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载着我离开了这座城镇，穿过可怕的矿渣场、林立的烟囱、堆积如山的铁屑、臭气熏天的沟渠、煤渣与污泥纵横交错的马路。如今是三月时节，但天气仍然很冷，到处都是黑乎乎的雪堆。火车缓缓驶过城镇的郊区，我们看到一排又一排灰色的贫民窟散布在路堤两旁。在一间贫民窟房子的前面，一个年轻女人正蹲在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捅铅制的排水管。排水管连接着她身后房子的水槽，我猜大概是堵住了。我有充裕的时间细细地打量这个女人：她穿着帆布围裙和不合脚的木屐，双手被冻得通红。她抬头望着经过身边的火车，我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睛。她长着一双苍白的圆脸，与其他贫民窟的女孩一样，面容十分憔悴，二十五岁的年纪，看上去却有四十岁的沧桑，这都是拜频繁的流产与辛苦的劳动所赐。在我们四目交投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最绝望无助的表情。那让我猛然意识到，我们所说的那些言论——什么“他们和我们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什么“贫民窟长大的人所能想象的世界只有贫民窟”，这些统统都是错的。在她的脸上，我所看到的，并不是野兽般对痛苦的茫然无知。她完全清楚自己身处的境地，正如我清楚地知道，在寒冬中蹲在湿滑的石头上，拿着棍子清通恶臭的沟渠是多么可怕悲惨的命运。
不过，火车很快载着我离开了，驶入辽阔的郊野。眼前的景色是那么陌生而怪异，仿佛一座优美的公园。在工业区待久了，人总是会以为浓烟与肮脏会永远存在，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置身其外。身处拥挤肮脏而狭小的国度，我们已经视污秽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矿渣场和烟囱似乎是比绿树青草更自然的景致，即使到了乡村，随处遇到碎瓶破罐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在这里，积雪上一个足印也没有，堆得那么厚，只露出了石头界墙的顶端，一路顺着山势蜿蜒，有如黑色的羊肠小径。我想起了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经描写过同样的景色，他写道：“白雪皑皑的山脉有如强健的肌肉，虬结蜿蜒，直至远方。”我的脑海中并没有浮现出这样的景象；在我眼里，白雪与黑墙看上去好像一件洁白的长裙，镶着一条长长的黑边。

一开始时，弯着腰走路似乎很轻松，但很快轻松的感觉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个子太高，而当矿道的高度只有四五英尺甚至更低时，除非是侏儒或孩童，任何人走动都会觉得非常痛苦。你不仅得弯着腰走路，而且还得时时刻刻抬头望路，以方便看到并避开横梁和柱子。因此，你的脖子总是得绷得紧紧的，但比起膝盖和大腿的酸痛实在算不了什么。半英里过后（我没有夸大其词），走路成了无法忍受的折磨。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撑到终点——更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走回去。你的脚步越来越慢，再走上几百码，隧道变得非常低矮，你不得不整个人蹲着向前挪。接着，矿道的顶部豁然开阔——这里上面的石头掉下来了——有二十码左右的长度你可以站直身子。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实在是难以言喻。但是，在这之后，又是几百码的低矮路段，紧接着是连绵不绝的横梁，只能趴在地上四肢着地才能通过，不过，相比起弯腰行走，爬着走还算比较轻松。但是，当你爬到横梁的末端，试着再次站起身时，你的膝盖已经麻木了，根本无法直立。你只能羞赧地叫大家停步，希望能休息一两分钟。你的导游（一位矿工）很同情你，他知道你的体格与他们的体格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鼓励你说：“只剩下四百码的距离了。”但在你听来，这段距离简直有四百英里那么远。不过，最终你总会到达开采现场，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走完一英里，而矿工们的耗时只需要二十分钟左右。到了那里，你得躺在煤灰里，休息几分钟回复气力，让头脑清醒过来，观察矿工们的工作。

看着矿工们工作，你会意识到，原来人与人的世界是如此不同。许多人的生活非常轻松，对在矿井下挖煤的工人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或许，如果可以的话，大部分人会选择对矿工的世界充耳不闻。但是，这个世界是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从吃冰淇淋到横渡大西洋，从烤一片面包到写一篇小说，都与煤矿直接或间接有关。和平年代的一切艺术都需要煤矿，而一旦战争爆发，对煤矿的需求就更大了。在革命年代，如果没有矿工的辛劳，革命也会被迫停止，因为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都同样依赖煤矿。无论地上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挖煤和运煤的工作都不能中止，即使被迫中止，时间也不能超过几个星期。为了让希特勒能巡视军队的正步阅兵，让教皇可以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让板球比赛的观众能在伦敦板球场看比赛，让浪漫诗人能酬唱应和，煤矿必须随时保证供应，但大体上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知道煤矿必不可少，却很少或从来不记得挖煤意味着什么。我正坐在煤炉边，舒舒服服地边烤火边写字。如今是四月了，我仍得烤火取暖。每半个月，运煤车会开到我家门前，穿着皮上衣的工人用麻袋将闻起来很像焦油的煤块搬进屋，塞进楼梯下面的储煤间。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我得努力去想，才会将这些煤块与远方矿井下的劳动联系起来。它们只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煤块，从某个神秘的地方运来的黑色物体，就像天赐之物，只是你得花钱才能买到。当你开车穿过英国的北方，你或许从来不会想起在马路下数百英尺深的地方，矿工们正在挖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矿工们的努力让你能开车代步。就像鲜花离不开地里的根一样，我们地上光明的世界离不开矿工们那个昏暗灯光下的世界。

不久之前煤矿的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在矿区仍然生活着一些年老的妇女，她们年轻时在矿井下工作，腰间缠着带子，腿上绕着铁链，四肢着地，将一车车的煤运出矿井。即使在怀孕的时候，她们也得从事这么辛苦的劳动。即使是现在，如果得由怀孕的妇女爬着搬运才能产煤，我想我们会让她们去劳动，而不愿付出失去煤矿的代价。当然，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会选择忘记矿井里所发生的一切。所有的体力劳动都是这样，我们依赖他人的劳动而生存，而我们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矿工们有资格作为劳工界的代表，不仅因为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因为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必要，却又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此不为人知，我们总是忘记他们的存在，就像我们忘记了身上血液的存在一样。看着矿工们工作，我们会感到羞耻，因为你会怀疑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上等人的身份。当你看着矿工们时，你会意识到，正是他们挥汗如雨的劳动才使得上等人能过上优裕的生活。你、我、《时代文学增刊》的编辑、浪漫诗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与《马克思主义简明指南》的作者X同志，我们所有人体面的生活都建立在矿工们在地底下的辛苦劳动之上。他们全身上下一团漆黑，喉咙上沾满了煤灰，以钢铁般的手臂与腹肌挥舞着铁铲挖煤运煤。

当矿工从矿底上来时，虽然脸上蒙了一层煤灰，还是可以看得出他脸色苍白，这是因为他在下面只能呼吸到污浊的空气，很快他的脸就恢复了血色。在一个初到矿区的南方人眼中，目睹几百名矿工下班后从矿底鱼贯而出的情景会令他大为惊奇，并觉得有点恐怖。他们的脸看上去筋疲力尽，凹下去的部位上堆满了煤灰，神情野蛮而凶残。但在别的时候，当他们洗干净脸时，他们看上去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这是在地底下长时间弯腰劳动的自然反应，但大部分矿工个头并不高，而且衣服又厚又不合身，无法展现他们壮健的身躯。矿工们最明显的特征是鼻子上有蓝色的疤痕。每一个矿工的鼻子上和额头上都有蓝色的疤痕，这些疤痕会伴随他们，直到坟墓。矿底的空气中飘扬着煤灰，这些煤灰会进入伤痕，接着皮肤愈合，形成蓝色的斑点，看上去就像是文身，而事实上这的确是文身。一些上了年纪的矿工额头就像洛克福干酪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威根，我曾和一个矿工住在一起，他一直为眼球颤震所苦，只能看得见一屋之隔的东西，再远就不行了。他靠29先令一周的赔偿金过了九个月，但矿业公司准备将他转成“部分赔偿”，一周只给14先令。这取决于医生是否认为他适合进行轻体力劳动。即使医生真的作出这一诊断，他也找不到什么轻体力的活儿，但他可以去领救济金，这样公司一星期可以节省15先令。看着那个人去公司领他的赔偿金，我深深地震惊于“社会地位”直到今天依然是多么重要。这个人曾在最有意义的岗位上工作，如今陷入半失明的困境，领这笔赔偿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他不能对这笔赔偿金有任何要求——他不能想什么时候拿就什么时候拿。他得每周按照矿业公司指定的时间去公司，到了那儿，他得在寒风中等候几个小时。据我所知，他得碰碰帽子，向支付赔偿金的人表示谢意，而且得浪费一整个下午，还得花6个便士搭乘巴士。而资产阶级人士的情况则很不一样，即便是像我这样穷困潦倒的人也一样。就算我冻馁交加，我的资产阶级身份仍赋予我一定的权利。我挣的钱并不比矿工多多少，但我的报酬会以体面的方式存入我的银行账户，我可以不受约束地提取这笔钱。就算我的账户上一分钱也没有，银行里的人还是很客气。
工人阶级的生活就是这样，有很多小麻烦，被人侮辱，被丢在寒风中苦等，做任何事情都得等别人方便时才行。种种的压迫使得一个工人变得非常迟钝。他退缩畏惧，凡事都很被动。他觉得自己是某个神秘权威的奴隶，坚信“他们”不允许他做任何事情。有一次我去拾煤时，问那些工资很廉价的拣煤工（他们一小时挣不到6便士）为什么他们不组建工会，他们立刻告诉我“他们”不会同意的。“他们”是谁？我问他们。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显然，“他们”无所不能。
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人会认为，只要在合理范围内，他的愿望都可以获得满足。因此在艰难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会挺身而出；他们并不比别人有能力，而他们的“教育”通常一无是处，但他们习惯于别人顺从他，有那么一种发号施令的勇气。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认为他们理所应当会挺身而出。在利萨加勒的《巴黎公社史》中，有一段有趣的文字，描写巴黎公社被镇压后的枪毙现场。当局准备枪毙领导起义的主谋，却又不知道谁是主谋，于是以“阶级出身较好的人有可能是主谋”这一指导思想去寻找嫌疑犯。一个长官走过一排囚犯，挑出长相可疑的人。一个囚犯被枪毙了，因为他戴了个手表，另一个囚犯被枪毙了，因为“他长得像个知识分子”。我可不希望因为长得像知识分子而被枪毙，但我同意，在几乎所有起义中，领袖总是那些发得出“H”音的人。

