安乐死的现实。瑞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接受外国人进行安乐死的国家（在荷兰如果是拥有临时居住资格的外国人也可以进行安乐死），但患者所在的国家离瑞士越远，其愿望得以实现的概率就越低。如果是在德国和法国等邻国，既可以省去为申请资料所进行的翻译工作，又完全可以仅依靠汽车进行移动。据DIGNITAS统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德法两国的总实施人数分别达到约1400人和400人，这与上述地理方面的情况有着很大关系。
亚洲各国的实施人数之所以低，不仅仅是因为欧美和亚洲的生死观存在差异。物理上的距离和时间也是不利因素。我觉得正因为如此，那些声称“想去DIGNITAS安乐死”的名人给了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日本安乐死寻求者过度的希望。安乐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花费超乎寻常的时间和精力。把剩下的宝贵时间用在那里让我有种空虚感。
对于吉田的这封邮件，我想写一个能让他提起精神的回复。
“吉田先生，您的人生有属于您的‘应有的状态’，我不应该掺和进去。但是，如果通过我能够做些让您更加安心的事，希望您不要客气尽管说出来。”
最后，我写道：“我知道您很艰难，但请加油！”
我忍不住要抛出“请加油”这句话。这也许是因为我此刻很健康，并没有意识到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