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尼古拉斯·赖什」
我们不是乐观主义者，并不给出一种人见人爱的美妙的世界图景。无论身在何处，我们仅拥立正义一方，为穷苦大众力行些许分内之事。
—— 赫伯特·麦凯布（Herbert McCabe）
▷前言
鄙人或许不是最适合去笔墨希望的作者。因为就我而言，那个谚语里的杯子不但空了一半，还无疑含有某种污臭的致命液体。一些人秉持着“明日终究死，今朝吃喝欢”的哲学，另一些人的哲学倒更投合我的兴味——“明日终究死”。我之所以无视这些令人苦恼的癖好而选择来写这个主题，理由之一就在于：借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话来说，在遭遇了“已然失落的未来”的时代，希望这一概念却被莫名其妙地忽视了。另一个回避此主题的原因，或起于这一事实：那些敢于谈及它的人，都无可幸免地衰微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巨著《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我在第三章中会有所论述——的阴影之中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编年史中，布洛赫的著作虽不见得最令人钦赞，但却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
据说，哲学家们多半已摒弃了希望。大眼一瞥图书馆的目录就能看出，他们将这一主题谦卑地让渡给了这般的书名：《半满：乐观主义、希望和信仰的四十个励志故事》（Half Full :Forty Inspiring Storiesof Optimism, Hope , and Faith），《一点信仰、希望和欢乐》（A Little Faith , Hope and Hilarity ），《希望的年月：剑桥、南太平洋殖民政府和板球运动》（TheYears of Hope : Cambridge ,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South Seas and Cricket ），更不用说鲍勃·霍普（Bob Hope）那为数众多的传记了。这一主题似乎招引了地球上每一个感伤的道德主义者和为精神摇旗呐喊的人。如此一来，对于像我这样在板球和殖民政府方面都没有背景，却关切这一观念的政治、哲学和神学意蕴的人，倒也有了反思的空间。
此书出自我于2014年受邀在弗吉尼亚大学佩奇-巴伯讲座（Page-Barbour Lectures）发表的讲演。我谨向所有在夏洛茨维尔让我感到宾至如归的人们，尤其是珍妮·盖迪斯（Jenny Geddes），表示由衷的感谢。查德·威尔蒙（Chad Wellmon）极具效率地安排了我的讲学，躬亲表明自己是一位最投缘而尽责的东道主，我当向他致以特别的谢意。
特里·伊格尔顿
信仰、希望和仁爱，这三种所谓神学的美德，都有其堕落的衍生。信仰或沦为轻信，仁爱退为感伤，而希望可能落得自欺。的确，要发声“希望”，而不想见其破灭的前景，也非易事，因为诸如“衰微”或“弃绝”这样的形容词会自然地跳进脑海。这个概念似乎有种根深蒂固的天真，阴郁倒好似显得成熟些。希望暗示了一种战栗的、近乎恐惧的期许，无非一种鲁莽确信的鬼魅。于现代，它几乎带来了如乡愁一般的压迫，而后者却或多或少是其反面。希望是纤细的芦苇一根，空中城堡一座。它虽为称心的旅伴，却是糟糕的向导；作为沙司是上乘制品，若为食物则难于果腹。《荒原》中的四月之所以最残忍，是因为它孕育了那虚假的重生的希望。
甚至对有一些人而言，希望是一种侮辱，比起悲剧主人公来更适合社会革命者。乔治·斯坦纳欣赞一种“绝对的悲剧”，它没有被任何可鄙的小资式的希望所“玷污”。“在至高的悲剧之中，”他说，“无价值之物如黑洞一般吞噬。”在此情境中，那一丁点的希望只能淆乱掺混。斯坦纳抗议道，这般无谓的渴求削弱了悲剧的壮丽。但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Oresteia）或莎士比亚的悲剧，却恰好不是这般情形。此二者的高度，可满足任何人的品味。然而斯坦纳坚持认为，悲剧之于莎士比亚并非自然。这也是他为何强调，要以繁复多样的对救赎的粗俗暗示来稀释绝望的纯粹本质。相比之下，克里斯多夫·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因其异乎寻常的崎岖和弯折，不懈于冷眼的目光，才由此称得上“深刻的非莎士比亚风格”。这一形容词是被用作赞语的。悲剧藐视所有的社会希望，也因此固有其反左派风格。悲观主义是一种政治立场。天主教哲学家彼得·吉奇（Peter Geach），同样对希望放出了冷酷的眼光，但其原因或相当迥异。他强调，如果希望不存在于基督教的福音中，就毫无希望可言。人们对于饱餐的渴望因其并非基于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一事实而落空，是难以置信的。即便基督教对于人类而言是唯一最终的希望，也并不就意味着那些无法达至上帝国度的渴望注定会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