走在工业城镇中的时候，就像置身于迷宫里面，到处是毫无规划、破败不堪、被烟熏得发黑的砖屋，杂乱无章地绕着泥泞的小巷。煤渣铺成的院子非常狭小，摆放着散发恶臭的垃圾桶，挂着一排排肮脏的待洗衣物，还有破旧的厕所。这些房子里面的情况都差不多，只是房间从两间到五间不等。似乎所有房子的客厅都差不多，十到十五平方英尺，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比较大的房子有碗碟洗涤处，而小一些的房子则把水槽和水龙头安在客厅里。房子后面有小院子，有时是几户人家共用一个院子，大小只能容得下垃圾桶和厕所。没有一座房子安装了热水。我猜想，你就算走上几百英里这种矿工居住的街道，也找不到一座能淋浴的房子，而住在这里的矿工每天上班回来，从头到脚一片漆黑。在厨房里安装热水装置并不费事，但不装热水装置的话建筑商每座房子或许可以省上10英镑，而建造这些房子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过矿工们得洗澡。
大部分的房子已经有起码五六十年的历史了，许多根本不适合居住。这些房子一直租得出去，只是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房子了，而这是工业城镇最基本的事实。这里的房子狭小丑陋，肮脏破旧，分布在污秽不堪的贫民区，周围都是浓烟滚滚的铸造厂、臭气熏天的下水道和弥漫着硫烟的矿渣堆——这些情况全都属实——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根本没有足够的房子。
“住房紧缺”是自战争以来广为流传的一个术语，但对于那些每周收入多于10英镑，甚至只要多于5英镑的人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在租金贵的区域，真正的困难不是找房子，而是找租客。到上流住宅区的街道转悠一下，你会看到有一半的窗户挂着“出租”的招牌。但在工业区要住进房子却十分困难，这是贫困现象最糟糕的情况之一。它意味着人们愿意忍受一切——他们顾不上屋子破了个洞或墙角很脏乱，也顾不上臭虫横行、地板腐烂、墙壁破裂，更顾不上房东的盘剥和中介的勒索，但求能有一瓦遮头。我到过情况非常糟糕的房子，就算你付钱给我也不愿意在里面住上一周。我发现里面的租客都已经住了二三十年，心里只盼望着能在那里安享天年。大体上，这些情况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不总是这样。有的人似乎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好房子，觉得有臭虫和屋顶漏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人对房东破口大骂；但除非万不得已，他们绝不会搬出去，害怕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只要住房紧缺的问题继续存在，地方政府就很难有所作为去改善居住环境。他们可以让房子“报废”，但不能下达拆房的命令，除非租客能搬到另一处地方。因此，那些报废的房屋继续有人住，而且会一直破败下去，因为房东根本不会掏钱进行修葺，反正迟早都会被拆除。在威根这样的城镇，已经报废多年的房屋有两千多座，整座城镇的房屋将成片报废，得兴建其他房屋代替它们才行。在利兹和谢菲尔德这样的城市，“背靠背”式的排屋有好几千座，全部已经报废了，但还会继续被用上几十年。

我对许多矿镇和矿村的房屋进行过了解，并对主要的特征做了记录。我将随机列举几则笔记摘要，让你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这些只是简略的记录，我会作必要的解释。这里是几则对威根住房情况的记录：
1. 沃盖特区的房屋。完全无采光。上面一间，下面一间。客厅大小：12英尺乘10英尺，楼上房间大小一致。楼梯下有小间，大小为5英尺乘5英尺，当食物储藏室、洗碗处和储煤间用。窗户可以打开。距离厕所50码远。房租：4先令9便士；各种费用：2先令6便士；总计：7先令3便士。
2. 附近另一座房子。大小如上，但楼梯下没有小间，只有一个两尺深的壁凹，装了水槽——没有食物储藏室，其他情况相同。租金：3先令2便士；费用：2先令；总计：5先令2便士。
3. 斯科尔斯区的房子。报废的房子。上面一间，下面一间。房间大小：15英尺乘15英尺。客厅有水槽和铜水龙头，楼梯下有储煤间。地板下陷。窗户打不开。房子很干爽。房东好。房租：3先令8便士；费用：2先令6便士；总计：6先令2便士。
4. 另一间附近的房子。上面两间，下面两间，有储煤间。墙壁几乎要垮了。楼上房间漏水严重。地板倾斜。楼下的窗户打不开。房东不好。房租：6先令；费用：3先令6便士；总计：9先令6便士。
5. 格林诺路的房子。上面一间，下面两间。客厅13英尺乘8英尺。墙壁行将破裂，漏水。后窗打不开，但前窗可以打开。一家十口人，八个是岁数接近的孩子。因过度拥挤市政局打算将其迁移，但尚未找到房子安置。房东不好。租金：4先令；费用：2先令3便士；总计：6先令3便士。
对威根的描述到此为止，还有很多类似的记录。以下是一则对谢菲尔德一座房子的描述——这座房子在谢菲尔德数千座背靠背式的房子中堪称典型：
托马斯街的房子。背靠背式。上面两间，下面一间（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房子，每一层各有一个房间）。有地窖。客厅14英尺乘10英尺，楼上房间大小一样。客厅安置了水槽。顶层没有门，直接连着楼梯。客厅的墙壁有点潮湿，顶楼的墙壁已破裂，四面渗水。房子阴暗，需要一整天开灯。电费估计得6便士一天（或许过于夸张）。一家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小孩。丈夫（到公共援助委员会领救济金）患肺结核。一个孩子住院，其他孩子看似健康。一家人已居住了七年。希望搬迁，但找不到其他房子。租金：6先令6便士，已包括费用。

这些简单的记录唯一的价值是让我不至遗忘。当我阅读这些记录时，眼前似乎浮现出我曾经目睹的情景，但这些记录根本无法让读者对北方贫民窟极其恶劣的条件有所了解。语言是苍白无力的。像“屋顶漏水”或“四张床睡八个人”这样的语句到底有什么用？它们就在你的眼皮底下溜过，而你毫无感触。但是，这些语句掩盖着形形色色的悲剧！以过度拥挤为例，八到十个人住在一座三居室的房子里是常见的事情。三间房中一间是客厅，大概十来英尺见方，除了厨房和水槽外，还要摆桌子、椅子和碗柜，也就没有地方摆床。因此，这八到十个人得窝在顶多摆四张床的两间小房里。而大人要上班，情况就更加糟糕。我记得有一座房子，三个成年的女孩子睡一张床，上班的时间都不一样，每个人起床或回房都会吵到另外两个人。有另一座房子，年轻的矿工干夜班，白天就在狭小的床上睡觉，晚上腾给家里另一个人睡。如果孩子到了发育期，问题就更麻烦了，因为你不能让十来岁的男孩和女孩睡同一张床。我参观过一户人家，父母两人外加大约十七岁的儿子和女儿，家里却只有两张床。于是，父亲和儿子睡，母亲和女儿睡，这是避免乱伦悲剧的唯一办法。还有屋顶漏水和墙壁渗水的惨状，到了冬天，房子几乎根本住不了人。此外，还有臭虫的问题。一旦臭虫进来了，除非将房子捣毁，否则根本无法将其清除。接着还有窗户打不开的问题。这个问题相信不用我多说。到了夏天，在狭小闷热的客厅里，做饭要生火烧火，酷热难当可想而知。背靠背式的房屋还另有一种特别的不堪。走五十码远才能上厕所或倒垃圾，这只能让住客不讲究卫生。前屋——尤其是地处偏僻街道的屋子，市政局不会去管那里——女人总是将垃圾丢出前门，于是阴沟里总是堆满了茶叶和面包屑。而在后屋里长大的小孩看到的只有一排排厕所和一堵破墙，想想就觉得可怜。

如果有人想了解住房紧缺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他们应该去参观遍布于许多北方城镇的大篷车住所。自从战争以来，由于根本没有希望找到房子住，相当一部分人搬进了由固定的大篷车临时搭建的住所。以威根为例子，这里的人口是85000人，有200座大篷车住所，每一座住一户人家——总数大概有上千人。在工业城镇到底有多少人住在这种大篷车住所里是很难确切统计的数字。地方政府对这种情况保持缄默，1931年的人口统计报告似乎已经决定将这些人忽略不计。但根据我访问的结果，他们遍布于兰开夏和约克夏以及再往北的诸郡中大部分规模较大的城镇。或许，在英国北部，有数千户家庭，甚至数万户家庭（不是个体）居无定所，只能在大篷车里生活。
但“大篷车”这个字眼很有误导性，让人联想到吉卜赛人舒适的露营生活（当然是在明媚的天气），篝火噼噼啪啪地响着，孩子们在拾黑莓，五颜六色的衣服在晾衣绳上迎风招展。威根和谢菲尔德的大篷车社区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我见过几座大篷车，在威根我还仔细观察过。除了在远东地区，我从未见过这么悲惨的情形。事实上，看到这些大篷车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缅甸那些印度苦力所居住的肮脏的狗窝。但实际上，远东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糕，因为在那里没有深入骨髓的湿冷，还有阳光作为消毒剂。
威根泥泞的运河两岸是一块块荒地，大篷车就抛在那里，像桶里掉出来的垃圾。有几辆真的是吉卜赛大篷车，但都已经破旧失修。大部分是破旧的单层巴士（十年前那种比较小的巴士），轮子被拆掉了，用木头架了起来。有的是普通的马车，上面钉了半圆形的板条，外面盖了一层帆布，里面的人和外面的气温就靠这一层帆布隔开。在里面，这些住所大概宽约五英尺，高约六英尺（无论在哪辆大篷车里我都无法站直身子），长约六到十五英尺。我猜想有的大篷车才住一个人，但我所见到的都住两个人以上，有的甚至住了整整一大家子。比方说，有一辆大篷车长十四英尺，住了七个人——七个人挤在四百五十立方英尺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占有的空间比公厕的隔间还要小得多。这些地方的肮脏和拥挤除非你亲眼见到，亲眼闻到，否则根本无法想象。每一辆大篷车都有小小的厨房，塞进了一些家具——有时是两张床，但更多情况下是一张床，整家人得尽量蜷着身子睡觉。睡地板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下面会渗入潮气。我见过一张床垫，到了早上十一点还是湿漉漉的。到了冬天车里非常冷，厨房必须日夜烧火，不消说，窗户必须一直紧闭着。一个公共水龙头供应着整片地方的用水，有的大篷车住客得走150到200码去取一桶水。这里根本没有卫生设施，大部分人在大篷车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搭一个小屋权当厕所，每周挖一口深坑将屎尿填埋掉。这些地方我见过的人，尤其是孩子，都脏得出奇，那些大人我猜也好不到哪里去，保持干净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我从一辆大篷车走向另一辆大篷车时，我的脑海里萦绕着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死在里面，该怎么办？当然，你不会开口去问他们这个问题。

不管怎样，房屋的兴建正在进行，市政局的住宅区矗立着一排排红色的房屋，看上去全都长得一个模样，就像一个豆荚里生出的两颗豌豆，（这句俗话是从哪里来的？豌豆还是很有个性的。）成为工业城镇郊区的一大景致。这些房子怎么样？比起贫民区的房子哪一个好？我可以列举日记中所记载的两个例子，让你有所了解。租客们对房子的意见大相径庭，因此，我举的例子一个是正面的评价，另一个是负面的评价。这两个例子都取自于威根，两座都是稍微廉价一些的“单客厅型”房屋。
1. 榉树山住宅区的房子
楼下：客厅很大，有厨房、壁炉、碗橱和固定的梳妆台，合木地板，玄关很小，厨房较大。有新式电炉，向市政局租赁，价格与煤气炉差不多。
楼上：两间宽敞卧室，一间小卧室——只适合当储物室或临时卧室。有浴室、厕所，冷热水都有。
小花园。这个住宅区的花园大小不一，但大部分只是一小块空地。
家里住四口人，父母和两个孩子。丈夫有份好工作。房子似乎建得不错，看上去不寒酸。限制较多，例如，不能养家禽或养猪，不得接纳住客，不得转租，未得市政局许可不得经营任何生意。（不得接纳住客这一条可以理解，但其他条款则值得商榷。）住客们对房子非常满意，觉得很自豪。这个住宅区的房子保养得不错，市政局很注重维护，并敦促住客要保持地方的整洁，等等。
租金：11先令3便士，费用已包括。进城的巴士车费是2便士。
2. 威利住宅区的房子
楼下：客厅14英尺乘10英尺，厨房比这小很多，楼梯下有小小的储物间，浴室很小但还不错，墙上有小衣柜，有煤气炉和电灯，厕所在屋外。
楼上：一间卧室14英尺乘10英尺，有一个小小的壁炉；另一间卧室面积相同，没有壁炉；另一个房间7英尺乘6英尺；最好的卧室有嵌墙的小衣柜。
花园大小是20码乘10码。
家里住六口人，父母和四个孩子，大儿子十九岁，大女儿二十二岁。除了大儿子外，其他人都失业。他们对住房很不满意，抱怨意见如下：“房子太冷了，阴风阵阵，而且很潮湿。客厅的壁炉根本不暖和，还弄得到处是灰——因为修得太低了。最好的卧室里的壁炉太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楼上的墙壁开裂了，由于小卧室根本派不上用场，五口人睡一间房，另一个（大儿子）睡一间房。”
这个住宅区的花园都缺乏照料。
租金：10先令3便士包费用。距离城里有一英里多的路程，没有巴士。
 
