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尼古拉斯·赖什」
我们不是乐观主义者，并不给出一种人见人爱的美妙的世界图景。无论身在何处，我们仅拥立正义一方，为穷苦大众力行些许分内之事。
—— 赫伯特·麦凯布（Herbert McCabe）
▷前言
鄙人或许不是最适合去笔墨希望的作者。因为就我而言，那个谚语里的杯子不但空了一半，还无疑含有某种污臭的致命液体。一些人秉持着“明日终究死，今朝吃喝欢”的哲学，另一些人的哲学倒更投合我的兴味——“明日终究死”。我之所以无视这些令人苦恼的癖好而选择来写这个主题，理由之一就在于：借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话来说，在遭遇了“已然失落的未来”的时代，希望这一概念却被莫名其妙地忽视了。另一个回避此主题的原因，或起于这一事实：那些敢于谈及它的人，都无可幸免地衰微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巨著《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我在第三章中会有所论述——的阴影之中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编年史中，布洛赫的著作虽不见得最令人钦赞，但却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
据说，哲学家们多半已摒弃了希望。大眼一瞥图书馆的目录就能看出，他们将这一主题谦卑地让渡给了这般的书名：《半满：乐观主义、希望和信仰的四十个励志故事》（Half Full :Forty Inspiring Storiesof Optimism, Hope , and Faith），《一点信仰、希望和欢乐》（A Little Faith , Hope and Hilarity ），《希望的年月：剑桥、南太平洋殖民政府和板球运动》（TheYears of Hope : Cambridge ,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South Seas and Cricket ），更不用说鲍勃·霍普（Bob Hope）那为数众多的传记了。这一主题似乎招引了地球上每一个感伤的道德主义者和为精神摇旗呐喊的人。如此一来，对于像我这样在板球和殖民政府方面都没有背景，却关切这一观念的政治、哲学和神学意蕴的人，倒也有了反思的空间。
此书出自我于2014年受邀在弗吉尼亚大学佩奇-巴伯讲座（Page-Barbour Lectures）发表的讲演。我谨向所有在夏洛茨维尔让我感到宾至如归的人们，尤其是珍妮·盖迪斯（Jenny Geddes），表示由衷的感谢。查德·威尔蒙（Chad Wellmon）极具效率地安排了我的讲学，躬亲表明自己是一位最投缘而尽责的东道主，我当向他致以特别的谢意。
特里·伊格尔顿
消亡正是被剥夺者的命运。他们这些男人和女人是没有世系或继承的不育的造物，继而才希求一种不同的记事。他们代表了安托万·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曾说过的“那些没有后裔者们的历史……历史之中的失败史”——那些鲜为人知的对正义的奋争已然消融，在官方的编年史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记，由此抹黑了整个关于遗产、应得权利、直系继承的观念，而被压迫者们的编年史家必须设法挽救其不可思议的力量。他或她必须摧毁那以之为组成部分的命定的叙事，将其从恒常威胁着要吞噬他们、为着审判日而贮存他们的遗忘中挽救。我们现身于此，就是要制造麻烦，代表那些不再能制造麻烦的人们，亦即死者。
在本雅明看来，这样做是为了让时间短路，以与弥赛亚之降临悉切相关的历史性突发时刻来阻断时间的贫瘠进化。以这种方式，回忆录作者至少能在回忆中解除全世界受苦者们在其时代所忍受的失败的罪责，使他们担承救赎当下政治的力量。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写道：“被曲解并在晦暗中死去是痛苦的。把光投射到这晦暗中，当是历史研究的荣耀。”他意识到，历史编撰学应是失败者的编年史，而非立于恺撒视角讲述的传奇。在那些希求回忆的人之中，就有本雅明。身为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他似乎认为自身的处境远超乎当下的救赎。“我们所期望于后来者的，”他写道，“并非对我们的胜利的感激，而是对我们的失败的回忆。这是一种慰藉——给予那些已不复寄望于慰藉的人的唯一的慰藉。”
在本雅明的眼里，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确存在，但并不构成惯常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毋宁说，永存的苦难现实才有着大叙事（grand recite）的形式，而少了它那目的论式的突进。这样的苦难没有意义可言，所以对历史也没有必要。于是，本雅明以悲剧的、弥赛亚的词眼，重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根本上乐观的看法。如果他能在整体上谈及历史，那是因为他于其中记下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的紧急情状——在自杀之前不久逃离纳粹的极度危险时刻——构成了一副辩证的影像。透过作为永久紧急状态的个人危机和政治危机，这样的历史得以被超乎现实地凝缩。
即便如此，本雅明仍将历史那瞬息即逝的本性视作希望遭受讽喻的一种源泉，因为这种易逝性通由否定而指向了弥赛亚的降临。每一刻世俗时间的衰变，就其与那种重大的干预相关而言，都指引着历史的流逝。（在基督教，人们还可以说，弥赛亚已然降临——但却披带着被折磨和处决的政治犯的伪装，如此一来，其外形是如此猥亵而无从辨认，以致实际上归于无形。）在尽是残骸废墟的所谓历史中，本雅明最为珍视的是那种隐秘瞬间的结成，它就像暗黑天际突现的群星，凡俗历史中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其中试图去加快弥赛亚降临的脚步，在他们的时代中为了（祂终将允诺他们的）正义和团契而罢工，力争将时间带至完成。这样的瞬间不应被视为某种完整的宏大叙事的诸阶段；它们也不仅仅是奇异的存在，或是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关乎人类存在的毫无根据的行动（actes gratuits）。相反，它们是上帝国度降临的策略性步骤，只是不像货运列车交付货物那样将其兑现罢了。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些行动的结果，而又不以资产阶级进步主义的方式奉未来如神明。不落入人们与之对抗的工具理性而又富于策略，这样的行动方式存在吗？
话说过来，本雅明所追求的，是一种非进步主义的希望。他对历史的观点与失败主义和凯旋主义存在分歧，在某些方面又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观点极其相近。后者同样认为，创造一个可以救赎过往恐怖的未来是有必要的——这种未来，有些类似于本雅明的历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它将作为“此时此地”暴烈地侵入当下虚假的稳定性。然而，尼采却不试图去补偿死者在剥削者那里所遭受的痛苦，而是为这整个悲剧辩解。如果人们能够创造一个灿烂的未来，如超人（Übermensch）一般，过去就可以被回溯地视为这一成就的必要序言。对于尼采而言，未来将是充盈着胜利；但在本雅明看来，与弥赛亚的降临相比，所有的历史时刻都是虚空。不过，奇怪的是，每一刻都可被视为完满，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刻都能构建起救世主得以步入的窄门。如果时间的每一刻都仅仅是虚空，对弥赛亚——希望的代名词——的盼求就不能赋予其生力；而如果它满载负荷，达至极限，照着特定历史决定论的式样挤簇进所有前序时刻的负担，那么它就缺少了必须的暂时性以接迎祂的到临。时间是前后接续的，但并不因此就导致价值的匮乏。在期望与实现之间，在当下时刻的虚空与期望它被丰盈以至随时满溢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