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挑剔的加尔文派教徒并不反对坐在那里让人给他们画肖像,毫无疑问,他们会穿着庄重而得体的黑白礼服,而城市里最著名的画家约里斯·凡·斯霍滕(Joris van Schooten)则准备好了为他们效劳。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大学校长、城市孤儿院的院长,或者民兵上校,都不会错过让自己高贵而庄严的身份不朽的机会。除了正式的肖像画,莱顿许多最重要的机构也需要用视觉文件记录他们的活动,无论是伊萨克·克拉松·凡·斯凡嫩伯格给羊毛制造商绘制的画作,还是扬·凡·德·沃特(Jan van der Woudt)在大学的击剑室、解剖剧场和植物园画的版画,这些形式都可以。虽然静物画似乎是传道士们谴责的“懒惰”的范例,但在一系列闪闪发光的物品中加入像头骨或烟斗这样具有“短暂”意象的图像(所谓“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能使物质主义者成为道德学家,并且保护画家和赞助人免受“偶像崇拜”的指控。
荷兰的加尔文主义革命并没有使静物画和风景画简洁的单色构图发生明显的变化。不过,扬·凡·霍延(Jan van Goyen)在莱顿采用的这种以灰、褐、绿为主,如素描般迅速勾勒的新绘画风格,显然与当时对清醒和本土美德的强调相一致。在与西班牙重新开战的最初几年,这种强调不仅体现在艺术上,也体现在文学上。艺术贵在不要太花哨。从类似保罗·布里尔、科宁克斯洛和鲁兰特·萨弗里(Roelant Savery)这样的佛兰德艺术家创作的,讨外国王室喜欢的林地嬉戏场景,或者慵懒、朦胧的拉丁风景,到渔民在柳树旁挂着渔网,或骑马的人在潮湿的铁青色天空下踩着泥泞的道路行进的场景,这种转换不仅仅是当地的画风替换精致的国际画风这么简单。这也是在用一种坦率的平淡方式取代浮夸的诗意,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表现。尽管如此,莱顿的绘画清单显示,更古老、更“朴实”的流派仍在与更新一点的流派一起蓬勃发展。客厅和厨房仍然有“五种感官”的风俗画:农家小酒馆的场景;关于丰盛和贫乏的厨房的寓言;对过度饮酒(比较含糊)和积攒黄金的警告(不那么含糊);还有来自安乐乡(Luilekkerland)的颠倒世界的场景,在那里,烹好的家禽在空中飞过,房屋的屋顶则是用甜肉馅饼盖成的。这类画作制作迅速,售价低廉,很可能被当作室内装饰,就像瓷砖一样,而不是艺术。伦勃朗最早的一些绘画作品都是真正的风俗画,比如《视觉感官》(The Sense of Sight)中贩卖眼镜的小贩,就是带有浓重佛兰德特色的朴实的小作品,这类画作在酒馆和客厅里都能找到。
图注:伦勃朗,《视觉感官》(《卖眼镜的人》),约1625年。木板油画,21厘米×17.8厘米。私人收藏
因此,当十几岁的伦勃朗问他那位受伤的磨坊主父亲,他是否可以从大学退学,找个画家当学徒时,他并不是沉溺在某种典型的波希米亚式的反抗行为之中。他选择的其实是买卖。因为在虔诚、博学且部分恢复理智的莱顿,到处都是图画。这些图画装饰了地方官员和旅店老板、面包师和建筑商、吝啬鬼和权贵等所有人的房屋,数量多得惊人。对于较为简朴的家庭来说,绘画实际上是一种比挂毯和印花皮革挂件更便宜的装饰,可以用来覆盖裸露的、常常潮湿的灰泥墙壁。这样看来,水管工兼屋顶石板瓦工科内利斯·凡·库伍恩(Cornelis van Couwhoorn),住在城市极为破败的地区,去世时却留下了26幅画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糖果商拥有20幅画,地位再高一点的袜子染色工托比亚斯·莫耶尔特(Tobias Moeyaert)去世时,房子里竟然有64幅画!地位最高的赞助人,医学教授弗朗索瓦·杜·波伊斯·西尔维厄斯(Francois du Bois Sylvius)经常赞助莱顿的文艺作品,他住在拉彭堡路31号,家里至少有173幅画。当然,最有价值的和受欢迎的杰作集中在凡·曼德尔在《画家之书》中提到的13位最有钱的“艺术爱好者”手中,比如商人和典当行运营官巴托洛梅乌斯·费雷里斯(Bartholomeus Ferreris),他拥有伟大的亨德里克·霍尔齐厄斯那幅沐浴在金雨之中的《达那厄》,以及卢卡斯·凡·莱登、昆丁·马西斯和老彼得·勃鲁盖尔的作品。这些油画(以及素描和版画)可以在书店买到,画作取材于经典书籍和《圣经》,并经常与之摆在一起;也可以在市政厅的摊位上买到,或者在每年两次的自由集市(vrijmarkt)上买到,集市的摊位设立在市中心。当然,几乎每周都有拍卖会,在那里,逝者和破产者的财产可以被挑选出来进行廉价拍卖。17世纪初,经常为慈善机构提供福利的抽奖活动也开始将绘画作品、名贵的盘子和挂毯列入奖品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