我可以再列举其他例子，但这两个例子已经足够了，因为市政局营建的公屋差别并不是很大。有两件事可以立刻感受到：首先，市政局公屋就算再差，也比它们所取代的贫民区旧房好，单单是有浴室和花园这两点已经足以弥补其他不便。其次，这些房子的租金都很贵。住在报废房屋里的人每周只需要付6、7先令，而搬进市政局公屋得付10先令。这一情况影响的是在职人士，因为那些领救济金的人四分之一的金额被视作房租，而如果房租多于救济金的四分之一，他们可以获得额外的津贴。

当你看到有200万人失业这个数字时，你很容易以为只有200万人没有工作，而其他人的日子都过得很舒服。我承认直到不久以前，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原先是这么计算的：如果登记失业的人是200万，加上赤贫的人口，再算上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登记失业的人，英国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口（靠救济金生活的人不可能吃饱穿暖）最多也就不过500万。
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数字，因为，首先，失业数字所统计的都是那些领取救济金的人——大体上，他们都是一家之主。一个失业男性的家人并没有被计算在内，除非他们另外领一份失业津贴。一个劳工介绍处的官员告诉我，如果要得出靠救济金（不是领取救济金）讨活的人口的确切数字，你必须将官方的数字乘以3倍，甚至更多。光这一点就将失业的数字变成了600万。此外，还有许多人虽然有工作，但从经济角度看，他们也可以被归入失业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所挣的钱远远不足以维持生计。算上这些人和依靠他们生活的家人，再算上领退休金的老人、赤贫人群和其他人，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大概得有1000多万。约翰·奥尔爵士得出的数字是2000万。
威根是工业和采矿区的典型代表，以这里的数字为例，交了社保的工人数目大约是36000人（26000名男性，10000名女性）。在这些人中，1936年初失业人员的数目是10000人，但那是在煤矿全天候开工的冬天。到了夏天，失业人员的数目是12000。将其乘以三，你会得出30000到36000的数字。威根的总人口不到87000人，因此，全部人口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人——而不仅仅是登记失业的工人——在领取和依靠救济金生活。那10000到12000名失业人员中，大约有4000到5000名矿工过去七年来一直处于失业的状况。在工业城镇中，威根的情况还不算太糟糕。即使在谢菲尔德，这座城市近一两年来由于战争和战争的谣传经济发展得不错，但其失业人口的比例也好不了多少——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人登记失业。

当一个人刚开始失业时，在他的保险印花用光之前，他可以领取“全额补助”，具体的数额如下：
单身男性每周17先令
妻子每周9先令
每一个十四岁以下的孩子每周3先令
因此，一户典型的夫妻加三个小孩（一个十四岁以上）的家庭，每周的收入是32先令，再加上那个大儿子能挣到的一点钱。当丈夫的保险印花用光了，在被转到公共援助委员会之前，他可以从失业援助理事会那里每周领到26先令的过渡期救济金，具体数目如下：
单身男性15先令
丈夫与妻子24先令
十四至十八岁的孩子6先令
十一至十四岁的孩子4先令6便士
八至十一岁的孩子4先令
五至八岁的孩子3先令6便士
三至五岁的孩子3先令
因此，从失业援助理事会那里，一户五口之家，假如没有孩子在工作的话，每周的收入是37先令，而这点救济金有四分之一会被当作房屋租金，每周的最低数额是7先令6便士。如果他付的租金多于救济金的四分之一，他可以领到额外的津贴，但如果租金少于7先令6便士，相应的金额会被扣除。公共援助委员会的失业金款项理论上出自地方税，但统一由中央财政提供支持，具体数额如下：
单身男性12先令6便士
丈夫与妻子23先令
最大的孩子4先令
其他孩子3先令
各个地区的办事机构会对这一标准酌情进行细微调整，一个单身男性或许能每周多领到2先令6便士，总计能领到15先令。和失业援助理事会的情况一样，已婚男性的救济金四分之一被视为房租，因此在五口之家，每周的总收入是33先令。而且，大部分地方有煤炭津贴，在圣诞节前后分六周发放，每周1先令6便士（大概可以买到一英担的煤）。
我们可以了解到，领取救济金的家庭每周的收入大概是在30先令左右，其中有四分之一用于支付房租——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吃饭穿衣取暖和其他一切日常所需，一周就只有6、7个先令。很大一个群体，在工业地区至少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么生活的。经济情况调查的实施很严格，只要他们知道你在别的地方可以领到钱，失业救济就会立刻被中止。比方说，码头工人一般是按半天被雇佣干活的，他们就得每天两次到劳工介绍所登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会被归为非失业人群，救济金也就会相应地减少。

在威根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被拒绝发放救济金，理由是“他有一份工作，在帮忙运柴火”。笑话说有人看见他晚上在搬运柴火，而他的解释是，那不是在搬运柴火，而是半夜在搬家。那堆“柴火”其实是他的家具。
经济状况调查最残忍邪恶的地方，是它拆散了家庭，连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也会被赶出家门。比方说，一个上了年纪的领救济金的老人，如果是鳏夫或寡妇的话，通常会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他每周10先令的救济金可以帮补一下家计，自己也得到照顾。但在经济状况调查的计算中，他被看成是“租客”，如果他住在家里的话，他的孩子的救济金就会停止发放。因此，到了七十岁或七十五岁，那些老人家不得不自己搬出去住，将养老金奉送给寄宿家庭的房东，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我亲眼见过几个例子，当下在英国这种事很普遍，都拜经济状况调查所赐。

尽管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贫困现象——极度贫困现象——在北方工业地区不像在伦敦那么明显。北方要寒酸一些，破旧一些，汽车少，衣着光鲜的人也少，但赤贫的人也要少。即使到了像利物浦或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你也会惊诧于乞丐的稀少。伦敦就像个漩涡，吸引着被遗弃的人到那里去，而它又是如此广袤，你可以隐姓埋名过着孤独的生活。除非你犯了法，否则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就算死了也没人知道，而这种事在邻居都认识你的地方不大可能发生。但在工业城镇，古老的社区生活还没有完全解体，传统的影响仍很强烈，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因此也就有了个家。在5万人或10万人的小镇，不会有流浪汉和来历不明的人。比方说，没有人会睡在大街上。而且，人们不会因为失业而逃避结婚。一对夫妻每周只有23个先令的话，其实是挣扎在生存线上，但他们还是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比靠15个先令过活的单身汉要过得好一些。失业的单身男性生活非常悲惨，他们通常住在普通的寄宿家庭里，而更加普遍的地方是一间陋室，每周付6个先令，自己就靠着剩下的9个先令过日子（一周6个先令买吃的，3个先令用于衣物、烟草和娱乐）。他当然无法照顾好自己，而住6先令一周的房子的人如无必要是不会待在屋里的，于是他整天游荡于公共图书馆或其他能取暖的地方。取暖几乎成了单身失业男人在冬天最要紧的事情。在威根，最受欢迎的避难所是电影院，价格出奇地便宜，你只要花4个便士就可以有个座位坐，有的电影院日场甚至只要花2便士就够了。即使是几乎吃不上饱饭的人也愿意花2便士，好一个下午不用忍受冬天的严寒。在谢菲尔德，有人带我到一座公共大厅听一位牧师的讲座。那是我听到过的或想象中最无聊拙劣的讲座。我发现自己根本坐不下去——事实上，在讲座进行到一半之前，我就身不由己地迈着双脚走出了会堂，但里面坐满了失业的人，就算讲座再无聊他们也愿意待下去，因为里面很暖和，可以抵御严寒。

或许对于那些失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同时也是关系到未来最根本的事情，就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饮食。前面我提到过，平均来说，失业家庭靠一周30先令的收入在维持生计，而至少有四分之一用于支付房租，至于剩下的钱如何支配，我们不妨从细节上进行了解。下面的预算表是一位失业的矿工和他的妻子帮我列出的。我让他们尽可能详尽地列举出一周的各项支出。他的救济金是每周32先令，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五个月大，一个才十个月大。清单内容如下：
房租　9先令半便士
衣物互助社　3先令
煤炭　2先令
煤气　1先令3便士
牛奶　10个半便士
工会费　3便士
保险费（两个孩子）　2便士
肉类　2先令6便士
面粉（两英石）　3先令4便士
酵母　4便士
土豆　1先令
荤油　10便士
人造黄油　10便士
熏肉　1先令2便士
糖　1先令9便士
茶　1先令
果酱　7个半便士
豆子和卷心菜　6便士
萝卜和洋葱　4便士
贵格牌燕麦　4个半便士
肥皂、洗衣粉、上蓝剂等　10便士
总计　1英镑12先令
除了这些之外，婴儿福利诊所每周会给孩子提供三袋奶粉。我要对这份清单稍作评论。首先，这份清单遗漏了很多东西——鞋油、胡椒、盐、醋、火柴、引火木料、剃刀片、用具的替换、家具床铺的折旧损耗，这些只是我一下子想到的内容。如果花钱在这上面的话，清单中的某些东西势必会减少。另一个比较大的花销是烟草。这位矿工抽烟不多，但尽管如此，他每周差不多也要花1个先令在烟草上，这意味着食物的支出还得减少。在工业城镇，大型服装商开设了“衣物互助社”，为失业人士提供廉价衣物，如果没有他们，失业的人可能根本买不起新衣服。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这些互助社购买床单，我认识的这户人家就没有床单。

无论再怎么看，矿渣堆就是一个丑陋的事物，因为这东西毫无规划地堆在那儿，一点用途也没有，就像是从一个巨人的垃圾桶里清出来丢在大地上的废品。各个矿镇的外围景象是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在你的视野之内到处是灰蒙蒙、锯齿状的山脉，脚下尽是泥巴和灰尘，头顶密布着钢缆，一桶桶废土缓缓地被吊着运上几英里，送到郊外。很多时候，那些矿渣冒着火苗，到了晚上你可以看到鲜红的火光像血脉一样蜿蜒盘绕，而且还可以看到硫磺蓝色的火焰在缓缓流动，似乎就要熄灭了，却又总是冒出来。即使最终矿渣堆渐渐沉淀，也只有一种顽强的棕色的野草才能在上面生长，那处地方还是坑坑洼洼的。在威根的贫民窟，一处矿渣堆被当作了操场，看上去就像波浪起伏的海面凝固在那里，当地人都叫它“棉花垫子”。即使将来这些曾经被挖过煤的地方变成了农田，一个人坐在飞机上，应该一眼就可以发现那些地方很久以前曾经堆过矿渣。
我记得一个冬天的下午在威根的郊区目睹的可怕情景：周围都是像月亮表面一样坑坑洼洼的矿渣堆，北边是四通八达的马路，在堆积如山的矿渣堆之间，你可以看到工厂的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运河的河道上堆着煤渣和冰结的泥浆的混合物，木屐踩过的痕迹纵横交错。在矿渣堆积的范围之内，到处密布着闪闪发亮的圆坑——这些是积水的水坑，由于下面的矿洞出现地面下陷而形成的。天气特别冷。圆坑覆盖着一层琥珀色的冰。驳船船员披着麻袋，盖到眼睛那里。紧锁的大门上挂着一根根冰条。这里似乎寸草不生，除了黑烟、石头、冰雪、泥泞、灰烬和臭水外再无其它。但比起谢菲尔德，威根还算是漂亮的。我觉得谢菲尔德堪称欧洲大陆最丑陋的城镇——那里的居民样样事情都争强好胜，大概会抢着要这个头衔。谢菲尔德有五十万人口，但像样的建筑却比只有五百人口的英格兰东部的普通村落还要少。还有那股味道！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你才闻不到硫烟的味道，而那也是因为你开始闻到煤气的味道。流经这里的那条浅浅的河流总是夹杂着化合物，看上去黄澄澄的。有一次我站在街上，数着视野之内烟囱的数目，一共有三十三根，而如果空气中不是笼罩着一层浓烟的话，数目还会比这多得多。我一直记得这样的一幕情形：一块荒芜的空地（即使在伦敦，你也找不出这么污秽的地方），上面已被踩踏得几乎寸草不生，堆满了旧报纸和破铜烂铁。右边是一排破破烂烂的四居室房屋，原本是深红色的，但被烟熏黑了。左边是长长一列漫无止境的工厂烟囱，一根接一根，一直延绵到远方黯淡的黑色烟雾之后。在我身后是由熔炉的炉渣铺成的铁路路堤。在我身前，越过那块荒地，有一间红砖和黄砖砌成的四方形的房子，外面挂着一块标志牌，上面写着“托马斯·葛洛克公司，承接拖运业务”。

