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是一个自命不凡的革命党。我反对一切权威,我反复阅读了萧伯纳、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当时他们被认为是危险的“进步作家”)所有出版的作品,我模糊地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当时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工人阶级其实也是人。通过读书这种隔靴搔痒的方式——例如,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我为他们的苦难感到愤愤不平,但只要我一接近他们,仍会感觉心中充满了憎恨与鄙夷。我很反感他们的口音,觉得他们总是那么粗鲁,总是充满了愤怒。你必须记住,当时是战后不久,英国的工人阶级非常好斗。那时爆发了好几次煤矿大罢工,矿工们被视为魔鬼的化身,老太太们每天晚上得检查床底下,担心罗伯特·史密利会躲在那里。在战争期间与之后一小段时间里,工人们的工资很高,而且不用担心失业,但很快情况就开始回复原状,甚至变得更糟糕,工人阶级自然而然地进行反抗。许多人受空头承诺的蒙骗,参军作战,退役回家时却发现工作没有了,甚至连家也没有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经历过战争,带着老兵油子的习气回来,尽管受过军纪约束,却变得目无法纪。到处弥漫着动荡骚乱的气氛。以下这首歌的歌词唱出了当时人们的心声:
“世道真是不太平,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穷人家忙着把孩子生,
就在这个时代,
生活在这个时代,
何不及时行乐?”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想到失业会伴随他们的一生,只能靠不停地喝茶纾缓心中的郁结。他们仍然盼望着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将会到来,他们比以往更加公开地对装腔作势的上流社会表示敌意。因此,在那些充当缓冲带的资产阶级,例如我这样的人眼中,“平民们”都是一些行为粗鲁、面目可憎的人。回首那段岁月,我觉得似乎有一半的时间在谴责资本主义制度,而另一半的时间抱怨巴士乘务员的倨傲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