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每天清晨,我最早听到的声音,是磨坊的女工们穿着木屐,踩过鹅卵石街道发出清脆的哒哒声。比那更早的声音,我猜是工厂开工的哨声,但我从来没有那么早醒来,未能亲耳听到过一次。
我的卧室住四个人,与其说是卧室,不如说是狗窝,里面永远是脏兮兮的,看了就睡不着。许多年前,这间房子原本是平常的住家,后来布鲁克一家买了下来,将它改造成内脏店兼出租屋。布鲁克一家从以前的屋主那儿继承了好几件报废的旧家私,却没有精力将它们搬走,所以我们只好委屈睡在原本应该是客厅的房间里。天花板挂着一盏沉重的玻璃吊灯,积着厚厚的一层灰,看上去像一层羽毛。一样庞大而丑陋的东西占据了一堵墙的大部分面积,似乎是餐具柜,又似乎是衣帽架,上面有许多雕刻花纹、小抽屉和好几面镜子。房间里有一张地毯,原来应该很华丽,但如今却在周围堆满了污水桶。另外还有两张抛光的椅子,椅面都裂开了,以及一张旧式的马毛扶手椅,坐上去只会滑倒下来。这个房间被改造成卧室,硬生生地塞进四张肮脏的床,和这些废品堆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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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族主义被狂热崇拜时,英国人观察着世界地图,发现自己身处的那个岛屿位于北半球纬度非常高的地方,于是想出了一个自鸣得意的理论:纬度越高,那里的人种往往越优秀。我小的时候被灌输的历史理论是这样幼稚地解释的:寒冷的气候令人精力充沛,而炎热的气候则令人懒惰,因此这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溃败的原因。这种胡搅蛮缠的理论认为英国人充满了活力(事实上,英国人是欧洲最懒惰的民族),盛行了起码上百年。1827年的一期《季度评论》写道:“我们宁愿为了国家利益而劳作不休,也不愿沉溺于橄榄油、葡萄酒和罪恶当中。”“橄榄油、葡萄酒和罪恶”三者高度凝聚了英国人对拉丁民族的观感。在卡莱尔、克里希等人的笔下,北方人(先是条顿人后来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被描绘成身材伟岸精力充沛的勇士,他们蓄着金色的胡须,道德品质纯洁高尚,而南方人都很狡猾、怯懦而且放纵堕落。这套理论根本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因为按它所说,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应该是爱斯基摩人,但这一理论的确承认比我们住得更北的民族要比我们更优秀。因此,过去五十年来,对苏格兰及其事物的盲目崇拜深深影响了英国的生活。但正是北方的工业化使得南方和北方的对立出现了奇怪的倾斜。直到不久以前,英国的北方一直是落后的封建地区,而工业则集中于伦敦和东南地区。以英国内战为例,这场战争其实是资本体制与封建体制的冲突。北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拥护国王,而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则支持议会。但随着煤矿工业传播到北方,新的阶层出现了,他们是白手起家的北方商人——狄更斯笔下的兰瑟威尔先生和鲍德比先生。北方的商人奉行令人讨厌的“誓要发达”的人生哲学,成为了十九世纪的风云人物,即使他们已经死去,却仍然阴魂不散。这种人被阿诺德·本涅特所推崇——他们以半个克朗起家,能挣到五万英镑,他们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发家致富之后比以前更加粗鄙无礼。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拥有赚钱的本事。我们不得不钦慕这些人,尽管他们思想狭隘、手段肮脏、傲慢自大、贪得无厌而且举止笨拙,他们“有种”,会“发达”,换句话说,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挣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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