到了晚上，你看不到房子丑陋的形状，也看不见那些黑漆漆的事物了，像谢菲尔德这样的城镇变得十分阴森恐怖。有时候，烟里含有硫磺，透着玫瑰花瓣一样的颜色。铸造厂的烟囱冒出一排排锯齿状的火苗，像是一把把环锯。透过铸造厂敞开的大门，你可以看到炽热的、巨蛇一样的铁条被红光照耀下的小男工们拖来拖去，你听到蒸汽锤的破风声与重击声和铁条淬火时尖锐的声音。制陶的城镇和这里一样丑陋，但规模要小一些。在一排排熏得黑漆漆的房屋之间，有一部分街道专门用来堆放烟囱——那一根根圆锥形的砖砌烟囱像巨型的葡萄酒瓶子一样被埋在泥土中，喷出的浓烟几乎就要熏到你的脸上。你会看到山丘被挖出一个个大坑，有几百英尺宽，可能也有几百英尺深，一边是锈渍斑斑的矿车慢悠悠地顺着铁路被运走，另一边是许多工人像采集海蓬子的人一样用锄头挖掘着山坡。在一个雪天我经过那里，连雪都是黑色的。我们只能说还好制陶的城镇都很小，而且没有延绵成片。不出十英里你就来到未被污染的郊野。站在几乎光秃秃的小山上，制陶的城镇就像远处的一摊污迹。

当民族主义被狂热崇拜时，英国人观察着世界地图，发现自己身处的那个岛屿位于北半球纬度非常高的地方，于是想出了一个自鸣得意的理论：纬度越高，那里的人种往往越优秀。我小的时候被灌输的历史理论是这样幼稚地解释的：寒冷的气候令人精力充沛，而炎热的气候则令人懒惰，因此这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溃败的原因。这种胡搅蛮缠的理论认为英国人充满了活力（事实上，英国人是欧洲最懒惰的民族），盛行了起码上百年。1827年的一期《季度评论》写道：“我们宁愿为了国家利益而劳作不休，也不愿沉溺于橄榄油、葡萄酒和罪恶当中。”“橄榄油、葡萄酒和罪恶”三者高度凝聚了英国人对拉丁民族的观感。在卡莱尔、克里希等人的笔下，北方人（先是条顿人后来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被描绘成身材伟岸精力充沛的勇士，他们蓄着金色的胡须，道德品质纯洁高尚，而南方人都很狡猾、怯懦而且放纵堕落。这套理论根本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因为按它所说，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应该是爱斯基摩人，但这一理论的确承认比我们住得更北的民族要比我们更优秀。因此，过去五十年来，对苏格兰及其事物的盲目崇拜深深影响了英国的生活。但正是北方的工业化使得南方和北方的对立出现了奇怪的倾斜。直到不久以前，英国的北方一直是落后的封建地区，而工业则集中于伦敦和东南地区。以英国内战为例，这场战争其实是资本体制与封建体制的冲突。北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拥护国王，而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则支持议会。但随着煤矿工业传播到北方，新的阶层出现了，他们是白手起家的北方商人——狄更斯笔下的兰瑟威尔先生和鲍德比先生。北方的商人奉行令人讨厌的“誓要发达”的人生哲学，成为了十九世纪的风云人物，即使他们已经死去，却仍然阴魂不散。这种人被阿诺德·本涅特所推崇——他们以半个克朗起家，能挣到五万英镑，他们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发家致富之后比以前更加粗鄙无礼。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拥有赚钱的本事。我们不得不钦慕这些人，尽管他们思想狭隘、手段肮脏、傲慢自大、贪得无厌而且举止笨拙，他们“有种”，会“发达”，换句话说，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挣到钱。

和工人阶级缔结真挚的友谊可能实现吗？这个问题我稍后再进行探讨，在这里我只想说，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北方要比在南方更加容易与工人阶级平等交往。住进一户矿工的家里，并被他们接纳为家里的一员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在南部地区的各个郡里，要和一户农场工人同吃同住或许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对工人阶级有一定的了解，不会将他们理想化，但我知道在一户工人的家里你可以学到很多事情，假如你能住进去的话。最关键的一点是，通过接触他们的理念和想法，你的中产阶级理念和偏见会受到考验——这里不存在哪一个更好的问题，但两者之间的确有很大的差别。
以对待家庭的不同态度作为例子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一样重视家庭，但关系远远没有后者那么专制。一个工人不会在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木牌突出自己是一家之主的权威。前面我说过，在贫穷的打击之下，一个中产阶级人士会一蹶不振，而这与他的家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他的家人一直在不厌其烦地指责他不会“发达”。工人阶级更加团结，而中产阶级不团结，或许是因为他们对家庭的忠诚有不同的理解。中产阶层的工会几乎毫无作为，因为在罢工的时候，几乎每个中产阶级人士的妻子都会怂恿丈夫去破坏罢工，顶替别人的职位。工人阶级还有另一个特点，一开始的时候会令人错愕不已：当他们和自认为与之平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说话很直率坦白。如果你给工人一样东西，而他不想要，他会告诉你他不想要；一位中产阶级人士会收下这样东西以避免冒犯你。还有就是，工人阶级对于“教育”的态度与我们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区别，而且要合理得多！工人阶级尊敬学识丰富的人，但当“教育”与他们的生活产生接触时，他们却会看穿“教育”的本质，出于健康的本能对其避而远之。我曾经总是慨叹十四岁的男孩被迫放弃学业，开始他们所不喜欢的工作，其实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我看来，一个人十四岁就得开始工作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如今我知道，一千个工人阶级的孩子中，没有一个不在渴望不用去学校的那一天。他希望开始真正的工作，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像历史和地理这种可笑而无聊的科目上。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呆在学校直到接近成人是可耻和没有男子气概的事情。想到一个十八岁的大个子男生，原本应该每周挣一英镑帮补家计，却穿着滑稽的校服去上学，因为没有做作业还要挨藤条，他们就觉得很好笑！一个出身工人阶级的十八岁的孩子，怎会愿意让自己被打藤条！别人还是乖宝宝的时候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在萨缪尔·巴特勒的作品《众生之路》中，主人翁厄尼斯特·潘迪菲回顾自己的公学和大学教育时，他发现那是“病态柔弱的堕落”。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生活的确很病态柔弱。

此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难题，你将了解到在西方国家阶级区分的真实秘密——为什么一个欧洲资产阶级人士，即使他自诩为共产主义者，也得经过一番挣扎才能认为工人阶级其实与自己是平等的人。六个字就能总结出来，但这六个字如今人们不敢轻易说出口，但在我小时候这几个字可以随便说出来。这几个字就是：下等人臭死了。
这就是我们所接受的熏陶——下等人臭死了。显然，这是你无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没有任何喜爱或憎恶的感觉能像具体的感官刺激那么深刻。种族仇恨、宗教仇恨、教育的差异、性格的差异、智力的差异，甚至是道德法则上的差异，这些都可以克服，唯独生理上的厌恶是无法克服的。你可能会爱上一个杀人犯或鸡奸犯，但你绝对无法爱上一个有口臭的人——我的意思是，一个总是口臭的人。无论你多么关心他，无论你多么仰慕他的才华和品格，如果他有口臭，他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在你内心深处会对他心生厌恶。如果中产阶层的人经历了说教，认为工人阶级的人无知、懒惰、酗酒、低俗、狡诈，问题或许还不会那么严重。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们工人阶级的人都很肮脏，这种心灵上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在我小时候，大人们一直对我们说工人阶级的人很肮脏。从小小年纪起你就认为工人阶级的人身体很污秽恶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不会凑近他们身边。你看着一个大汗淋漓的苦力肩上扛着铲子从路上走过来，你看着他那件已经褪色的衬衣和污渍积了几年之久的灯芯绒裤，你想象着他的腋窝、油腻腻的褴褛衣衫还有那很久没洗澡的躯体，到处都是棕色的污垢（这就是我习惯性的思维），还有那股强烈的、熏肉一样的味道。你看到一个流浪汉在臭水沟边脱掉靴子——噢！你不会想到其实那个流浪汉也不想有一双黑乎乎的脚。即使那些你知道其实很干净的下层人——比方说，仆人——也会让你心生憎恶。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他们身上的汗味与他们皮肤的纹理似乎和你自己的汗味和皮肤的纹理就是不一样。

为了消除阶级间的差异，你必须先了解一个阶级在另一个阶级眼中是什么样子的。只满足于指责中产阶级“势利自负”是无济于事的。你必须深入理解到，他们的“势利自负”其实是出于理想主义，因为中产阶级的小孩从小就被教导三件事：要洗干净脖子，要准备好为国捐躯，要鄙视下等人。
或许有人会指责我思想落后，因为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度过的，现在的孩子所接受的思想观念要开明得多。的确，时下的阶级观感没有以前那么尖锐了。以前的工人阶级公开显露出敌意，但现在他们变得温顺了；战后，廉价衣服开始大规模地生产，对举止礼仪的要求也没有以前严格了，这使得阶级与阶级之间表面上的差别没有那么鲜明了，但那种感觉依然存在。每个中产阶级的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只要一件小事就可以激起这种偏见。如果他的岁数超过了四十岁，或许他会一心认为自己这个阶级为了下层阶级作出了牺牲和奉献。如果你对出生于绅士之家，毫无头脑，一年只挣四五百英镑，拼命维持着面子上的风光那种人说，他是剥削寄生阶级的一员，他会认为你一定是疯了。他会无比诚恳地向你指出，在方方面面他要比工人更窘迫。在他的眼中，工人们不是被欺压的一群奴隶，而是可怕的汹涌洪水，正在不停地往上涨，就要将他、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吞没，席卷一切文化和礼仪，将其摧毁。因此，他们忧心忡忡，唯恐工人阶级会发展壮大。战后不久，有一期《潘趣》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当时煤炭价格仍维持在高位，漫画上画着四五个矿工，个个面目狰狞，正坐在一辆廉价汽车里。他们从一个朋友身边呼啸而过，那人问他们从哪儿借来的这辆车，他们回答：“这东西我们买下来了！”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潘趣》所不能容忍的现象：矿工们居然买车了！即使是四五个人合买一辆车，也是违背常理的畸形现象，几乎等同于犯罪。这种态度就发生在十几年前，至今我没有看到显著改变的证据。社会上仍广泛流传着一种看法：工人阶级被救济金、养老金、免费教育等福利给宠坏了，道德败坏了。或许，这种看法稍稍动摇了一些，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失业问题的确存在。对许多中产阶级的人来说，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绝大多数人，一个工人的典型形象就是骑着摩托车到职业中介处找活干，用浴缸堆放煤块；他们会说：“信不信由你，亲爱的，他们真的领救济金结婚哪！”

如今，阶级仇恨似乎正在消退，这只是因为阶级仇恨没有被文字所宣扬，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我们这个时代习惯于拐弯抹角，另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报纸和书籍现在不得不取悦工人阶级。你只能通过私人间的对话了解阶级仇恨，但如果你想看到文字上的描述，我建议你读一读已故的塞恩斯伯里教授著作的附言。塞恩斯伯里教授博学多才，称得上是一位明智审慎的文学批评家，但当谈及政治或经济方面的话题时，他与自己的阶层其他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极为麻木不仁，而且出生得太早，连最起码的尊重和礼貌都没有学会。根据塞恩斯伯里的看法，失业保险只会“养一群懒汉”，而工会运动就是有组织的乞讨行为。
“如今‘乞丐’这个词几乎是一个可以起诉的罪名，不是吗？什么是乞丐？就是‘完全或部分程度上依赖别人而活的人’，而如今有相对一部分人，还有某个政党，热切地盼望着成为乞丐，甚至将成为乞丐当成理想。”（《札记第二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塞恩斯伯里知道失业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事实上，他认为失业应该存在，应该让那些失业的人受尽折磨。
“难道打零工不是安全合理的劳动力体制的个中真谛和释放压力的安全阀吗？……在纷繁复杂的工商业社会，捧铁饭碗拿一份稳定的工资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让靠救济金过日子的失业人员享受和就业人员一样的工资，将使社会走向堕落，而且很快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札记终章》）
当那些打零工的人连零工都找不到时，他们会有怎样的遭遇，书中没有提到。照塞恩斯伯里的看法，（他希望制订“合理的济贫法”）他们应该进济贫院或露宿街头。至于有人认为每个人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维持生计的机会，塞恩斯伯里轻蔑地否定了这一观点：
“谈到‘生存权’的问题……不应该高于‘不被杀害的权利’。除了这种保护，为生命的延续提供额外的支持当然是慈善机构的工作，可能是人类道德的要求，或许是公共机构应该提供的服务；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很难说这样做是社会正义的明确要求。
“至于那种荒谬的论调，认为生于一个国度就理应得到该国的土地，我们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关注。”（《札记终章》）

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可以投身社会主义，甚至加入共产党，而他和其他中产阶级到底有什么区别？显然，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不得不继续挣钱谋生，如果他一直维持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但他的品位、他的习惯、他的举止、他的思想背景——用共产主义词藻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是否发生了改变呢？现在他除了会投票给工党外——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投给共产党外——在他身上还有其他改变吗？显然，他仍然习惯性地和本阶级的人交往，和一位本阶级的人在一起比和一个工人阶级的人在一起感觉更加自在，即使前者认为他是个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后者则认同他的理念。他对食物、美酒、服饰、书籍、图画、音乐、芭蕾等方面的品味仍明显带有资产阶级的烙印；而最重要的是，他一定会和本阶级的人结婚。看看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看看X同志，他是大不列颠共产党的主要成员及《马克思主义简明指南》的作者。X同志其实是位伊顿公学的旧友。理论上，他做好了在街头斗争中牺牲的准备，但你注意到他习惯于不把马甲最底下的纽扣扣起来。他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美化，但他的习惯却与无产阶级工人决然迥异。或许有那么一两次，出于表示英勇，他会抽雪茄时不拆腰花，但他绝不会用刀尖插着奶酪然后就送进嘴里，或戴着帽子坐在室内，更不会用茶碟喝茶。我认识好几个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我听过他们长篇累牍地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抨击，但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他们用无产者的方式用餐。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认为无产者体现了一切优点，自己却仍坚持喝汤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答案只会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觉得无产者的举止很恶心。因此，你看到，他仍然受到童年时教导的约束，他仍对工人阶级充满憎恨、恐惧与鄙夷。

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是一个自命不凡的革命党。我反对一切权威，我反复阅读了萧伯纳、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当时他们被认为是危险的“进步作家”）所有出版的作品，我模糊地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当时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工人阶级其实也是人。通过读书这种隔靴搔痒的方式——例如，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我为他们的苦难感到愤愤不平，但只要我一接近他们，仍会感觉心中充满了憎恨与鄙夷。我很反感他们的口音，觉得他们总是那么粗鲁，总是充满了愤怒。你必须记住，当时是战后不久，英国的工人阶级非常好斗。那时爆发了好几次煤矿大罢工，矿工们被视为魔鬼的化身，老太太们每天晚上得检查床底下，担心罗伯特·史密利会躲在那里。在战争期间与之后一小段时间里，工人们的工资很高，而且不用担心失业，但很快情况就开始回复原状，甚至变得更糟糕，工人阶级自然而然地进行反抗。许多人受空头承诺的蒙骗，参军作战，退役回家时却发现工作没有了，甚至连家也没有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经历过战争，带着老兵油子的习气回来，尽管受过军纪约束，却变得目无法纪。到处弥漫着动荡骚乱的气氛。以下这首歌的歌词唱出了当时人们的心声：
“世道真是不太平，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穷人家忙着把孩子生，
就在这个时代，
生活在这个时代，
何不及时行乐？”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想到失业会伴随他们的一生，只能靠不停地喝茶纾缓心中的郁结。他们仍然盼望着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将会到来，他们比以往更加公开地对装腔作势的上流社会表示敌意。因此，在那些充当缓冲带的资产阶级，例如我这样的人眼中，“平民们”都是一些行为粗鲁、面目可憎的人。回首那段岁月，我觉得似乎有一半的时间在谴责资本主义制度，而另一半的时间抱怨巴士乘务员的倨傲无礼。

所有“进步”理念都透着同样的沉闷、肤浅、伪善的思想倾向。以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为例。固然，每个左翼知识分子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他道貌岸然不假思索地宣称自己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一样，他自称独立于帝国之外。即使是那些根本不反对英国奉行帝国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也会装模作样地与之保持距离。对大英帝国进行嘲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白人的负担”、《大不列颠颂》、吉卜林的小说、那些讨厌的驻印度的英国人——只要一提起这些，每个人都会窃窃偷笑。哪个有教养的人这辈子没有至少一次取笑过那个曾经说过如果英国人离开印度，从白沙瓦到德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将不会剩下一个卢比或一个处女的印度老士官长呢？这就是典型的左翼人士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既孱弱又没骨气的态度。因为，归根结底，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希望大英帝国江山永固，或是希望大英帝国分崩离析？每个英国人的内心深处都不希望大英帝国分崩离析，就连那些嘲讽驻印度英国军官的人也不例外。因为除去别的考量不说，我们在英国本土所享受的高水准的生活实仰赖于我们对帝国疆域，尤其是热带殖民地如印度和非洲的高压统治。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为了让英国本土的居民能生活得舒服一些，一亿印度人就得挣扎在饿死的边缘——堪称罪孽深重，但每次你坐出租车或点一盘奶油草莓的时候，你就默默地认可了现状。另一种情况就是任由大英帝国解体，只剩下英格兰这座寒冷边远的小岛，我们每个人都得非常努力地工作，以鲱鱼和土豆为食。没有哪个左翼人士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他们仍继续认为自己不应为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负上道义的责任。他对大英帝国的产品来之不拒，却又嘲讽那些巩固帝国统治的人，借此拯救自己的灵魂。

我觉得所有这些刻意为之的打破阶级隔阂的活动都错得很离谱。有的活动根本徒劳无功，而就算有的活动收到了效果，那也只会是加深阶级之间的偏见。如果你能好好考虑一下的话，就会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你是在揠苗助长，在阶级之间营造出一种生硬而令人不快的平等氛围，结果，摩擦将原本隐藏在内心深处，或许永远不会显露的种种情感全都暴露出来。正如我对高尔斯华绥的阐述，只要一遭到现实的打击，感伤主义者的想法就会立刻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把那些和平主义者的画皮揭掉，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沙文主义者。那些中产阶级的独立工党党员和留着胡须、只喝果汁的人都赞同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前提是他们继续倒拿着望远镜观察无产阶级。只要让他们和无产阶级发生真正的接触——比方说，让他们在星期六晚上和喝醉酒的搬鱼工人干一架——他们就会立刻缩回去，露出所有中产阶级人士那股自负傲慢的姿态。然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是不会和喝醉酒的搬鱼工人打架的。他们只和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有真正的接触，但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种人。前一种人仍然是工人——他们坚持工作，当机修工、码头工人或做别的工作，他们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说话的方式和习惯，而是在闲暇时间“提升自己的头脑”，为独立工党或共产党服务；还有一种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他们通过考取国家奖学金的方式成功挤进了中产阶级的行列。前一种人是最高贵的人，我曾经遇到过几个这样的人，就连最古板保守的保守党人也喜欢他们，钦佩他们；而后一种人，除了少数例外——例如，戴维·赫伯特·劳伦斯——都不那么讨人喜欢。

如果你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你很容易就以为自己已经变得不像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了，因为你觉得嘲笑爱国主义、英国国教、旧式的校服领带、毕灵普上校和其它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出身于资产阶级文化之外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里，你和毕灵普上校的相似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之处。在他的眼中，你和毕灵普上校其实都是一路货色，而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正确的，尽管你和毕灵普上校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因此，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遇时，情况并不会像兄弟之间久别重逢，而会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矛盾，结果只会挑起纷争。
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待这一切的，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人士内心的信念受到了冲击，他们退回到了出于恐惧的保守状态。但你还必须考虑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心中燃起的敌意。这些知识分子靠着自己的努力几经辛苦才摆脱了自己的阶级，进入资产阶级的世界，本来希望能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和更完善的精神成就，但他们却发现资产阶级的世界只有空虚和死寂，没有丝毫温馨的人类情感——没有任何真正的生活。在他们眼中，资产阶级只是挣钱的傀儡，血管里流的是冰冷的水而不是热血。他说的就是这些，几乎每个出身无产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都会围绕着这个主题说个没完。因此就有了如今我们深受其害的“无产阶级”套话。每个人都知道，或许应该知道，那些话是怎么说的。资产阶级都是“死气沉沉”的人（“死气沉沉”这个词如今被用滥了，它非常好用，因为它毫无意义），资产阶级的文化已经分崩离析，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很可耻，等等等等。

到处你都可以看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一个中产阶级人士二十五岁的时候是个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而到了三十五岁就成了目空一切的保守主义者。他的转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或许，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幸福美好的国度，在那个世界里我们仍将像以前一样生活，只是没有了阶级仇恨和势利自大。或许，那将会是一个荒凉惨淡的世界，所有我们的理想、规范和品味——事实上，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将不再有任何意义。或许，这场打破阶级的革命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相反，它就像在黑暗中误打误撞，最后遇到的是一头露出狰狞微笑的老虎。我们怀着爱心，带着纾尊降贵的微笑去问候我们的无产阶级兄弟，但是，看哪！我们的无产阶级兄弟——我们对他们根本缺乏了解——并不需要我们的问候，他们希望我们去死。当资产阶级了解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逃走，而如果速度够快的话，他们或许会变成法西斯主义者。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没有人拥有自由，没有人觉得安全，当老实人几乎没有活路。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而言，他们的生活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进行了描述，而这些情况想要有本质上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英国工人阶级只能寄希望于某些行业能暂时景气一些，比方说，军备调整让失业的规模暂时减少一些。即使是中产阶级，历史上头一回，也感到了压力。他们还不用忍饥挨饿，但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似乎在挫折失意的罗网中拼命挣扎，发现自己是那么不开心、不积极，而且那么没用。即使是那些社会顶层的幸运儿，那些真正的资产阶级人士，也会时不时为社会底层那些人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担忧，更对前途的凶险感到恐惧。而对于一个掠夺世界财富达百年之久的仍然富足的国家来说，这只是最初的阶段。很快就会有连上帝都无法预料的恐怖事件发生——在这个受到上帝庇佑的国度，我们根本没有应对的经验。
与此同时，每个人只要愿意思考都知道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假如能真正实现的话，将能提供一条出路。至少，它可以让每个人吃上饱饭，即使它将我们的其它一切剥夺殆尽。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如此基本的常识，我有时候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社会主义怎么还没有实现。这个世界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能为每个人提供充足物资的国度。我们互相合作，每个人尽其所能干活，并获得应得的回报这个理念似乎是如此天经地义，人人都应该接受这个制度，除非他怀有私心杂念，希望现行的制度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那就是，社会主义尚未建成。社会主义事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在明显地倒退。当前几乎所有的地方，社会主义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事态恶化的速度非常迅猛。在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西班牙的法西斯势力已经对马德里展开狂轰滥炸，很有可能，在本书付梓之前西班牙将成为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法西斯将控制整个地中海领域，英国的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墨索里尼。不过，我并不想在此探讨更加宽泛的政治问题。我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原本应该高歌猛进，但事实上却在节节败退。社会主义拥有如此优厚的条件——因为每个饥肠辘辘的人都会支持社会主义——但比起十年前，社会主义不再那么深入人心。如今稍微有点思想的人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在积极地反对社会主义。这一定是因为宣传方式的不当。这意味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主义实在是令人厌恶，将原本应该热烈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给赶跑了。

令任何局外旁观者最惊诧不已的事情是，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完全只局限于中产阶级。典型的社会主义者不是胆小的老太太们所想象的面目狰狞的工人，穿着油腻腻的工装服，说起话来哑声哑气。他要么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布尔什维克，五年后就会和一个富家小姐结婚，并成为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更常见的是，他是一个拘谨呆板的白领小职员，私下里是个禁酒主义者，而且有素食主义的倾向，曾经是非英国国教的信徒。而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无意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各个地方的社会主义者集会里，后面一种人非常普遍，或许他们是从旧的自由党那儿成群结队过来的。除此之外，只要社会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怪胎奇人充斥其间——真的让人心里觉得不痛快。有人会误以为只要提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一股魔力就会将每个喝果汁的人、天体主义者、趿着拖鞋的人、性欲狂、贵格会信徒、提倡“自然疗法”的庸医、和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召集起来。这个夏天有一次我乘巴士经过莱奇沃斯，车停了下来，两个样貌恐怖的老头上了车。他们俩看上去都六十来岁，个头都很矮，肤色通红，身材肥胖，没有戴帽子。其中一个是秃子，另一个长着浓密的灰发，剪了和劳合·乔治一样的发型。两人都穿着淡绿色的衬衣，穿着卡其布短裤，肥肥大大的臀部被紧紧地裹住，似乎连每个浅浅的凹坑都清晰可见。看到他们两人，巴士里立刻起了一阵喧闹。坐在我身边的大概是位旅行推销员，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两个老头，然后又看了看我，嘟囔了一句，“社会主义者”，就像在说，“印地安红番”。或许他是对的——独立工党正在莱奇沃斯举行夏季课程。但问题的关键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奇装异服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就是奇装异服的人。他或许觉得，每个社会主义者都肯定有一些性情古怪之处。就连社会主义者自己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举例来说，我这里有一份另一个夏季学校的计划书，里面列举了每个星期的课程，然后让我回答：“我希望吃普通饮食还是素食”。你了解到，他们认为有必要问这个问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事情本身已经疏远了很多正统的人士。他们的本能反应其实很自然，因为一个奇怪的素食主义者居然愿意戒绝人类社会的饮食，为的就是让他那副臭皮囊延续五年的寿命，这种人已经偏离了普遍的人性。

除此之外你还得补充一件丑陋的事实：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虽然理论上向往的是没有阶级之分的社会，但他们仍留恋着自己那可怜巴巴风雨飘摇的一点社会地位和尊严。我记得第一次参加伦敦独立工党支部会议时那种可怕的感觉。（在北方可能情况会好一些，那里没有那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我就纳闷了，这些卑劣的小人物难道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吗？与会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带着中产阶级自负傲慢盛气凌人的优越感。如果一位真正的工人，比方说，一位从矿坑里上来脏兮兮的矿工，突然走进他们中间，或许他们会觉得尴尬、气愤与厌恶。我猜想他们有的人或许会掩着鼻子一走了之。在宣扬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即使它们并没有公开地表示轻蔑，但内容总是脱离工人阶级的说话习惯和思维方式。科尔夫妇、韦伯夫妇、斯特拉奇兄弟等人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现在到底无产阶级文学还存不存在都成了问题——连《工人日报》都变成了标准的南方英语——找一个好点的音乐厅喜剧演员来写都要比我所能想到的社会主义作家要写得好一些。至于共产主义者们所使用的词汇，它们根本脱离了现实生活，就像数学课本里面的语言文字一样。我记得听过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对工人阶级的演讲，内容统统都是书本里的东西，每个句子都那么冗长，括号一个接一个，什么“尽管如此”、“虽然这样”，还有那些陈词滥调，像“意识形态”、“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巩固与团结”，诸如此类。演讲结束后，一个兰开夏的工人起身用他们自己的行话对听众发言。这两个演讲者哪个更贴近听众？答案不言自明，但我猜想那位兰开夏工人当时并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工人，只要他还是个真正的工人，他对社会主义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形成非常完整而合乎逻辑并且一以贯之的理解。他很可能会投票给工党，如果有机会的话，他甚至可能会投票给共产党，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那些高高在上、纸上谈兵的社会主义者会很不一样。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比方说，你在周六晚上一间小酒吧里看到的那些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工资高一些，工作时间短一些，没有监工对你呼呼喝喝。对于那些更倾向于革命的人来说，那些饥肠辘辘，又被雇主列入黑名单的人，社会主义就像是一个反抗压迫的口号，在将来以暴力进行对抗的模糊的威胁。但根据我的经验，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能理解社会主义更深层次的含义。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仍是社会主义者，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真诚，因为他还记得社会主义意味着正义与体面，而后者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公平，还要对我们的文明和他的生活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他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憧憬，充其量是以当前社会为原型，只是消除了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所关心的重点还是现在他所关心的问题——家庭生活、酒馆、足球和地区政治。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的意义，那是拿三个神秘的实体——正题、反题、合题玩杯里藏豆的把戏。我从未发现一个工人会对这些产生兴趣。的确，有许多学究型的社会主义者出身于工人阶级，但他们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他们没有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属于在上一章中我所描述的两种人：一种是通过成为文坛知识分子而挤进中产阶级的人，一种是成为工党议员或高高在上的工会领导。后一种人是世界上最不受待见的人。他被选出来是要为自己的工友抗争的，而对他来说，这却成了一份“优差”，让他有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且不仅如此，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本身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此同时，他仍有可能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从未遇见过一个矿工、一个钢铁工人、一个棉纺工人、一个码头工人、一个挖土工人或别的什么人有正确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许多社会主义者内心真正的动机只是过度膨胀的秩序感。当前的种种现实令他们不满，不是因为许多人在受苦，更不是因为许多人被剥夺了自由，而是因为他们觉得社会不是那么齐整有序。他们希望将整个世界改造成像棋盘一样秩序井然。肖伯纳一生都是社会主义者，他写了很多戏剧，这些戏剧到底展现了多少他对工人阶级的理解和关怀？肖伯纳本人曾说过，在舞台上工人只是“引起怜悯同情的道具”。事实上，他做得更加过分，只是将他们描写成类似威廉·魏马克·雅各布斯笔下的滑稽角色——现成的、可笑的伦敦东区人，就像在《芭芭拉上校》和《布拉斯邦德上尉的皈依》中所展现的那样。他就像《潘趣》那样冷笑着看着工人阶级，而在更严肃的时刻（比方说，《啼笑姻缘》这出戏里那个象征失去产业的无产阶级的年轻人），他觉得工人阶级都是可恶讨厌的人物。贫穷，以及由于贫穷而产生的思维习惯，应该由上至下彻底禁止，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力，或许甚至应该动用武力。因此，他崇拜的是“伟人”，欣赏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的“独裁者”。显然，在他看来（参见他关于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及对斯大林与威尔斯谈话的评论），斯大林和墨索里尼都是差不多的人。在西德尼·韦伯夫人的自传中，你看到同样的事情，只是形式更加拐弯抹角，在不经意间揭示出一个傲慢的社会主义贫民窟探访者最为真实的面目。事实上，对于许多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而言，革命并不是群众自发结社组织的行动，革命意味着一系列的改革，而“我们”这些人，这些比较聪明的人，将对那些“低下的人”发号施令。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这些知书识礼的社会主义者看成是冷血动物，完全没有感情。虽然他们很少展现出对受压迫群众的关爱，他们却将对剥削者的仇恨——那种古怪的、停留于理论上的无来由的仇恨——展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就有了那套古老而盛大的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进行谴责的运动。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几乎每个社会主义作家都能狠狠地鞭笞自己，激起极度的愤怒，痛斥他所出身或拼命挤进去的阶级。有时候，对资产阶级的习性和意识形态的仇恨是如此影响深远，就连书本中出身资产阶级的人物也未能幸免。

大家普遍都觉得，任何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文明和我们的文明相比，就像是一瓶崭新的殖民地出产的勃艮第红酒和几勺上等的博若莱红酒。我们生活在一个形近崩溃的文明，但它曾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经过修修补补看上去仍非常繁华，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可以这么说，它仍然酒香四溢，而那个想象中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就像冒牌的勃艮第，只有铁锈和水的味道。因此，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重要的艺术家都无法被说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比起画家，作家们的政治理念和他们的作品联系更加紧密。说实话，我们必须承认，几乎所有宣扬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都很无趣，品味低下，文字拙劣。考虑到当前英国的形势，社会主义的理念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然而，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文学的翘楚是威斯坦·休·奥登——一个懦弱版的吉卜林，还有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更加软弱的诗人。每一个有分量的作家和每一本值得阅读的书，都在另一个阵营。我相信俄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虽然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料想在革命后的俄国，激烈的事件将诞生出富有活力的文学作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西欧，社会主义还没有催生出真正意义的好作品。不久以前，当问题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有一些活跃的作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只是把这个词语作为一个模糊的标签。因此，如果易卜生和左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这只是表示他们是“进步作家”，而在安纳托尔·法郎士身上，这只是表示他是一个反对教会的人士。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从事宣传的作家，都是些无趣空洞、夸夸其谈的人——萧伯纳、巴比塞、厄普顿·辛克莱尔、威廉·莫里斯、沃尔多·弗兰克等等。当然，我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应该受到谴责，因为那些潜心创作的人不喜欢它。我甚至不是想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催生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尽管我确实觉得社会主义没能催生值得歌唱的赞歌不是一件好事。我只想指出，真正拥有才华的作家对社会主义漠不关心，有时甚至怀有敌意。这不仅对那些作家是坏事，而且对社会主义事业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社会主义需要好的作家。

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能理解为什么有思辨能力的人会抗拒看似非常迷人的社会主义目标。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这一情况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自怜自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无法理解反对者们在想些什么，否则，欧洲的局势也就不会恶化到如今这番绝望的田地。他们掌握了能理解一切事物的哲理，于是也就不会劳心费神去了解其他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比方说，下面是一个我所说的这种事情的例证。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认为——从某种层面上讲，这个理论是成立的——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产物，而当前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之一——内维尔·阿尔德里奇·霍达威先生对这个问题是这么写的：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主义催生了法西斯主义……这种看法所蕴含的真相是，共产主义活动的蓬勃发展向统治阶级提出了警告：民主化的工党再也无法控制工人阶级了，资产阶级独裁只能采取另外一种手段以继续其统治。”
你可以看到这段话的思维方式缺陷，因为他总结出了法西斯主义诞生的经济原因，却认为精神层面的原因并不重要。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而归根究底，它确实是一种统治手段。但这只能解释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对资本家们有吸引力。而数百万并非资本家的人呢？那些无法从法西斯主义那里获得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心里也知道这一点，却依然成为法西斯信徒的人呢？显然，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他们只能逃窜到法西斯主义的庇护之下，因为共产主义对有些事物提出了攻讦（爱国主义、宗教等等），而这些事物要比经济上的动机更加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催生了法西斯主义这个说法确实所言非虚。遗憾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只专注于意识形态中的经济问题。的确，经济上的争论有助于揭示真相，但不良的后果就是，他们的大部分宣传工作都无法切中要害。在本章我要探讨为什么人们要躲避社会主义，尤其是那些天性敏感的人。我将花点篇幅对其进行分析，因为这些想法非常广泛，非常强大，而社会主义者们几乎对其一无所知。

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与机器生产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都市人的信条，与工业主义相伴相生，扎根于城市无产者和城市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或许只有在工业化的社会才能诞生。社会主义是与工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在每个人（或每户家庭，或其它社会单位）在某种程度上相对独立时，私人所有制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工业主义的目的是任何人或任何单位都无法相对独立，哪怕只是短暂的片刻。当工业主义达到了一定的层次时，它就一定会催生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当然，工业主义不一定意味着社会主义，它或许会演变为“奴隶社会”，而法西斯主义正是这一前景的前兆。反之亦然。机器生产不一定意味着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必定包含了机器生产，因为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某些事情是与原始的生活方式不相容的。譬如说，它要求世界各地不间断地沟通交流、交易商品货物，它要求以中央集权的形式进行控制，它要求所有人都以大致相同的标准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以相同的方式接受教育。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高度机械化，或许比美国更机械化。没有社会主义者会否认这一点，社会主义社会总是被描绘为完全机械化、高度组织化的世界，对机器的依赖就像原始社会对奴隶的依赖一样。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妙——或者很不妙。许多有思辨能力的人，或许是大部分有思辨能力的人并不喜欢机器文明，但任何稍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时候谈论捣毁机器根本是无稽之谈。但不幸的是，社会主义总是和机器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不仅视机器文明为必要的发展阶段，更将机器文明视为终极目标，几乎成了一种宗教。

社会主义世界将是一个秩序井然、高效运作的世界。但正是这一幕恍如威尔斯笔下世界的未来情景令敏感的人退避三舍。请你注意，这一本质上奉行物质享受准则的“进步”观念并不是社会主义信念的应有之义，但它已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信念的内容之一，结果就是隐藏在所有人心中的捉摸不定的保守主义情怀很容易就被激起，以此反对社会主义。
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对机器和科学产生疑虑，但重要的是将种种对于科学和机器的敌意动机（在不同的时期这些动机是很不一样的）进行分类，而不去理会当代文人的妒忌——他们痛恨科学，因为科学夺走了文学的权威。我所熟悉的对科学与机器进行全面抨击的文学作品，是《格列佛游记》的第三章。但斯威夫特的抨击，虽然十分精妙，却完全言不及义，甚至可以用愚蠢加以形容，因为它出自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的手笔——或许对于一个写出了《格列佛游记》的人作出这番评价显得有点奇怪。对于斯威夫特来说，科学只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而机器都是一些没有用处的奇技淫巧。他的判断标准是实用性，但他却无法看到当时似乎没什么实用价值的实验到了将来会催生出的结果。在该书的另一处地方，他认为最好的发明是“让曾经长过一茬绿草的地方长出两茬绿草来”。显然，他没有意识到，机器能做的就是这些。不久之后，一度受到鄙视的机器开始运作，科学扩展了它的版图，而宗教与科学的斗争也随之展开，那是我们的爷爷辈那一代人的事情了。宗教与科学的斗争结束了，双方偃旗息鼓，宣告己方获得了胜利，而大部分信奉宗教的人依然对科学持有偏见。贯穿整个十九世纪，对科学与机器的批判不绝于耳（比方说，狄更斯的《艰难时代》），但理由都很肤浅，认为工业文明的初始阶段很残忍丑陋。但萨缪尔·巴特勒对于机器的攻讦——那个广为人知的、描写伊尔丰国的章节——则不一样。不过，巴特勒生活的时代远远没有我们的时代那么绝望，在那个时代，一个出色的人仍然能够在业余时间有闲情雅致去涉猎别的领域，因此，对于他来说，整件事就像是某种智力上的锻炼。他洞察我们对机器可怜巴巴的依赖，但他并没有花费心思去思索这种情况将导致的结果，而是对其进行了夸张的处理，只是为了将其变成一个笑话。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机器化获得了胜利，我们确确实实地感到人类对机器的依赖使得我们再也不可能过上完整的人性化生活了。或许，一个人会看着一张煤气管式的椅子，然后萌生机器是生活的敌人这个想法，有谁能不对此心有同感呢？然而，这种感觉往往是本能的意念，而不是理性的想法。

机器的作用是减少工作。在完全机械化的世界，所有的苦差事都会由机器完成，使我们获得自由，追求我们更感兴趣的事物。这种描述听起来特别迷人。一个人看到几个工人大汗淋漓地给水管挖渠会觉得很难过，而操作简单的机器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渠给挖好。为什么不让机器干活，让那几个工人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呢？但问题出现了，他们可以去做别的什么事情呢？假设他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去做不是“工作”的别的事情，但什么是工作？什么不是工作？工作是不是就是挖土、做木匠活、种树、伐树、骑马、钓鱼、打猎、喂鸡、弹钢琴、拍照、建房子、做饭、锯东西、织帽子、修摩托车呢？所有这些对于某些人是工作，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休闲。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活动既可以看成是工作，也可以看成是休闲，关键是你怎么看待它们。不用去挖渠的工人可能会想去弹钢琴，而一个职业钢琴师或许会很高兴能到马铃薯园里挖土。因此，乏味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工作和让人想要去做的消遣之间的二元对立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当一个人不在吃喝、睡觉、做爱、聊天、玩游戏或无所事事时——这些事情不可能占据一辈子的时间——他需要工作，总是在寻找工作，虽然他不一定称之为工作。只要不是三级或四级智障，生活就得在努力中度过。因为，人并不像那些低俗的享乐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会行走的酒囊饭袋，他还有双手双眼和大脑。四体不勤的结果就是你把大部分的知觉给砍掉了。现在我们再看看那几个挖渠铺水管的工人。有了机器他们就不用再挖渠了，他们准备做点别的事情让自己开心一些——比方说，做木匠活。但无论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总会发现有另一样机器让他们根本无用武之地。因为在完全机械化的世界里，根本不需要木匠、厨师、机修工，就像不需要有人挖渠一样。几乎没有事情，从捕鲸到雕刻红宝石，是不能靠机器完成的。机器甚至将会侵蚀我们现在称之为“艺术”的活动，通过照相机和留声机，它已经在这么做了。当世界在方方面面都实现了机械化，无论你再怎么努力，总会有某样机器剥夺了你工作的机会——同时也意味着生存的机会。

一代人之前，每一个有思想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革命者，而现在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更像是反动派。

有必要将威尔斯的《当睡者醒来时》和三十年后奥尔德斯·赫胥黎写出的《美丽新世界》进行比较。这两本书都是对乌托邦的悲观描述，表现了一本正经的天堂，在那里，“进步”人士的所有梦想全都成为现实。从想象力的角度上进行评价，我觉得《当睡者醒来时》要略胜一筹，但它因为一个巨大的矛盾而受到戕害，因为作者威尔斯是拥护“进步”的文化主将，没办法怀着坚定的信念去撰写反对“进步”的内容。他描绘了一幅闪闪发亮而出奇狰狞的画面：统治阶级过着肤浅的、毫无生机的享乐生活，而工人阶级沦为彻底的奴隶，像亚人那么无知，如同穴居人一样在地洞里辛苦地工作。在精彩的短篇小说《时空故事》里，关于这一思想的描写更加深入。如果对这一思想进行考察，就会发现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威尔斯想象出一个高度机械化的世界，为什么工人阶级在这个世界里要比以往更艰苦地劳动呢？机器的本质不就是为了消灭劳动，而不是增加劳动吗？在机械化的世界里，工人们或许会被奴役，遭受不公的对待，甚至吃不饱穿不暖，但他们根本不会被驱使从事体力劳动，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要机器做什么？你可以让机器从事一切工作，你可以驱使人力从事一切工作，但你不能二者兼得。大批大批的工人在地底下劳动，穿着蓝色的制服，说着退化的半人类语言，这些描写纯粹只是为了“让你觉得毛骨悚然”。威尔斯想表达的是，“进步”或许会走向反面，但他所关心的唯一邪恶是社会不公——某个阶层攫取了所有的权力与财富，对其它阶层进行剥削压迫，显然纯粹只是出于仇恨。他似乎在绕着弯儿暗示，将特权阶级推翻——将资本主义体制改造为社会主义体制——所有的问题将得以解决。机械化文明将继续存在，但一切产品将得到平均分配。他不敢直面这么一个想法：机器本身可能将成为人类的敌人。因此，在他的一系列描写乌托邦的作品中（《梦境》、《与神一样的人》等等），他回归乐观主义，认为人性将被机器所“解放”，成为思想进步开明、沐浴在阳光中的新人，他们的唯一话题，就是比起前人他们更加优秀幸福。《美丽新世界》成文要晚一些，属于看穿了“进步”是个骗局这一代人的作品。它有自己的矛盾（约翰·斯特拉奇先生的《即将到来的权力斗争》指出了最重要的矛盾），但它至少对志得意满的至善论作出了令人难忘的抨击。除了夸张的讽刺，这本书表达了大部分愿意思考的人对于机器文明的观感。

敏感的人对于机器的反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消灭机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作为一种态度，这种反感情绪值得好好进行探究。确实，我们必须接受机器的存在，但如果能以接受药物的态度——以审慎而有所保留的态度去接受机器——这样或许会好一些。和药物一样，机器很有用，但也很危险，而且会上瘾。人类越是向机器屈服，就会越被机器牢牢控制。现在你只需要看看你的周围就会知道机器正以如何迅猛的速度将我们置于它的魔力之下。首先是可怕的品位败坏，一个世纪来的机械化已经使得这种事情发生了。这一点已是司空见惯而且众所周知，不需要特别指出。但我只举一个例子，以最狭义的品位为例——对于美食的品位。在高度机械化的国家，由于罐头食物、冷冻食物、合成调味料等东西的影响，味蕾已经几乎是死去的器官。到任何一间蔬果店去，你会看到大部分英国人所说的苹果其实是从美洲或澳洲运来的一团颜色鲜艳但味如嚼蜡的软绵绵的东西。他们吞食着这些东西，似乎还吃得津津有味，任凭那些英国本土的苹果在树下腐烂。美国苹果吸引他们的，是那闪闪发亮的、标准化的、机器做出来一般的外观，而英国本地苹果虽然味道更好，但他们根本不加留意。或者看看任何一间杂货商店里卖的那些工厂制造、包着锡纸的乳酪和“混合”黄油；看看那些逐渐占据任何食品店或奶制品店空间的一排排丑陋的罐头；看看那六便士一罐的瑞士蛋卷或两便士一根的冰棍；看看那些人们畅快痛饮的被称为啤酒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肮脏的化工副产品。无论你走到哪儿，你都可以看到某样机器做出来的食品替代另一样旧式的食品，但这些所谓的机器食品味道和锯末其实差不了多少。食物是这样，家具、房屋、衣服、书籍、娱乐和我们生活中任何一样东西也是如此。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万人——这个数字在逐年增加——不单单接受了收音机的大鸣大放，而且认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背景声音，比牛群的哞哞叫或鸟儿的歌唱更加平常。如果人们的品位，包括舌头上的味蕾没有退化的话，机械化是不可能深入发展的，因为这样一来，大部分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就没有人要吃了。在健康的世界里，没有人会想享受罐头食物、阿司匹林、留声机、气管式椅子、机关枪、日报、电话、汽车等等等等。另一方面，人们会希望享受到机器无法制造的东西。但机器已经存在，而它的败坏性后果是几乎无法抵挡的。一个人可能会对机器痛加斥责，但还是会继续使用它。就算是一个光着屁股的野人，让他在文明世界里住上几个月，他也会知道现代文明的坏处。机械化导致品味的退化，而品味的退化导致了对于机器制造的产品的需求，因此加深了机械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即使全人类突然间对机器产生反感，决定摆脱机器，回归更朴素简单的生活方式，那仍然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情不会像巴特勒的伊尔丰国那样，到了某个日子就将所有的机器统统捣毁。在捣毁旧的机器之后，我们还得根除总是不自觉地想要发明新机器的思维习惯。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仍有那个思维习惯的残余。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大批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我们每个人都在气喘吁吁地追赶着他们的脚步，就像一群盲目而意志坚定的蚂蚁一样沿着“进步”的道路不断前进。只有少数人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大部分人都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然而，事情的的确确正在发生。机械化进程本身变成了一部机器，一部庞大而闪闪发亮的汽车，载着我们不知朝哪里而去，或许它将载着我们抵达装着软垫的威尔斯的世界和罐子中的大脑。
这就是反对机器文明的理由。至于这个理由合不合理并不要紧。重要的是，每一个反对机器文明的人都在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话。不幸的是，由于那个思想上的联系：“社会主义——进步——机器——俄国——拖拉机——卫生——机器——进步”，它存在于几乎每个人的头脑里面。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敌意。那些人痛恨中央暖气和气管式的椅子，而当你提起社会主义时，他们会嘟囔着“蜂巢社会”，然后带着痛苦的表情走了开去。

当一个人在描绘令人向往的文明时，他只需要将其描绘成一个目标就好了，没有必要撒谎说它曾经在时空中存在过。将这一点坚持到底，解释说你希望让生活变得更简单和艰苦，而不是更舒服和复杂，那些社会主义者就会认为你希望倒退到“自然状态”——意指臭气熏天的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似乎在钻木取火和谢菲尔德钢铁厂之间或在一艘小皮筏和皇后玛丽号之间再无其他。
然而，最后你会得到一个更加切中要害的答复，内容大致上是这样的：“是的，你所说的话很有道理。确实，磨砺我们的筋骨，拒绝阿司匹林、中央暖气和其它发明确实是很高尚的事情。但问题是，你知道的，没有人愿意过这样的生活。这意味着回到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极其辛苦地劳动，而这与进行园艺工作根本是两回事。我不希望辛苦地工作，你也不希望辛苦地工作——没有哪个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会想要那种生活。你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你这辈子从未干过一天的苦工。”等等等等。
这番话确实颇有道理。它的意思其实是：“我们都是柔弱的人——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继续柔弱下去吧！”这至少是真实的。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机器已经牢牢控制着我们，摆脱其控制将会非常困难。

要与法西斯主义进行周旋，就必须对其有所了解。我们必须承认，法西斯主义虽然极端邪恶，但自有其优点。当然，法西斯主义奉行臭名昭著的独裁统治，其夺权和掌权的方式连其最热心的辩护者也会选择顾左右而言他。但法西斯主义的内在情绪——一开始将人们引入法西斯阵营的情绪——或许并没有那么可鄙。它并不总是像《星期六评论》引导读者所假定的那样，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怪物实施的恐怖。每个曾经只是粗略了解过这场运动的人都知道，一个普通的法西斯分子通常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例如，他真诚而热心地希望改善失业状况。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法西斯主义从保守主义的优点与缺点中汲取力量。对于任何认可传统和纪律的人来说，它一开始就具有吸引力。当你受够了那些手段没那么老到的社会主义宣传后，或许你很容易就会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保卫欧洲文明精华的最后防线。即使是那些最糟糕的法西斯恶棍，一只手拿着橡胶警棍，另一只手拿着蓖麻油的瓶子，也不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恶棍，他更可能觉得自己像是隆瑟瓦克斯关隘的罗兰将军，在抗击蛮夷，保卫基督教世界。我们必须承认，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地节节胜利，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们自乱阵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共产主义者错误地推行破坏民主的策略，这无异于锯掉你自己坐在上面的树枝；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者以最离谱的方式错误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他们从未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公正与自由。他们的眼里只有经济，他们以为人类没有灵魂，以明确或隐晦的方式表明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物质化的乌托邦社会。结果，法西斯主义得以利用每一个反感享乐主义和廉价的“进步”概念的本能。法西斯主义以欧洲传统的救世主自居，吸纳了基督教的信仰、爱国主义和军人品质。将法西斯主义斥之为“大众虐待狂”或类似的轻佻言语是根本无济于事的。如果你伪称它只是一种时尚，很快就会自动烟消云散，那你是在白日做梦，当某个人拿着橡皮警棍揍你的时候就会醒来。唯一的可行之道，是认真地审视法西斯主义，承认它的确有可取之处，然后向世人清楚地表明法西斯主义的好处社会主义也可以做到。

机器技术的进步最终一定会形成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但那种形式不一定是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与那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我们很容易想象出一个世界体系，在经济上推行集体主义——也就是说，消灭了利润原则——但所有的政治、军事和教育权力都掌握在一小撮统治者和他们的帮凶手中。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的对手——我指的是那些认识到资本主义体制的邪恶本质，但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会起鸡皮疙瘩的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主要归因于两点。其一是许多社会主义者自身有不少缺陷；其二是社会主义总是伴随着只追求经济效应而且亵渎神明的所谓“进步”思想，让许多缅怀传统或追求美感的人感到反感。首先我要解释第二点原因。
感性的人总是讨厌“进步”和机器文明，但这只是态度上的问题，不足以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因为它所拥护的对立面并不存在。当你说：“我反对机械化和标准化——因此我反对社会主义。”实际上你是在说：“没有机器我也可以生活得很自在。”而这是在胡说八道。我们都依赖机器而生存，如果机器停止运作，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活不下去。你可以痛恨机器文明，或许你对它的痛恨是正当的，但在目前，在接受机器文明或拒绝机器文明这个问题上，你没有选择。机器文明已经出现，只能从内部对其进行批判，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其中。只有浪漫的傻瓜才会以为自己能摆脱机器文明，就像那些住在配有冷热水浴室的都铎式小别墅的文人骚客，或跑到丛林里过“原始生活”的野性的男人，带着一把曼利夏步枪和满满四马车的罐头食物。可以肯定的是，机器文明将继续高歌猛进。我们没有理由以为机器文明会自我摧毁，或自发停止运作。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当前的战争将彻底“摧毁文明”，但可以肯定的是，下一场全面战争的可怕程度将使得之前一切战争成为笑料。战争是不可能阻止机器文明前进的。的确，像英国这么一个脆弱的国家，或许整个西欧，只要几千颗精准放置的炸弹就足以摧毁其秩序，但目前还没有任何战争形式能同时摧毁所有国家的工业文明。回归更简单、更自由、机器化程度更低的生活虽然令人心生向往，却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并不是宿命论，只是接受现实。你可以反对蜂巢社会，但这并不是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因为蜂巢社会已经形成了。你的选择不是在人性化的世界和非人性化的世界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进行取舍，而法西斯主义充其量是剥夺了一切优点的社会主义。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许多人并不反感社会主义，他们反感的是社会主义者。当前社会主义之所以失去了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主义似乎沦为了玩世不恭者、教条主义者和沙龙布尔什维克等人的玩物。我们要记住，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那些玩世不恭者或教条主义者等人率先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有更睿智和更正派的人士加入这场运动，那些惹人讨厌的人将不再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当前我们只能咬紧牙关，不去理会这些人。当社会主义运动变得更加人性化之后，这些人就会变得无足轻重。而且，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要为正义和自由而奋斗，当社会主义的谬误得以澄清，它将带来正义与自由。值得记住的只有这些基本原则。因为许多社会主义者本身有缺陷而拒绝社会主义，就像你因为不喜欢检票员的脸而不愿意乘火车旅行一样荒唐无稽。

我要说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那些希望推翻暴政的人——不只是认为那会是好事，而是积极地期盼。但我知道大部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接受这么一个定义，或者只能勉强接受。有时候，当我聆听这些人谈话，或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后一种情况更为明显），我有一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整场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兴奋的围捕异端的行动——就像狂热的巫医在手鼓的节拍中跳跃起舞，高唱着：“妈咪妈咪哄，我闻到右翼异端分子的味道了！”正是因为这种事情，当你和工人阶级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更加容易察觉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天主教信徒一样，并不擅长教义，一张口就会说出异端的言论，但他们是虔诚的信徒，他们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推翻暴政，如果将《马赛曲》翻译给他们听的话，将比任何辩证唯物主义的长篇大论更能吸引他们。到了现在，如果还在坚持接受社会主义意味着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向俄国屈膝奉承，只会是浪费时间。社会主义运动不应该只是由一帮支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士组成的联盟，而应该是由一切反对压迫者的被压迫者组成的联盟。你必须争取到严肃认真的人士，将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自由派逐出队伍，他们之所以与法西斯主义为敌，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可以安稳地享受分红——他们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把前者视为耗子，而后者只是消灭耗子的毒药。社会主义意味着推翻暴政，包括国内与国外的暴政。只要你铭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谁是你真正的志同道合者。

我认为，在本质问题上社会主义者不需要作出牺牲妥协，但在一些外在问题上，作出牺牲妥协非常有必要。例如，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能不那么古怪偏执，情况将会好很多。如果那些拖鞋和淡绿色衬衣能拿去烧掉，每一个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伪君子被送回维尔温花园城安安静静地练他们的瑜伽就好了！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并不会发生。但我希望那些稍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能不再以傻气而无谓的方式让那些潜在的支持者敬而远之。有许多自以为是的小毛病要改正其实并不困难。就说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文学作品那种枯燥乏味的态度吧。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例子，在此我只单独列举其中一例。虽然听起来只是小事一桩，但并非这么简单。在旧的《工人周报》（《工人日报》的前身之一）有一个文学评论栏目叫《编辑案头读物》，有好几个星期栏目刊登了许多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文评。一位愤怒的读者来信写道：“亲爱的同志，我们不想听到关于像莎士比亚这些资产阶级作家的评论了。你就不能让我们了解一些更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作品吗？”等等等等。编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翻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前言，”他写道，“你会发现莎士比亚这个名字被提了好几遍。”值得注意的是，光是这一个理由就足以让反对者哑口无言。一旦莎士比亚得到了马克思的钦点，他就成为备受尊敬的作家。正是这种思想，让任何有理智的人选择了远离社会主义运动。你不需要在意莎士比亚被排斥。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整天把那些可怕的政治术语挂在嘴边。一个普通人听到诸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团结一心”、“对剥夺者的剥夺”这些术语时，他可不会觉得内心受到鼓舞，而是觉得很讨厌。连“同志”这个词都对社会主义运动起了一些反作用。许多摇摆不定的人参加公共集会，看到那些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者彼此互称同志，于是对社会主义意兴阑珊，悄悄地溜进了最近的劣等啤酒店！这种本能反应是很合理的，为什么要让自己身上贴上一枚荒唐可笑的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连提起这个名字都会在内心觉得羞愧呢？群众认定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是趿着凉鞋，唾沫横飞地大谈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非常致命的。你必须让大家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包容人性，否则万事皆休。

在左翼团体的思想和宣传作品中，从《工人日报》的社论到《新闻纪实报》的漫画专栏——总是有一股反上流社会的传统，总是对小资情调和价值观（用共产主义的术语来说，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进行非常不着调的嘲讽。这些嘲讽大部分内容很无聊，大部分来自于资产阶级的挑逗者，而他们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但是，这些内容非常有害，因为这让枝末小节影响了革命的大局，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最重要的事实引了开去，即贫穷就是贫穷，无论劳动的工具是锄头、斧头还是自来水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